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她去商店买东西，一位售货员认出了她，热情地拉住她的手说：“你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奥运会争到手。”亚萍反问道：“你为什么希望咱们申奥成功？”这位售货员没谈什么大道理，而是说了一句“大实话”：“我家住的是破房子，要是奥运申办下来，我就能拆迁住新楼房了。”
亚萍非常看重这种平民的奥运情结。她觉得一位普通百姓，没钱、没势、没权，却有着最普通、也是最实际的梦想，而这梦想，正是寄托于申办的成功，寄托于为申办工作的人们。她通过这个朴实而真切的故事告诉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普通的民众中，有着多么深厚的奥运情结。
时光跨到2003年，正在剑桥攻读博士的邓亚萍又回来了，开始了在北京奥组委的工作。
原来，她在剑桥的导师彼德·纽伦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中国经济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奥运会对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会有极高的经济研究价值，他认为邓亚萍回国，不仅能为祖国服务，也能为她的论文《2008年奥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收集第一手材料，因此，他特例批准邓亚萍回国边工作、边学习。
邓亚萍所在的奥组委市场部，对办好奥运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邓亚萍面对的又是全新的课题和挑战。
从冠军到官员，从勇者到智者，从运动健将到熟女，邓亚萍正迈着自信的步伐，神采飞扬，走向未来。
具备冒险精神
1917年，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其母亲格妮·尼恩斯特是德裔移民之女，曾任《纽约太阳报》的特约记者。父亲尤金·梅尼是在美国出生的法裔犹太人，毕业于耶鲁大学，有着犹太人特有的精明的生意头脑和敏锐的经济眼光。梅尼早年投资股票致富，中年以后曾在胡佛及罗斯福政府内任联邦储备局局长，晚年出任世界银行第一总裁，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1933年，在一次破产拍卖会上，梅尼通过中间人以82.5万美元购下了《华盛顿邮报》，从此，这家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的报纸便成为梅尼家族的资产。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凯瑟琳称雄传媒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凯瑟琳办新闻企业，以冒险精神和勇敢果断著称，这集中地体现在奠定《华盛顿邮报》地位的两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果断决定刊登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文件。1971年，邮报记者弄到了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绝密文件”，详细地记录了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真实情况。当时编辑、记者要求立即登载，而律师们却坚决地反对。如果登载，就会冒两大风险，一是正值公司股票上市的关键时刻，如果上市受阻，可能使3500万美元的公募资金泡汤，同时，还涉及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开办两家电视台的执照问题，而两张执照的价值是1亿美元。更主要的是，要冒着被指控犯间谍罪的风险。因为这一文件一刊登，五角大楼就可能反咬一口，指控邮报间谍罪，与政府硬碰，简直是吃了豹子胆。然而，凯瑟琳将这些置之身外，拍板刊登。她回忆说：“当时又恐惧又紧张，在深呼吸了一口气后，我对编辑说：‘去，去，去，登吧。’”刊登之后为当年的反战浪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果不其然，美国政府以间谍罪将《华盛顿邮报》告上法庭，不过在政府与《华盛顿邮报》的较量中，最终司法部门裁定《华盛顿邮报》胜诉。这成为凯瑟琳新闻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她是凭自己的正气在司法诉讼大战中战胜美国政府的，凭借这件事情邮报在公众心中的声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第二件大事是曝光“水门事件”丑闻。1972年6月，5名男子因私自闯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总部而被捕。当时绝大多数传媒都没有注意到此事的新闻价值，只将其当作小新闻。而《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凯瑟琳的支持下经过锲而不舍的调查，发现了共和党的尼克松政府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的非法活动：试图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破坏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当时执政的尼克松政府为了掩盖这一丑行，不断向《华盛顿邮报》施压，警告凯瑟琳不要“出风头”。尼克松更亲口向助手说：“我不会让《华盛顿邮报》有好日子过。”而负责尼克松竞选宣传的约翰·米歇尔告诉负责“水门事件”报导的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如果邮报揭“水门事件”的老底，凯瑟琳是把她的乳头往绞衣机里放。那时米歇尔已是美国的司法部长，他控制着一笔秘密资金，用来收集民主党的情报。就在这时不仅《华盛顿邮报》拥有的佛州电视台受阻，就连凯瑟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一位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友人警告她不要单独行动，以避免危险。虽然面临着种种阻力和生命威胁，但凯瑟琳并没有退却，而是坚决支持邮报继续追踪这一丑闻的进展，不断予以报导。“水门事件”的曝光，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下台，并奠定了邮报在美国的龙头地位。《华盛顿邮报》在追查“水门事件”中的卓越表现与道德勇气，实至名归地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凯瑟琳本人也获两项报业大奖，并成为“杰出报纸负责人”。
