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官制》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各部大臣均为国务大臣，其职责为"辅弼皇帝，担任责任"；总理大臣为领袖。又另制法制院，作内阁之附属机构，专掌法规编纂。
废止旧内阁、军机处以及会议政务处之后，那些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之类的官职仍保留，序次于翰林院，而内阁学士以下的官职则被裁撤了。
内阁之外，增建弼德院，并规定"该院权限与内阁相维系，所关重要，必须同时并设，用备顾问"；设正、副院长各一人，顾问大臣三十二人，可参与机密、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还为这些"顾问"们规定了甚为鬼祟、奇怪的顾问方式：奏事得以特旨咨询为限，可面奏或奏片，既不用呈递正式的奏折、也不用登官报，弄得跟一群专为皇帝预备的贴心机密参议似的！
将军咨处改为军咨府，为皇帝亲领的总参谋部，设军咨大臣的官职。
将礼部改为典礼院，主持朝廷典礼事务，以掌院大学士、学士以及直学士若干人组成。
新内阁的人事任命如下：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大学士徐世昌俱为内阁协理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
--瞧瞧！瞧瞧！这个所谓的"新内阁"，有什么是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机构确实变动了一些，制度也变更了一些，过去行政官员与衙门的诸多"请旨"、"上奏"、皇帝"召见"等项事务均改集于内阁，显出了分皇权之势的模样，可是这"新内阁"与皇权的体制关系，仍是对皇帝负责而非对国会负责。在公布的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族为九人，且奕劻、善耆、载泽、载洵、溥伦、寿耆这六人都出身于爱新觉罗氏的皇族，所以这个违反万国立宪公例的"新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这个"皇族内阁"在出台当天，就在全国上下遭到了广大民众的一致痛骂与反对，可是，这番痛骂才刚刚开始，第二天--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9日），清朝廷又颁布了一道更招民众痛骂与反对的谕旨：《清帝宣布铁路干线收回国有谕》。这道谕旨宣布了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冠冕堂皇地叫嚣什么"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而商办铁路"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并无赖地命令"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留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可是，这所谓"铁路国有政策"的实质却是为了替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控制粤汉、川汉铁路提供殖民服务，给清朝廷经手办理的一些无耻官吏，诸如那早已从"盛大贪"跳蹿成了"盛大卖"的盛宣怀之流赚些养婊子杂种的脏钱而已！
这"盛大卖"盛宣怀先是无耻地指示其亲信--邮传部给事中石长信向那五岁的宣统皇帝"小混蛋"溥仪呈递了一道奏折，啰唆了一通所谓"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说什么得赶快让部臣将全中国的铁路干线定为国有。监国摄政王载沣看了石长信的奏折之后，就谕交部议。于是，盛宣怀赶快复奏折说，"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干路均归国有，枝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
这"盛大卖"盛宣怀真是振振有词，就仿佛全中国的铁路权不过就是他这老杂种自己的掌中之物似的，想怎么卖就怎么卖！中国民众持续已有的收回铁路权利的运动，远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而是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自由经济权益的民众运动。像川汉、粤汉等重要铁路干线的路权是广大民众历尽艰辛抗争，才从外国殖民者手中争回来的！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冬天（1903年12月），清朝廷就曾颁布过《铁路简明章程》，从国家法律法规的高度改变了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荒谬状况。在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3年至1907年）这五年期间，全中国有十五个省先后创设了十八个铁路公司，其中有十三个是商办，四个是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仅有一个是官办。有的铁路公司的股金是按向民众征地的亩数收取的，与民众的经济权利血肉相关。设立铁路公司与取得筑路权都曾严格依照国家法律办理了有关手续。此时，"盛大卖"盛宣怀之流借清朝廷之力将全中国的铁路干线来个所谓的"收归国有"，又严重违背了国法，又无耻激怒了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