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防务办公室坐落于维多利亚一号堡，也就是那座被称为“城墙上的宫殿”规模宏大，壮丽如画。它的一侧是内城，城内聚集着大片西班牙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头夯筑的建筑，这是西班牙人为马尼拉留下的建筑遗产。它的另一侧，之前在维多利亚一号堡就可俯瞰的护城河，已经变成9洞高尔夫球场。但是你的视线很快就会被波光粼粼的马尼拉湾所吸引，再远处，便是笼罩在紫雾中的巴丹山脉。对于麦克阿瑟来说，维多利亚一号堡具有让人怀旧的魔力。不仅是因为这些旧时建筑古朴迷人，还因为他的父亲曾在菲律宾三年时间，这里已经成为麦克阿瑟家族传奇的一部分。麦克阿瑟将维多利亚一号堡称之为菲律宾防务的摇篮。
麦克阿瑟写道，“很多人还没有进门就掉头就走，还以为这里是私人住宅。确实，门口处的雕饰家具，墙上的壁毯，带有浓重的东方色彩的圆形门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对于初来此地之人，即使已经登上台阶，也难免疑惑。米黄色的中国布料，舒适的家具，落地灯以及一些小的装饰品，都让人喜欢，但同时让你疑惑到底到了哪儿。慢慢地，你听见繁忙的军人们的谈话，以及陆军打字机的唧唧咯咯的声音，你才会觉得，哦，就是这里了。”
他这个军事顾问的办公室是一间很大的，布置得很利郎的房间，这房间曾是他任菲律宾军区司令时的卧室。像这栋建筑里的其它主要房间一样，这个房间十分宽敞，天花板距离地面很高，让人觉得有些冷清和空旷。一个来访者曾说，麦克阿瑟的办公室“更像是一个正规的画室，而不是一个军人的办公室。办公室堆放着一些旧书还图片，西班牙殖民期间的内置橱柜，一个很软的沙发，几把舒适的椅子，一个漂亮的中国屏风以及一张巨大的奇彭代尔式桌子。”唯一和军事沾边的就是墙上挂着的一面面庄严的军旗。麦克阿瑟收集旗帜已有多年的历史。他的军事生涯基本可以从他收藏的旗帜一面一面的谈起，包括那面亮色的彩虹师军旗，当然也可以从他的勋章讲起。
麦克阿瑟始终保持着桌面的整洁。桌上除了他现在正在处理的文件，一包香烟，以及六七只铅笔外别无它物。当有人来办公室找他，他喜欢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停下来时就摆弄他的那些铅笔，就好像一个学生被一道几何题给难住了似的。
他一天会走出办公室几次去找自己的参谋。他还喜欢和职员谈话，就坐在他们工作的桌子前面和他们聊他们的家人，兴趣爱好等，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清高，内向只是他的一个侧面，只要在他的总部里，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放松、随意而友好。
1937年12月麦克阿瑟退役时，军事顾问办公室共有32名军官，8名士兵。两个高级参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校和詹姆斯·伍德少校在从陆军领取薪水的同时还额外从菲律宾政府领取500美元的补助，这样，他们的收入就翻了一倍。其他军官每月也至少能多拿100美元。麦克阿瑟退役后，他们全部到菲律宾战区司令部就职。而麦克阿瑟军事顾问的职务也不再是美国陆军中的职务。幸运的是，克雷格允许他们继续为麦克阿瑟工作，并批准他们继续从共同体政府领取额外的补助。实际上，几乎一切如常。
尽管身在千里之外，但是麦克阿瑟对西点足球队的兴趣依然不减，甚至有时近于痴迷。老友约翰·“高院”·李这位将来的4星上将给他寄来了他们一起参加的西点足球赛资料。艾克1938年夏回国之际也向他保证会给他带来即将到来的足球赛季的内部预测。麦克阿瑟还经常和西点足球队的教练威廉·H·伍德通信。称“自己从西点足球队学到的经验给自己很大帮助”然后他强调了多变的进攻战术的重要性，把遭到忽视的踢球技术吹成是进攻的武器，并对目前的西点球队表示满意。伍德定期向麦克阿瑟汇报最新进展。但是不幸的是好消息并不多。30年代末西点足球队陷于困境。1938年6月加里森·戴维森卸任西点校长。他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简单的信，为自己在任时西点足球队即“哈德逊黑骑士队”的无所作为而道歉。
麦克阿瑟每天很晚才到办公室，工作到下午1:00，吃完晚餐打个长盹，近黄昏时才再到办公室工作一两个小时。他知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詹姆斯·奥德是陆军中最优秀的两名年轻军官。艾森豪威尔当初在接受在菲律宾服务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带上自己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奥德。在西点时他们就在一起，到莱文沃斯堡他们还在一起，后来他们又一起到华盛顿任职。事实上，即使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朋友，奥德也会追随麦克阿瑟来到菲律宾的。当麦克阿瑟接受奎松的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后，麦克阿瑟急需对菲律宾防御问题做深入研究，而总参谋部因为忙于其它事项无力承担此任务。因此，这项任务就交给了战争学院委员会的学生来承担，而奥德正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菲律宾的国家防御方案大部分是由吉米·奥德定下的。在接受这项挑战时，奥德具有多项优势。奥德出生在墨西哥，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也因此在和菲律宾政治阶层人士的接触中他获益良多。他精力旺盛，性格外向，善于社交，并且能言善辩。是外向的奥德，而非内向的麦克阿瑟和菲律宾议会打交道，争取到了他们对防务方案的支持。在比尔·霍格看来，“奥德在外配人员中是最优秀的……虽说艾森豪威尔也很优秀，但是某些知识他并不具备”，但奥德却具备。
