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嵩寿和陆崇寿此时也走到了这幅喜幛跟前，他们听了陆珊瑚的话之后，与苏照汀一起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陆崇寿才说道："说起来，还是冯梦华（冯煦）比杨士骧有本事，他也跟杨士骧一样，这些年以来，官越当越大，可是，他的画却画得比以前还好。"
听了陆崇寿的话之后，苏照汀忽然朝远处认真地看了看，然后，他指着一幅大红宁绸喜幛，向陆崇寿说道："那幅喜幛就是冯梦华送的吧？他写的联额，让人远远一看就能认出是他的字来，写得确实好。"
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冯煦所送的那幅喜幛跟前，将冯煦的书法、文笔鉴赏了一番。
在冯煦送的那幅喜幛旁边，挂着冯煦、杨士骧的进士同年徐世昌所送的一幅大红洋纱喜幛。咸丰年间（19世纪50年代），陆崇寿的祖父陆稼轩带着家属住在北京的时候，陆家的人与徐世昌的祖父徐思穆、父亲徐嘉贤就有来往。徐世昌自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职之后，曾一连在翰林院呆了十一年，因此，他与冯煦、还有陆崇寿的大姐夫王凌山都是多年的翰林院同僚。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陆家与徐家的来往时断时续。可是，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陆家与徐家的来往却一直保持着。
苏照汀看着徐世昌所写的联额和落款，不禁说道："徐世昌学的是颜真卿的书法，写出来的字却跟翁大状元翁同龢的字很像。"
陆崇寿向苏照汀说道："徐世昌以前写字，时时都不忘'馆阁体'。他中进士那一年，主考官是翁大状元，因此，他特别小心翼翼地结交翁大状元。翁大状元中年之后，致力于学颜真卿的书法，可是，他又嫌颜体字严谨庄重过分，稍一疏忽，就有呆笨之感，因此，他又参以米襄阳（米芾）书法之纵横跌宕、苏东坡书法之丰腴流丽、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之平和飘逸、怀素狂草之奇崛古拙等诸多不同特色，自成了他那号称'同光年间天下第一'的'翁体字'。因此，徐世昌为了博得翁大状元的赏识，就拼命学那'翁体字'，可是，他学'翁体字'的过程很妙，他不是照着'翁体字'反复临摹，而是照着翁大状元创立'翁体字'的过程用心练来，他将颜真卿的书法、米襄阳的书法、苏东坡的书法、二王的书法、怀素的书法，全都仔细研究练习，终于练到了能让翁大状元称赞的程度。当年，我爷爷去世之后，他邮来的那副挽联，字迹上还残存着'馆阁体'的痕迹。如今这副喜联，字迹上可看不出'馆阁体'的束缚了。"
陆嵩寿说道："如今，徐世昌人已不受翰林院的束缚了，字还照样受'翁体字'的束缚。再过一阵，再看看他的字，也许受'翁体字'的影响该少一些了？"
徐世昌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此后九年之内，他一直在翰林院的闲职上消磨官场光阴，未曾得到过学差或乡试同考官这类能敲诈到大笔报效银子的肥差，仅仅曾兼任过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这样油水微薄的官职，为此，他被人列为"翰林院八黑"之一，是个有名的"黑翰林"。在此期间，由于"清流老帅"李鸿藻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算是徐世昌的老师，因此，徐世昌也以"清流派"的一员自居，干脆自称他乃是"清贫蹭蹬一苦翰林"，端出了一副"专心任事"、"不近名利"的姿态。徐世昌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所得的俸银很少，而且他的家境素来贫困，维持生活、支撑场面总是不够，于是，他就借着自己的"清流"名声，将那些费钱的虚礼能免就免、能减就减，就连送给"老师"的奉敬，他也只是送二两银子，意思意思而已，哪里像其他一些"学生"那样，大捧大捧的金银珠宝、大堆大堆的古董字画连天不断地往"老师"们面前猛送？也难怪他会名列"翰林院八黑"之一。不过，徐世昌也不是没努力想过弄肥差、弄银钱的办法，例如，他曾写信给他的两个堂叔--曾任湖北钟祥县知县的徐嘉禾与曾任江西德安县知县的徐嘉霖，跟他们商量说，他宁愿离开翰林院、降格请求外放为州县官，省得在北京受穷，因此，请两位堂叔帮他一起想想求得肥缺的好主意。可是，他的那两位堂叔一致反对他的这个意见，都拼命劝阻他说，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却将以后的大财舍弃了，在翰林院任职，容易接近上层、结交满汉权贵，这是多少官员想得也得不到的便利，就是眼前的日子再穷些，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安心等待合适的机会到来，还怕没肥缺到手、没银钱入账？徐世昌听从了他那两位堂叔的劝告，仍旧耐心地在翰林院的闲职上混着，等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来。