二月一号早晨，特别的冷，刘星雨刚站在长廊里，就看见顾颖家的房门开了，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走出来，她出了大门，径直朝他这边来。
近了看时，他觉得她像自己认识的一个人，一时又想不起来。她手中拎着一只皮包。
“请问您贵姓？”
“免贵姓刘。”
“您就是刘星雨老师。”
“是我。”
“您认识这家的主人吗？”她指着顾颖家的房子说。
“认识，我给他们家的学生做过家教。”
“这家的主人托我把这个包交给您。”
“您是？”
“我是给他家看房子的。”
“她们呢？”
“搬家了。”
“请问搬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大概是搬到外地去了吧。“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不过听他家老太太的意思是不回来了。”
“是吗？”
那妇女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微微摇摇头，转身走了。他捧着那只皮包楞楞地站着，连声谢也没有。
他打开皮包，里边是个纸包，打开纸包，是两本日记和一封信。一股难以控制的绝望情绪窜上心头。那封信刘星雨看过之后只记住一句话。
“我走了。”
日记他是一篇一篇地看的，但文字在他眼中是机械跳动过去的，形不成任何印象。他努力地清除头脑中混乱的思想，把注意力集中到日记上来，但瞧不过三行，又变为机械跳动，头脑重又混乱起来。一张模糊、暗淡的容颜作为这混乱的背景，无论怎样努力去看，那也只是背景，依然模糊、暗淡，时间一长，心也便麻木了。
他一篇一篇地看，一页一页地翻，直到手翻不动，他把那只翻不了纸的手放到嘴边哈了一下，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翻。日记本掉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捡起来。他把日记本重又用包好，装进皮包里。把皮包贴在心口处，紧紧地抱住。
“顾颖”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两个字好象包含着他的全部幸福。
他抱着那只皮包一步一步挪动，毫无方向地挪动，前进的动力完全消失了。顾颖在的时候，这里还是可以找到安慰的地方。她一走，他都不知道该往那里去了。
半夜十二点钟，和衣而睡的学校门卫听见大门像被什么撞了一下，他下意识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很不情愿。蹭掉窗花往外望了望，一个人木头似地靠在大门上。
“谁呀？”他问，那人好象含混地答应了一句，外边风呼呼地吼叫，根本听不清。他再仔细望望，想起刘星雨好象没回来，每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都会到门卫坐一坐，虽没什么话。今天从早晨到现在没看见，门卫断定是他。
他又披了件大衣，鼓了鼓勇气，开门出来。打开小门，那人靠在大门上没有动。门卫走出小门，来到近前，刘星雨还是那样靠着。拉他一下，几乎摔倒，忙又扶住，半架半拖地弄进来，他已经神智不清了，手里死死地抓着那个皮包。门卫不知怎么办好，便打电话给值班的何主任，那个“混蛋”半小时才赶过来。
他们把他架回宿舍，想把皮包拿下来，没成功，只好做罢。脱了他的鞋，整个放到床上盖好被子。
“你回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何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