艾森豪威尔和吉米·奥德亲如兄弟，这从他们为共同的电报接收地址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共同地址是马尼拉市吉米·艾克收。吉米是詹姆斯·奥德的昵称，而艾克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有奥德在，他们在菲律宾的任务就可以做的更持久，这是艾森豪威尔也不曾料到的，艾克一直想到作战部队去锻炼锻炼，但是麦克阿瑟为了使他的“妙笔生花”为己所用，一直不舍得让他走。
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才烦躁不安。在和平年代，军官想要取得升迁的正常且合适的途径就是从参谋到军校，再从军校到部队。艾森豪威尔已经做了大量的参谋工作，并且一战以来已经连续在4个军校学习，但是他在部队里待的时间只有半年。
艾森豪威尔也不想一直为同一个上级工作。麦克阿瑟在马尼拉的军事参谋处并不比十八十九世纪的“家族式”管理多多少现代元素。他要求参谋们对自己要绝对忠诚，程度甚至不能低于对军队的忠诚程度。他不希望维多利亚一号堡只是那些为了赚资历攀高枝的人的梯子。他是在着力打造自己的“军事团队”，一个在需要时即能召之即来的快乐的小圈子。1937年夏奥德回国向陆军部寻求物资和资金上的帮助，但是有消息说奥德正在为将来的工作谋划。麦克阿瑟当着自己的副官T·J·戴维斯的面，痛斥某些参谋人员“不切实际，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
如果这些就是对于忠诚的声明，那么的确可能。他已经觉察到从艾森豪威尔那儿他是得不到这一点的。根据艾森豪威尔的记载，“从踏上这次征程开始，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无论何时都要做好重新回到美国陆军的准备。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明白这一点那么就不会产生那些误会了……”
麦克阿瑟式的管理风格同陆军的管理风格截然不同。陆军的管理风格是非人性的，然而，麦克阿瑟并非陆军学校系统教育的产物。虽然他也曾经在工程兵学校有过短暂的体验，但是那些与他日后的指挥官的角色几无相关性。他打造的是自己的参谋，对他们的管理十分个性化。
很多接受过陆军学校系统教育的军官，一旦走近麦克阿瑟，感知了他的魅力，就不愿再离开，不愿再围绕别的长官转。但是艾森豪威尔却是个例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却是高级军官乃至参谋人员中与麦克阿瑟关系最密切的人。
1933年，艾森豪威尔被安排的麦克阿瑟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隔壁后不久，就开始思考关于伟人的问题。伟人是否还存在？麦克阿瑟当然相信伟人的确还存在。他在给奎松60岁生日的祝词的开篇就用夸张的手法写道：“一个伟大的人物的生日就是世界进程的里程碑。历史不过是由他们的传记组成的。”
这种思潮流行于19世纪，得到诸如卡莱尔，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家、历史学家的弘扬。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作家、艺术家对普通人的价值的挖掘，这种观点已不怎么受重视了。艾森豪威尔虽只比麦克阿瑟小10岁，但在抓住时代的精神上落后了麦克阿瑟一个时代，他曾反思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年轻时候认为的‘伟人’。在面对大事件时能够洞察事物，分析问题时逻辑上经得起推敲，制定决策时迅速而没有瑕疵，这只不过是我们的异想天开而已。”艾克不会像麦克阿瑟对待他那样去对待麦克阿瑟，他确实不是麦克阿瑟在马尼拉所需的最佳人选。相反，他已经不再是那种因急于升迁便拼命讨好上司，将上司的想法视为指路明灯的年轻军官。艾森豪威尔对军事问题冷静而客观，此时的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重要才能，在他认为麦克阿瑟并不正确时他更倾向于与将军据理力争。
就在国家防御方案即将送交菲律宾议会时，艾森豪威尔公开指责麦克阿瑟将20,000预备役分派于128个军营进行训练的意图。结果导致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恶化了。1936年夏，麦克阿瑟笃定罗斯福将输掉11月份的大选，并向那些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的参谋们灌输自己的观点。当年他对美国政治奇怪的观点源自何处呢？他对《陆海军期刊》的发行人，狂热的共和党人约翰·卡伦·奥洛克林说，“您每周寄来的信，为我提供了判断当前局势唯一可靠的信息。”他对《读者文摘》这本著名杂志搞的阿尔夫·兰登这个“堪萨斯州的太阳花”会击败罗斯福的读者投票也深信不移。麦克阿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读者文摘》的受众并不包括所有美国人，其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中产阶级共和党人。
艾森豪威尔建议麦克阿瑟不要四处传播自己关于罗斯福会败选的预言，并将阿比林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寄给自己的信给麦克阿瑟看。麦克阿瑟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讥笑他理解力有问题，并说他这种提醒是“胆小，思想狭隘”。
