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你的最后选择，我惊奇于新文化运动的神奇，似乎只要经过它的洗礼，就具有了特殊免疫力。我想到了鲁迅，探险的脚步走出的距离与你非常接近，坚守的价值和最终的选择与你大同小异。我想到了胡适，《新青年》集团中最温和的一位，然而，当新文化面临危机之时，竟是他以岿然之姿成为中流柱石。何谓坚定？虽风狂浪急而能微笑着面对一切，不急躁，不绝望，心存一念，目无二的，脚下生根。你们所守护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
我的朋友李书磊对你有如此评价：“陈独秀虽涉身政治但始终没有成为政客”，“屡涉群党却从未变成一个真正的党人”。（李书磊：《走向民间》，7、1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使你能够如此的，正是心中那熊熊燃烧的新文化圣火。
二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自欺，更不欺人。
面对20世纪人类文明的恶性肿瘤——希特勒等及其极权体制，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你感到人类文明面临的危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你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所以无法接受与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背道而驰的一切，神圣的使命感使你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且以自己的呼喊向国人发出了报警信号。
我曾久久地面对你的如此见解：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自由和民主的发展史，自由和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指标；民主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因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
你的《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是一篇至今仍然闪耀着特殊光彩的文章。面对世界上日益增长的自由之敌，你愤怒地写道：“法西斯的统治，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面对独裁者的各种欺骗表演，你说：“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公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面对独裁者声称自己有“国民的百分之九十九”支持和拥护的论调，你说：“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耍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因为他不敢像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地干。”在战后，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效法希特勒，他们的得票率已经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人民对他们总是一致拥护而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总是热情歌颂而不可能有任何批评。他们成为救世主，因为没有他们的施舍，民众就无法生存。他们的手段是把民众的食物收集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再按照等级需要恩赐给他们。一手是食物，一手是皮鞭，使所有的人都只有顺从，使所有的喉咙都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对此，你似乎已有预感，你提醒人们照照镜子：“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我听到了你的大声疾呼：“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面对你如焚的忧心，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你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当瘟疫流行之际，当千百万青年被法西斯主义迷惑之时，是你及时敲响了警钟。
经过多年的体验和观察，你对苏联已经彻底失望。在你先前的想象中，苏联的制度是人类文明最先进的形式，是健康的主流新生的一环，所以，它与自由和民主并不矛盾，与新文化运动并无冲突。甚至直到1933年，你的《上诉状》仍然有这样的句子：“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陈独秀文章选编》（下），517页，三联书店，1984。在你那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抛弃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然而，苏联的实践并不遵循你的想象。当残酷的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能不使你痛苦，不能不使你重新思考。
集中表现着你的思考成果的是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你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有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是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
更为可贵的是，你没有孤立地看待斯大林的问题。面对那种把斯大林和他的体制分离开来的观点，你曾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着作选》第三卷，553、554、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为此，你又一次成了反独裁的斗士和民主的卫士……
我似乎看到了你因为激烈争辩而涨红的脸，看到了你的愤激，你的焦灼，和深深的忧虑。我常常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叹息，因为自从五四过后，的确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在那个年代，毕竟还有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停地探索和寻求。谁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抗战当中已经死绝？历史作证：在硝烟弥漫的岁月，在区区小城江津，有一双眼睛，正穿过种种乱云，作出如此深刻的洞察！
遗憾的是，此时的你已经没有了手中的《新青年》，你的声音得不到传播。而且，迷失于炮火硝烟中的一代人已经不知道倾听你的声音！
……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一系列灾难都被你不幸言中。是什么给了你如此的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发，只要心中深植了新文化的价值观念，就不会被乱云迷住双眼。可惜的是一代青年匆匆地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而且自以为自己进步了。当历史进入５０年代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报告曾使许多人为之震惊。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幼稚和愚蒙！那一切，还需要赫鲁晓夫说明吗？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洞见了新路的陷阱，你把目光重新投向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这种探寻使你进一步回归五四，在新文化的立场抵抗着各种危险。你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同样发人深省。当一些人在以俄为师与以美为师之间犹豫徘徊的时候，当有些人自欺欺人地提出要美国的民主政治同时又要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时候，你明确指出：“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泻染得乐观过分。”因为你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了解苏联的实践，也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所以你能够看到苏联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和国家的阶级属性，剩余价值在名义上已归工农自己的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寄生官僚等新的阶层。你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原本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剥削，既然苏联在国家公有的名义下并未消灭剥削制度，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了。正因为这样，你一再提醒人们：“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636页，三联书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