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徐世昌的拜把子兄弟、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专员的袁世凯从朝鲜匆忙逃回中国，在北京、天津一带的权贵重臣中间拼命活动，他自称这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而进献良策，其实是为了他自己能重得要职而投机钻营。袁世凯一向视徐世昌为他的智囊，因此，徐世昌此时自然费尽心思，帮助袁世凯出各种主意、拟各种计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秋，徐世昌联络了甲午恩科状元、特喜大言谈兵的张謇以及其他一些文士参与了向清朝廷请愿、要求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的活动。他们集会于位于北京宣武城南的松筠庵，徐世昌与张百熙、李文田一起为首，合疏奏请恭亲王秉政、出赞机务。另外，徐世昌又与张謇等三十五人一起合疏弹劾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不备战、以致败亡。（在此奏疏上，署衔的是徐世昌、张謇。）徐世昌进行的这些活动，有"清流老帅"李鸿藻、翁大状元翁同龢、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等人的暗中支持，因此，这之后不久，恭亲王奕訢就复出督办军务、重回军机大臣之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徐世昌帮助袁世凯与李鸿藻、翁同龢这两大"清流"人物紧密联系，促使李鸿藻与翁同龢像庆亲王奕劻、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等最以贪财、受贿而著名的当权满洲亲贵一样，相信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难得的、能用西法练兵以建立新式陆军的"将才"。经过一番布置缜密的政治活动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并派他到督办军务处差委。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清朝廷之王、大臣等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派员督练。奏称："……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查有军务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就在同一天，清朝廷批准了这份奏请，宣布初设新建陆军，派袁世凯去天津接管原来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选的那十营部分地采用西式方法训练的定武军，加以督练。八天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前往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小站镇接管定武军。在帮助袁世凯取得督练新军的职权的同时，徐世昌在与强学会有关的一系列事务中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徐世昌与康有为、梁启超、张孝谦、于式枚、文廷式、沈曾植、汪大燮、英国人李提摩太、美国人李佳白等人一起议设强学会。徐世昌特意邀请袁世凯一起参加强学会，袁世凯自然对徐世昌言听计从，他不仅参加了强学会，而且还捐了五百两银子给强学会当会费。此时，徐世昌的住所与康有为的住所都在北京宣武城南，并且离得很近，因此，他们两人来往得很频繁，时不时地就在一起喝酒、赋诗、发牢骚，显得颇为意气相投。就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这个多灾多祸、多劫多事之年，已经四十岁的徐世昌开始在清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经袁世凯的奏调，徐世昌也来到了小站，就任北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参赞，不过，清朝廷允许将他在翰林院的资格予以保留。此时，徐世昌的官阶还和在北京时一样，是五品，不过，他的职位序列已经从文职换成了武职，因此，他的冠、带、袍、褂也换成了武职式样。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幕僚长，他总揽了北洋新建陆军上奏下达的全部文书，协调内部人事，联络官场，而且，由于袁世凯给予了他"咨谋"的名义，他就拥有了当袁世凯不在军营的时候代为处理军务的权力。徐世昌到北洋新建陆军任职之后，可月支数百银元的俸饷，经济状况较他以前在翰林院当"黑翰林"时要好得多了。虽然，他有时也嘀咕，离开翰林院、以清贵的翰林资格屈从于相对为人所轻视的武职，是不是会得不偿失、而且丢掉了费心费力了多年才博得的"清流"名声，可是，他到底还是更愿意在北洋新建陆军的兵营里待着，因为，在这里，他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而且，他相信，在这里，他能更快地得到晋升官职的机会，成为一个在中国官场上至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