结果，兰登只赢下两个州，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罗斯福在选举日当天便葬送了兰登的希望。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天哪，将军的回撤速度也够快的！我听见他急匆匆地去找奎松，收回了他之前说过的话……他还大骂《读者文摘》提供了‘错误的信息’。”麦克阿瑟担心自己预言罗斯福总统会败选的消息会传到总统的耳朵，兴许还真的是这样的。
这个小插曲使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愈加紧张起来。1937年夏，艾森豪威尔明确暗示自己已经受够了。他告诉麦克阿瑟由于健康原因他可能不得不回国。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异样。此后不久，麦克阿瑟为了抚慰艾森豪威尔，将她由高级参谋提升为防御工事的参谋总长。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可以控制参谋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次提拔也变得毫无意义。
远东的政治局势已经飞转直下，到了不可控的边缘。奎松一夜间失去了对麦克阿瑟的防御计划的热心。为了唤起奎松对这项计划的热情，麦克阿瑟错误地决定在1938年初于马尼拉举行40,000菲律宾预备役参加的大阅兵以展示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他和参谋们拟定了这项计划，但是他们铸成大错：麦克阿瑟没有事先知会奎松。
奎松得知游行的计划时不禁大惊失色。共同体政府的财政太紧张，根本没有能力将40,000士兵从菲律宾群岛各地集中到马尼拉，也没能力为这么多人提供一周的食宿。他告诫麦克阿瑟不要做这种蠢事。麦克阿瑟对下属一向以义气著称，这正是他受到广大陆军军官爱戴的原因。
但是，有一样事情麦克阿瑟从来就不擅长，那就是承认自己犯了错。在奎松开始对建设菲律宾陆军产生质疑之际之际，如果承认自己个人对此事件承担责任将使自己在奎松面前十分尴尬，于是他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卸到了艾森豪威尔和奥德头上。
正如秘书要为老板的错误负责一样，参谋们已经习惯了替将军背黑锅。但是要别人背黑锅是要事先跟人讲清楚的。但是麦克阿瑟并没有。部下们发现自己现在因为做了上司让自己做的事而受到了指责，而上司竟然还厚着脸皮向奎松撒谎称不是自己让下属策划阅兵的。
这件事情成了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长达7年关系的转折点。当他得知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后，他抗议道，“将军，您一直就说我是个骗子，我不是骗子！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回国。”
麦克阿瑟揽住艾森豪威尔的脖子，轻声说，“看你发火的样子还蛮有趣，这不过是场误会，就让它过去吧。”在他看来，既然他已经安抚了奎松，那么这整个事件不过是一个小玩笑。艾森豪威尔后来评论道，“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真挚，热忱。”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的军事才能依然很敬重，但是麦克阿瑟在阅兵这件事上的作为产生的积怨很多年都没有散去。
这件事对于戴维斯来说同样是个分水岭。随着艾森豪威尔在五角大楼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便将戴维斯调到了身边给自己做参谋，戴维斯也非常乐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维斯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官，而不是麦克阿瑟的副官。
阅兵计划流产大约一个月后，吉米·奥德不幸逝世。奥德当时乘坐一架由一名没有多少经验的菲律宾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飞机低空停车坠机，飞行员幸免于难，但是奥德被从飞机里甩了出去，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奎松参加了奥德的葬礼，出席的还有高级专员保罗·麦克纳德。麦克阿瑟没有出息。正如他虽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却几乎从不去教堂一样，他能够在那些为国捐躯的年轻人的尸体前慷慨陈词，但不会参加他们的葬礼。他并不是怕，但他的确特别讨厌教堂，墓地和医院。他的助手里总是配备一名医生，但是他对疾病却很恐惧。如果他知道哪部电影里会出现医院镜头，他甚至不会看那场电影。
奥德的死是艾森豪威尔一生最悲痛之事。他对于目前的工作所保留的那么一丁点兴趣也随着奥德的死蒸发掉了。此事发生后，他像麦克阿瑟一样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告诉妻子玛米和儿子约翰，“现在我留在这里唯一的原因就是菲律宾政府给我的那部分额外补助。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什么好眷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