凯瑟琳富有勇气，敢于冒险。很多商界人士都会冒险，但他们是为了利益和公司成长冒险，而凯瑟琳两次最大的冒险固然是为了邮报企业的发展，但也是为了原则，这就是她与商人的区别所在。
凯瑟琳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她原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的一位千金，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世界的。1963年丈夫猝然去世，她不得不在危难之际接管由父亲留下，丈夫经营的《华盛顿邮报》。她当初做邮报总裁时，只想守住这份家产，等孩子们长大了再接过去。没想到自己一干就是30年，而且企业越办越好。1963年，邮报总收入只有840万美元，旗下子公司只有《新闻周刊》和两家电视台。到1993年，企业已发展为庞大新闻集团，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她的辉煌，她对新闻事业的划时代的贡献，受到了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人们称她为“改造了20世纪历史的伟大女性”。
凯瑟琳在自传《个人历史》中形容自己走过的路像一个传奇，但这是另一个传奇，一个女性成为一个男人领地里的先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所说：“她的传奇是一种智慧、勇气和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创新是事业的灵魂
1883年8月17日，夏奈尔出生在法国一个贫穷的小贩家庭。在她12岁那年，母亲死于肺病，喜欢寻欢作乐的父亲抛下她去美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夏奈尔来到孤儿院，就这样在孤儿院度过了童年。心灵的创伤造就了她的叛逆性格，同时，也培养了她敢于面对现实的独立自主的性格。
夏奈尔有着倔强的不安定的天性和爆炸性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力，是她事业的灵魂。
1910年文帽店的开设，是夏奈尔不平凡一生的开端。谈到女帽店，就不能不提到她当时的两位好友，一个是富家公子艾迪安·巴尚，另一位是花花公子鲍伊·卡柏，因为这女帽店跟他们有着很大关系。有一次，鲍伊带夏奈尔去赛马场，夏奈尔注意到当时的女帽都比头小，戴上后还要别上帽针才能固定，且堆砌着繁杂的羽饰、蕾丝，既不实用又俗气。她想对它进行革新，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鲍伊与艾迪安。夏奈尔在他俩的帮助下，在巴黎坎朋街21号开设了一家女帽店。她设计推出了稍宽大而没有太繁缛装饰品的帽子。这种女帽简洁、大方、尤其是硬草帽和圆顶窄边的钟形帽，受到广大女性的青睐。这让她生意兴隆。在随后两年里，她的帽子业务蒸蒸日上。《时装杂志》以完整篇帽刊载了夏奈尔的帽子，并由年轻的明星演示，使这位年轻而无名的小帽商，在巴黎初露锋芒。
帽子店的开设，夏奈尔特别感谢鲍伊。鲍伊是夏奈尔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他塑造了夏奈尔——他资助夏奈尔开店，他把夏奈尔引进真正的上流社会和艺术沙龙，他关心夏奈尔的想法并培养了她的个性。
夏奈尔精力旺盛，似乎有永远消耗不完热情，可以将任何存在于她脑海中的事情变成现实。1913年，她在法国上流社会的度假胜地——杜维尔开设了第一家时装店。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但战争的阴影并不妨碍杜维尔的贵妇们继续着波烈式的羽饰、长裙，她们以奢侈的服饰来炫耀丈夫的地位。夏奈尔凭借着自己的创新力以及天才的敏感，推出了新款针织女羊毛运动衫，式样源于板球运动男装，造型简单，款式合体、舒适又飘垂。接着她又以水手上装和水手裤来代替女裙，使极度的奢华归于平淡和简单。此款服装一经推出便立刻引起轰动，吸引了有品味的女性，但也遭到了非议。然而夏奈尔无视舆论，在杜维尔常常穿着羊毛运动衫和裤子或源于水手裤的褶裙，骑马散步，招摇过市。这极大地表现了夏奈尔的叛逆个性，女人不再是男人的“花瓶”，而是担负社会责任的国民。她说：“要妇女从头到脚摆脱矫饰”，要“创造一个年轻的形象”。以往的波烈式的宽大拖沓的装束，既不适合户外活动，也显得滑稽可笑。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夏奈尔的女时装代之，这也是历史前进的脚步相符的。
夏奈尔的创造力是具有爆炸性的，她本人的衣着举止几成世风之源。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夏奈尔借了情人的马球套衫，束了腰，卷起袖，显得十分潇洒、迷人。这种偶然的装束竟成为时髦一时的“夏奈尔”装，被人竞相模仿。战争给杜维尔带来更多的阔佬，也使夏奈尔的时装店扩展成大公司。夏奈尔终于登上了时装界的制高点，她的时装和她本人一样销魂蚀骨地迷住了那个时代。
夏奈尔是服装史上一位非凡的女性，她一生中曾在两个时期准确无误地预见和把握时装潮流的趋向，两度把全世界女性的服装进行了全面革新，创造了服装史上的奇迹，成为“世界上50位最伟大的服装设计师”之一。在服装史上，如果说波烈品牌改变了女性的装束，那么，夏奈尔品牌则真正引领了二个世纪时装的变革，推动了时装业向前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