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黄昏，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宛平城外实弹演习。枪声阵阵传来，像重鼓一样敲击着宛平城里每个中国人的心扉。驻扎在宛平城里的****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战士站在操场，大声唱歌：“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城内的歌声压倒了城外的枪声。
夜晚11时，日军号称演习结束，有一名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求进入宛平城里搜索，遭到219团严词拒绝，双方对峙。
一小时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交涉，说日军演习完毕，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而此时宛平城外又响起了枪声，怀疑是中国士兵击毙了这名日本士兵，然后潜入宛平城里，要求搜查。冀察政务委员会照样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
又过了一个小时，荷枪实弹的日军走向卢沟桥。卢沟桥建于永定河上，直通宛平城，距离北平仅有十余公里。卢沟桥一失，北平门口敞开。
排长申仲明跳出掩体，阻止日军前行，一排战士伏在掩体的沙袋上严阵以待。日军没有停步，突然开枪将申仲明击倒。申仲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手指着卢沟桥的方向，掩体里的一排人全部开枪了，然而，六挺机关枪和几十杆步枪无法阻止日军疯狂的进攻，日军很快就冲上了桥头，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几十名战士看到日军涌上来，就抡起大刀阻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卢沟桥落入敌手。
进攻卢沟桥的日军中，就有“失踪”的志村菊次郎。
当天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志村菊次郎在演习的时候，因为拉肚子而离开了军队，日军就此事与****交涉。20分钟后，志村菊次郎回到了军队中，但是日军已经骑虎难下，干脆就掩盖了这个消息，继续向****提出蛮横要求。最后，演变成了七七事变，演变成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
很多史学家认为，1937年7月7日，中国没有想到战争会在这一天爆发，日本也没有想到。一场偶然事件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苏、英、澳、日、德、意、朝等等几十个国家参与，伤亡人数将近一亿，战火燃遍亚欧非洲和大洋洲。一个士兵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
偶然改变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因为一场暗杀引起了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这样，因为一个士兵始终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就回国了，日本担心秘密会被他说出；1944年，日本青壮年几乎都战死在了海外战场，志村菊次郎再次入伍，来到了缅甸战场，被孙立人将军率领的新一军打死。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些战争贩子的名字：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战争贩子的结局。
清水节郎大尉：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清水节郎率600名日军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激战长达一昼夜。9日，中国增援军队赶到，将清水节郎大尉的600人全部包围，予以全歼。清水节郎大尉也死在了中国军人的枪弹和大刀片下。
一木清直少佐：七七事变不久后就升为中佐，三年后升为大佐，任第七师团28联队联队长，驻守中国东北。又相隔一年后，开往瓜岛与美军作战。这次，他遇到的对手是美军陆战一师。陆战一师用机枪和坦克，仅以阵亡35人的代价，全部消灭了日军28联队一木支队800人，一木清直在美军坦克前剖腹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七七事变一年后，升任第四军中将参谋长，又四年后，担任18师团师团长，参与了第一次缅甸战役，与杜聿明、孙立人交手过。六年后，担任15军司令官，其下辖第18师团、33师团、56师团均被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18师团连关防打印都丢失了，56师团两个联队烧掉了军旗，两个联队的番号在日本军队彻底注销，33师团也伤亡大半。日本大本营非常恼怒，撤消了牟田口廉也的职务。牟田口廉也羞愧交加，自杀未遂，后被国际法庭审判，再后来孤寂度日，死于1966年。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29军军长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修建祖坟，与日军对峙的是师长张自忠、冯治安，副军长秦德纯等将领。
张宗衡回忆说，这些29军的高级将领们急电宋哲元，又派人急赴山东，请宋哲元速速返回，支持一切应变事宜。宋哲元的态度是希望此事能够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时期，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到底处于什么程度？何应钦在当年的陈述报告中说，日本现役兵力有17个常备师团，大约38万人。中国现役兵力170万人，第一期可以动员100万人参加战斗。这100万人包括各地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杂牌军。
而日本内阁的算法是，日本除了38万现役军人，还可以立即动员400万人参战，包括日本的退役军人，三个月解决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他是有意躲避日军的纠缠。当北京来人向他说明了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后，他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和谈，解决卢沟桥事件。
当时，张自忠也认为和谈是解决的最佳途径。宋哲元潜往北平后，与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自忠的支持。不久，宋哲元就下令，取消北平戒严，严禁29军与日军摩擦，释放数十名被俘日军。
然而，此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向日军统帅部提出，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当机立断，彻底征服中国。不久，十万日军乘船开往中国。
18日，宋哲元和张自忠会见了初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来后就对外宣布：“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原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重病缠身，死期将至。
实际上，此时的香月清司设置圈套，欺骗宋张二人，他的真正目的是，等到援军赶来，一举击溃29军，占领华北。
此时，日军驻朝鲜的近万人已经悄然开至唐山、天津。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经相继秘密调往华北。另外，日军还有16万人，正日夜兼程，扑向平津。
20日凌晨，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和香月清司签订了《香月细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惩罚罢免抗日人员。
《香月细目》是在宋哲元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而签订人之一的张允荣，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至此，铸成大错。
和谈，和谈，不停地和谈，都是香月清司玩弄的障眼法。
