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回族一般指迁居在海外各国的中国回族后裔，他们基本上保留了祖先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在这方面讲，生活在中亚三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是最大的海外回族社群，人口有十二万之多，其宗教文化生活和中国内地的西北地区，如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回族一脉相承，这种特点也包括居住在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科威特的回族；而缅甸、泰国的回族华人，大多数是从云南迁移过去的，其风俗习惯与云南回族相差无几。同样的情形也反映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概括来讲，海外回族是指在沙特阿拉伯、中亚三国、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族群社会，其祖先多为来自中国的回族，其生活习惯和他们祖先的籍贯地区的情况大致相同，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数，也拥有自己的协会、基金会、清真寺、教育机构和出版物等，分居在世界各国的海外回族总人数约有30万。而海外华人穆斯林则主要聚居在东南亚四国，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华人穆斯林是当地华人与所在国的穆斯林（多数是马来人）因通婚或受所在国伊斯兰氛围的影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华人族群。海外华人穆斯林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数和相应的协会与出版物，如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统称为“印度尼西亚中华穆斯林协会（PITI）”，印度尼西亚华人穆斯林的历史相当悠久。在首都雅加达至少有4座古老的清真寺是由当地华人穆斯林修建的，那里还有一条街叫“老子清真寺路”。海外华人穆斯林总人数约有35万。但无论是海外回族还是华人穆斯林，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是海外华人的组成部分。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社会的形成、由来和现状，对研究海外华人的历史，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自然的也对中国回族社会的历史研究、交流和进步都有着启发、补充和发展。
首先，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社会，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华人移民史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也是海外华人社会如何从移民到生存到发展的一个侧面。海外回族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总的来讲，它反映出不同的中国政情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或因当时政治黑暗、官逼民反、起义失败后流亡他国，或因生活所迫迁居他国。现居住在中亚三国的东干人和缅甸、泰国的回民，与长达17年之久的清末西北、西南回民起义有关（1852～1878年）；而海外华人穆斯林，特别是东南亚的穆斯林，亦多是因为清朝末期，尤其是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腐朽无能，民不聊生，一些百姓只好漂洋过海，移民他国的。而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回民与后期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则与1940年后，当时国内战争频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度盛行的极“左”路线有很大的关系。当祖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被迫迁居的事情就少有发生了。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社会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如果政情不好，出现内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就会出现大量的难民或移民现象；而政通人和，人民则安居乐业，“近者悦，远者来”（孔子语），移民他国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其次，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社会，也是研究他们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中外邦交方面的贡献。
这里要指出的是，1972年从文莱发现的宋代（1238年）泉州判官蒲宗闵（回族）的古墓，充分证明，早在郑和前就有中国著名回族人物出使东南亚，蒲宗闵曾先后出使越南及文莱，淳祐七年（1247年）出使渤尼（文莱），后卒于兹。而郑和的七下西洋（1405～1433年），长达28年的航海外交，不仅促进了中国和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关系，也为后期东南沿海大量移民东南亚开了先河，现在东南亚各国纪念郑和的遗址和名胜古迹，如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市，菲律宾的三宝颜市和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三宝井”，都直接取名于郑和的经名“三宝”。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市，郑和曾下榻的山洞已修为大型的名胜古迹——“三宝洞”，那里也有郑和副手王景泓的墓。华人穆斯林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也是历史悠久，如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境内的清真寺，明显受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影响。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九位穆斯林先贤，其中有五位是华人穆斯林，当地民间至今仍在纪念，印度尼西亚北郭的苏门答腊靠近亚齐市，还有郑和捐助修建的清真寺。而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著名的回族人物，如中亚的白彦虎，马来西亚的作家马天英，泰国清迈的郑和后代郑崇林（他曾捐出土地修建清迈国际机场和火车站，以及清迈的云南回民公墓和王和清真寺）；新加坡的仝道章（他曾经担任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编辑，1970年左右被李光耀政府以内安法逮捕入狱，在狱中由英文《古兰经》翻译出了中文版《古兰经》）；客居沙特阿拉伯的马步芳、高文远，还有现居美国的作家白先勇，都是中外知名的历史人物。