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总是向人们宣传说，谭嗣同只不过是个连乡试都考不过去、只落得个秀才功名、得靠捐官才勉强得到个候补知府头衔的无用少爷，他因为没本事写好八股文、挣一个两榜进士的官场正途出身，才避重就轻、标新立异地自称"绝意于科举、全力置意于新学"，以博虚名，以骗愚民。可是，叶德辉的宣传正显示了他在谭嗣同面前的自卑心理、嫉妒心理、仇恨心理！叶德辉嫉妒谭嗣同有一个正担任着湖北巡抚这一显赫官职的父亲，嫉妒谭嗣同有不可一世的纵横才气，嫉妒谭嗣同有巨大的社会威望、社会影响，嫉妒谭嗣同被人们真诚地佩服、爱戴、拥护……谭嗣同为湖南新政所做的一切努力，叶德辉都毫无例外地痛恨，这不仅是因为他像当时一般的思想守旧之人一样，视新学为仇敌、视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和民主自由思想为妖魔鬼怪，也因为他个人所特有的那种对谭嗣同由嫉妒而恶展为仇恨的变态心理。例如：熊希龄替时务学堂聘请中文总教习和西文总教习的时候，提出要聘请"达人时贤且学贯中西者"。叶德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大造舆论说，中文总教习精通中学就够了，若弄些油滑无凭的西学掺和进来，则中学纯粹尽毁矣，熊掌（叶德辉给熊希龄起的外号）竟然说要请什么"学贯中西者"，真是荒谬已极，不过熊掌说要请"达人时贤"，这倒还有点子见识，只是他何苦到处去找什么他所谓的"达人时贤"呢，我叶德辉就正在这长沙城里震慑着三湘才俊呢，他难道就非得故意装不知道？熊希龄当然不理会叶德辉的啰唆，仍旧按照原有的标准聘请"达人时贤且学贯中西者"为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建议聘请当时上海的《时务报》馆中文主笔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馆西文主笔李维格为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熊希龄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有其他官绅商量之后，大家都同意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叶德辉听说此事之后，就整天地将时务学堂诅咒不休，将熊希龄、黄遵宪、陈宝箴等人还有那个抢了他的风头的梁启超大骂不已。可是，熊希龄等人将聘书送到上海、并且将他们写的那些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放梁启超、李维格来湖南的信发到上海去之后，直到时务学堂都快开学了，汪康年却一直迟迟不对放梁启超、李维格去长沙的事作出任何答复。叶德辉见此情况之后，真是幸灾乐祸，并且重起夺占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野心，到处嚷嚷说，熊掌失算了吧，颠颠儿地去请梁启超，结果却被闪着了，哼，我就知道，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早晚还是替我叶德辉预备的！叶德辉正兴高采烈地等着受聘就任的时候，又气又急的熊希龄想了个办法，他给当时正在南京的谭嗣同写信，请谭嗣同亲自去上海一趟，说服汪康年放梁启超、李维格到湖南。谭嗣同果然没有辜负熊希龄的嘱托，他亲赴上海之后，成功地说服了汪康年，使得梁启超、李维格得以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也就是时务学堂正式开学之前十五天到达了长沙！叶德辉最恨梁启超能按期到长沙赴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任，可是梁启超偏偏就是按期到来了，而且促成此事成功的人偏偏就是谭嗣同！因此，叶德辉就到处谩骂说，真不知道谭七（谭嗣同在谭氏家族中大排行第七）跟我叶德辉到底结了多少代的冤仇，他怎么就这么跟我过不去，眼看着那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被他那么一闹，又白便宜了梁启超那乳臭小儿了，那梁启超算什么东西，他若是"学贯中西"，怎么一进会试考场就被刷下来，他若是"达人时贤"，怎么连个小官都没当过，也就是谭七这等三十多岁了却连乡试都考不过、连"范进中举"的滋味都没尝过的废物才会觉得他有多了不起！从此，叶德辉对于谭嗣同的仇恨更深更重了千万倍……
谭嗣同带头创办的南学会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正式成立开讲，今文学家皮锡瑞应谭嗣同之聘、担任了主持讲论会的学长。于是，皮锡瑞也成了叶德辉痛恨、谩骂、嘲讽的又一主要目标。由于皮锡瑞的字是鹿门，而且，在他讲学时，被叶德辉起了一个外号"熊掌"的熊希龄曾亲自为他摇上课铃，于是，叶德辉就作了一副对联讽刺他们并派人到处传播："鹿皮讲学，熊掌摇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