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师团驻扎在南昌，19集团军驻扎在上高，两地相距120公里，而且一路都是平坦大道，日军满载将士的汽车，仅用两个小时就能开到弹丸小城的上高城下。
34师团的请战报告来到了第11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汉口，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飞到南昌考察34师团。田中新一的名字，我们应该不会陌生，他此后率领着号称“丛林战之王”的18师团，在缅北与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作战，被孙立人的新一军打得补充了15次之多。而象征着他身份地位的关防大印，也被新一军缴获，他从地道里才逃出了一条性命。
田中新一来到南昌后，看到34师团信心爆棚，众志成城，将士的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他的办公室，田中新一也极受感染，马上发报向冈村宁次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断言日军必获全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看到田中新一的电文，也深受鼓舞，他也认为这是一场轻易就能获取胜利的战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于是，在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日军参谋部已经拟好了向大本营和国内报捷的新闻通报，一俟前线将士凯旋归来，就举国欢庆。
可惜，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低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低估了江西民众的抗战热情。。
上高会战完全就是一场无事生非的战争。自作孽，不可活，日本人要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自己再跳下去，那谁也救不了他。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日本人喜欢在名字里带个勇字，这个木下勇是这样，后来的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是这样。木下勇在战后曾经写过一篇《鄱阳作战》的文章，这场战役，中国叫上高会战，日本叫鄱阳作战。
木下勇这样写道：“按照在中国战场上作战的惯例，在33师团临走之前要进行一次给敌一击的作战……第34师团考虑的并不是一击，而是歼灭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
上高战役开始前，日军应用的还是声东击西的诈术。
木下勇在《鄱阳作战》中写道：33师团接到调令的时间为1941年2月14日。
第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写道：“二月间，敌利用伪组织，两次放出将进攻鹰潭、临川之消息，三月初间，又在赣江东岸方面，施行诸种欺骗手段……并征用民夫四千多人修补道路，空军与战车亦极活跃，似有向临川、鹰潭进犯模样，实则吸引我注意力于赣江东岸，施行其声东击西之惯技也。”
那么，第19集团军又是怎么能够准确判断出日军的诈术？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庐山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抗战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中日之间的角力相持不下，曾经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无力扩大战争，双方进入战略相持。
但是，战略相持并不是双方相安无事，而是会战以下的战役战斗不断爆发，而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会战也不像抗战之初那么密集。
此时，日军就准备在赣北发动一场小型会战。
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概述》中写道，司令部从缴获日军的文件中，看到了不断出现“鄱阳作战”的字样，而且频繁出现“丰城、清江、新余、上高”等地名，而更为直接的是，****缴获了日军第三飞行团司令远藤三郎写给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信件，这封溜须拍马的信件是这样写的：“上高占领，就在目前，希望速收赫赫之战功。”
当时，罗卓英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日军想要进攻上高了。上高是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
这个远藤三郎脑子不但进水了，而且进豆浆了。
当时的赣北形势是，敌强我弱，19集团军与33师团和34师团长期鏖战，而现在又突然来了一个第20混成旅团，而第20混成旅团的前身第五师团曾经横扫华北战场，击败了阎锡山几十万晋绥军，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师团。所以，日军上下都想当然地认为，19集团军被歼灭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按照常规想法，在这种没有胜算的情势下，19集团军应该退避，不要与日军接战。但是，罗卓英决定，决定采用磁铁战术，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变成一块磁铁，将日军吸引在上高附近，然后****从外围包抄，将日军一举歼灭。
上高会战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给罗卓英发来电报：“上高失守，师长以上，提头来见。”而在上高会战开始前夕，罗卓英也在司令部大喊：“我意已决，在上高与敌决一死战，谁若反对，提头来见。”
罗卓英是知识分子出身，考取保定军校前，在粤北的一所中学任校长。在保定军校和陈诚是同学，关系密切。
上高会战前，双方都在释放烟幕弹。
日本在对中国军队用计，号称进攻鹰潭；中国军队也对日军用计，号称进攻南昌。中国军队识破了日军的计策，而日军没有识破中国军队的计策。日军向鹰潭方向运动了四天后，就折返而回；中国军队只派出小部队大张旗鼓进攻南昌，而大部队秘密部署在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上。
1941年3月，正逢江南梅雨天气，连阴天，连绵雨，将赣北泡成了一块充盈的海绵。阡陌小道和泥巴路面不适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走，不适合穿着皮鞋的日军行走，却适合扛着步枪的****行走，适合穿着草鞋的双脚行走。所以，当笨重的日军坦克大炮在上高外围集结完毕，****已经严阵以待。
日军兵分三路：北路33师团，中路34师团，南路20混成旅团。
战争一开始，日军骄横轻敌缺乏统一指挥的毛病就暴露了出来。
3月15日，当33师团和20混成旅团向****防线发起进攻时，34师团在南昌按兵不动，谁也不知道战争打响的这一天，34师团在南昌干什么。一直到3月16日，中路的34师团才开始了进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高会战时，日军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这次战役的指挥部，这才是最要命的。日军两个半师团与中国九个半师交战，却没有统一指挥，两个半师团兵分三路各自为战，这是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木下勇的《鄱阳作战》中这样记述：“军司令部事前有关这一问题的指导和调整的记录，始终没有找到。而且，这是三个兵团并力作战，第11军也没有为此作战特别设置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时态势的汉口军司令部指导进行的。这样做究竟是守旧思想支配呢？还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从会战开始，各司令部的意见就不统一，这里包藏了极危险的问题。”
对于上高会战部署的记录找不到，对于上高会战没有设立专门的指挥部，这实在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咄咄怪事。
然而，木下勇有一点没有写到，上高会战的时期，正是11军司令官权力交接的时期。前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往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此后开始了对敌后根据地的野蛮的三光政策，后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刚刚从第七师团师团长任上调来。就在这个空白期，上高会战爆发了。
园部和一郎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等是日本军校的同班同学，但是他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运气，他一上任就遭遇上高会战，一战就损失惨重，马上就被贬为军部参议，此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总结一下上高会战中日军指挥官的结局也是很有意思的。上高会战后，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贬，34师团长大贺茂带着数百残兵败将侥幸逃脱，被就地免职，20混成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也遭处罚。在上高会战后，唯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和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没有遭受处罚。可是，木下勇死于1945年7月7日，樱井省三死于1985年7月7日。两个人都死于卢沟桥事变的7月7日，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