简言之，海外回族的历史是中国回族历史发展的外延，是中国回族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次，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的民族特性，对研究海外华人的民族特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亚三国以讲俄语为主的东干人是海外华人在前苏联今中亚的最大华人社群，而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甘肃、青海籍回族也是在阿拉伯最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在保持中华文化特色和民族习惯方面，海外华人一般是以地缘性、族缘性和家缘性为主，如印度尼西亚、美国、菲律宾的华人社会，多分为“福建会馆”“肇庆会馆”“梅州会馆”“潮州会馆”“泉州会馆”，这些明显带有地缘性。而海外华人中众多的“李氏会馆”“刘氏会馆”“黄氏会馆”“郭氏会馆”等，则明显地超越了地缘性限制，重视以中华文化如姓氏家族为重点，从而建立会馆，以加强氏族内华人的交流。据报道，目前分居在各国的华人已有5000多家“会馆”“会所”等团体组织。而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由于其宗教信仰价值观的因素，一般没有任何以地缘或姓氏为背景的团体，但其社群则侧重以协会为主，以清真寺为社会活动中心，以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如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东干协会”（ＫＤＧＡ）、泰国的“泰国中华穆斯林协会”（ＴＣＭＡ）、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中华穆斯林协会”（PITI）、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ＭＣＭＡ）等。海外回族社群中的清真寺，不仅是礼拜和学习《古兰经》、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一个加强社会关系的中心，如香港的“九龙清真寺”、香港岛上的“爱群道清真寺”、印度尼西亚泗水市的“郑和清真寺”，泰国清迈市中心的“王和清真寺”，缅甸大其力市的“云南清真寺”，哈萨克斯坦东干人聚居区营盘的“陕西清真寺”和其他东干人聚居区的20多个清真寺等。
中亚三国的东干人不仅信仰伊斯兰教，而且还有着与中国内地回族一样的教派，如哲赫林耶、格底木、虎非耶等。这些清朝年间逃亡出去的西北回回人的后裔，在语言上仍保留了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的方言。每到“主麻日”（星期五）的聚礼，东干阿訇讲“瓦尔兹”（讲经），都用东干话，而平时讲经授课也用东干话，这说明宗教信仰对维护中华文明、保留民族特征和传统美德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服装方面，可以说东干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留在结婚时使用传统婚妆，即清代服饰的民族。
而在沙特阿拉伯的回族，则以青海、甘肃和宁夏的居多，此外回民多以河州话（临夏话）为主。饮食业也以临夏一带饮食为主，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饮食习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回族社群也有同样的特点。
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在保留基本民族特征上，和所在国的社会相融合，尤其是在东南亚四国拥有庞大数量的华人穆斯林，如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已有6万多人，在首都有自己的协会，各州属也设有分会，人数已占马来西亚华人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历史更加悠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团体——印度尼西亚中华穆斯林协会（PITI），在印度尼西亚影响很大，各省都有分支机构。据说印度尼西亚华人穆斯林人数已达28万多。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在20世纪70年代人数增加很快，这与当时的回族学者马天英的传教有很大关系，华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也出现了一些著名人物，比如前国会议长奥玛尔·翁毓麟。
最后，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社会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对促进国内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族群如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毫无疑问可以使国内回族更进一步地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增加更广阔的知识，促使国内回族的下一代增强开拓意识、谋求向海外发展的途径，从而成为促进国内回族更加开放、走出国门发展经济文化的纽带。任何民族历史的研究，都应着眼于为民族的繁荣进步提出可借鉴的经验，总结历史的教训，推论出前进的方向，即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发展。国内的回族，大多数仍居于贫困落后地区，以陕、甘、宁、新为主，除了一些恶劣贫瘠的自然条件因素外，多数回族仍有拒绝开放的心理因素，如宁夏西海固、甘肃农村等地区，教育不发达，女孩子的文盲率较高，以为“女孩子不上学好听话，上了学就不听话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落后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西北一带的回族群众，发财致富除了做些小生意外，多数仍局限于清真饮食业。东南沿海相较西北发达富裕，诚然有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典型因素就是和海外华侨社会联系较多，这样形成了和外面世界交流的机会，不仅开放了思想，也引进了资金。据国内的有关报道，广东、福建沿海的海外华侨捐献的教育经费，从开放以来迄今已达人民币500多亿，是除国家下拨的教育经费外，侨乡教育的第二财政来源。仅福建一省，由海内外华侨捐建的各类学校达180多所。马来西亚商人在广东中山投资兴建的完美（中国）公司，承办一百间希望学校，目前已经办了40多所，其中包括在新疆哈密的希望学校。国内回族聚居地区，应当谋求争取外资，利用外资发展自身的整体教育条件。更重要的是走出国门，向外谋求发展，可以加强与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的交流机会。这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也是提高回族经济文化素质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