7月下旬，时机终于成熟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进攻。南苑一带的7000余名29军战士仓促抵抗，但因听从宋哲元求和部署，没有构筑坚固工事，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失守。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和3000余名官兵阵亡。
时任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29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37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7月29日，北平陷落；次日，天津陷落。
宋哲元走后，张自忠就职，未经向南京政府请示，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潘毓桂等一批新人为委员，而这些人，后来做了汉奸。
同时，张自忠改编29军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这支军队中，除了一部分突围而出外，其余的只能听任汉奸指挥操纵。
7月29日，北平陷落。次日，天津陷落。
平津陷落后，日军先后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任命潘毓桂等汉奸为指挥，张自忠被一脚踢开。至此，张自忠才如梦初醒。他的肠子都悔青了。
他决定逃离。
张自忠怎么会成为汉奸？
新华出版社《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中，收录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日本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在七七事变后一周年举行座谈会的会议纪要，参加人有少将牟田口廉也、中佐樱井德太郎、中佐一木清直、中佐川本芳太郎等六人。
川本芳太郎说，张自忠来东京的时候，他曾经面见张自忠，对他说：“阁下您现在的立场非常重要，您不了解日本，对日中关系没有认识，就必然导致日中全面冲突。”他对我的意见十分理解。
川本芳太郎又说，热河战争后，宋哲元一再向日方表示，华北事务如让他处理，一定满足日方的意愿。因此，以他为首建立了冀察政权。这个政权是日本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
樱井德太郎说，冀察政府要同时讨好日本和南京政府，两头受气，苦不堪言，宋哲元为了逃避，回到他的老家山东乐陵。恰在此时，张自忠来到了济南，我也去往济南，和他交谈。我向张自忠提出：冀察政权如无日本提携，难以维持。我还见到了韩复榘。他们都充分认识到同日本关系恶化，就必然灭亡的厉害。因此，张自忠回去后，赶紧多方奔走。
樱井德太郎还在谈话中评价了宋哲元，认为他“小人得志，优柔寡断。日方施加压力，便言听计从；南京口气一硬，马上见风使舵，是一个毫无决断能力的人。”
应该说，正因为日方看不上宋哲元，才选择了张自忠。张自忠做事果断，敢作敢当，是条汉子。可是，他却一念之差，上了贼船。
有的书籍记载，宋哲元离开北京，去往保定，是被张自忠逼走的。张自忠想取代宋哲元而自立。
这次谈话中，几个日酋还说到了29军的素质，樱井德太郎说：“29军相当正规，集合号一吹，一个旅十分钟之内即可集合完毕。经常训话、阅兵。连长以下将士全在军营生活。军队文化素质不高，所有科目都通过实践。经常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单杠、大刀、刺杀等。战士大都是在20岁以下，年轻力壮，训练刻苦不腐化，在中国军队中可谓佼佼者。北京陷落，撤离北京时，该部没有发生抢劫等现象，可见训练有素。”
一切变成泡影，张自忠决定逃离。
为了不让日本人注意，张自忠乔装打扮，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后来，在两名美国商人和天津商人赵子青的帮助下，张自忠躲过了日本人的盘查，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的家中。
张廉云回忆说，见到父亲的那天，父亲戴着礼帽，穿着长袍，身体非常消瘦。以前父亲回家的时候，大家都又说又笑，非常热闹。而这次，父亲坐在椅子里，低着头，沉默不语。后来，父亲把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给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
张自忠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临走的时候，他把张廉云和侄女张廉瑜等几个女孩子叫到一起，给她们每个人手中塞了一点钱，说这是她们以后结婚的嫁妆费。然后，就离开了。
父亲离开的时候，张廉云没有送，因为弄堂里还住着别人，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在送汉奸父亲。她看着父亲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身影渐渐远去，一路都低着头，显得很悲怆。张廉云没有想到，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张廉云说，当时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送她钱做嫁妆费。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在安排后事。
张自忠就这样走了，走进了抗日战场，走进了南瓜店的血雨腥风中，走进了一座冰冷的碑石里。
张自忠离开天津时，29军军部已经撤往了河南新乡。张自忠乘坐英国商船，去往济南，准备由济南赶往新乡。路过潍坊时，张自忠遇到了以前当连长时训练的一个士兵，此时这个士兵已经是师长了，他就是29师师长李汉章。李汉章看到张自忠，就毫无礼貌地讥讽道：“以前我看你尽看些圣贤之书，你都学了些什么？”
到了济南，张自忠站在门外，副官进去给山东省主席、同为西北军弟兄的韩复榘通报张自忠来了，客厅里的韩复榘故意大声喊，这个汉奸找我来干什么？
韩复榘给南京政府打电话，通报说张自忠逃到了济南，怎么处置。
蒋介石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
张自忠押解南京的消息，被当时的记者知道了，他们不但登载了这个消息，而且连车次都登出来了。火车一到南京，一群打着标语、喊着口号的学生就纷纷爬上火车，要求严惩汉奸。万不得已中，张自忠躲进了厕所。
而就在张自忠躲进厕所的时候，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的罪名，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一直研究民国历史的学者何立波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张自忠被押解到南京后，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得悉此情，以为张自忠已被囚禁，便匆匆赶到南京，为张自忠鸣不平。他把张自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读后，约见了马彦。马彦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就连贪赃枉法的行为也没有。马彦还说，他给张自忠担保，如果查出来张自忠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先查办他。
不久，钱大钧来看望张自忠，还带给了他一张委任状，任命他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对张自忠说，委座说你可以接受记者采访，平息舆论。
当年，蒋介石想把张自忠留在南京，但是熟悉张自忠的冯玉祥知道这是一员难得的虎将。当李宗仁询问第六战区的人士安排时，冯玉祥力荐张自忠任59军军长，因为59军是原来的38师扩充而成的。于是，蒋介石又任命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59军军长。
张宗衡回忆道，有一天，大家刚刚吃晚饭，突然集合部队，宋哲元带着张自忠回来了。大家突然看到老师长，激动万分。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59军军长未派人，就是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做你们的军长。”
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张宗衡说，此后，就经常从张自忠口中听到“死”字，而以前，他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