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陈宗勋的这番话，林斯槐与陈宗业都连连叹息不已、连连冷笑不已。陈宗业又补充说道："强学会看着挺厉害，有那么多要人又入会、又仗腰子的，其实，那些要人都不过是装着玩儿的，稍有个风吹草动，他们一个个将脖子都缩得快着呢！杨崇伊是在去年腊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正式上疏弹劾强学会的，那天中午，张孝谦从军机处得到消息之后，气急败坏地跑到强学会的会址所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通知会员赶快搬迁，然后，他就离开了，连滚带爬地跑到李鸿章那老东西那里去讨好求情--那时，他的靠山'清流老帅'李鸿藻恰巧在南方出公差、不在北京，李鸿藻的势力，他是一点也指望不上了；哼，他自己也很清楚，李鸿藻那时就是在北京的话，也绝不会在这种形势之下出头管强学会的麻烦、触慈禧那老妖妇的霉头的，他还是只能自己连滚带爬地去找李鸿章那老东西告饶！强学会的其他那些会员们--刑部郎中沈曾植还算镇静，忙着去找人疏通，力图挽救危局。丁立钧就知道忙着将强学会从同文馆借来的书籍、仪器缴还回去。内阁中书熊余波只会在原地一边打转、一边唠叨说，他想到杨崇伊家看看，也许杨崇伊并不想将事情闹大了。至于褚成博、张仲忻这两位御史，还有其他一些入会官员，都唯恐受到连累、将官职丢了，就纷纷匿迹不出。陈炽去找他的靠山翁同龢求救，翁同龢不紧不慢地对他说，就快到腊八了，正巧你提前来了，那我就提前请你在我家喝一碗腊八粥吧；陈炽急得将求救的话颠三倒四地说了又说，可是翁同龢就是不说一句他愿意出面搭救的话，只是含糊其辞地告诉陈炽说，还是到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衙门去想想办法；最后，陈炽只得一边掉眼泪，一边将翁同龢命人端到他面前的那一大碗滚烫的腊八粥匆匆忙忙地喝了几口下去，然后，他就讪讪地起身告辞；他一走出翁府的高门槛，就疯了似的大哭起来，跟他一起来的随从连忙将他扶上了他那辆大鞍车，他坐在车上，直着脖子哭了一路，那哭声特别响，根本不是大鞍车的颠簸轰隆声、马蹄的奔驰踩踏声所能掩盖得住的。到了腊月初九日（1896年1月23日），京城北门贴出了告示，说是要抓强学会的人，更闹得人心惶惶。陈炽自打从翁府回去之后，白天灌着酒、就是不愿醒，晚上看着灯、就是不敢睡，已经若痴若狂、连唱带哭地折腾了三天了，他听到要抓人的消息之后，先被吓得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接着折腾，并且折腾得更厉害了。丁立钧也被要抓人的消息吓破了胆，低着头、捂着脸、眼泪鼻涕顺着手指缝不停地往下流，呜呜咽咽地将'人心已涣，事无可为。'这句话连着念叨了一、两个时辰之久。那时候，张之洞、王文韶、刘坤一这些掌握着地方实权的封疆大吏和聂士成这些掌握着军队实权的武将都已将强学会遇到的麻烦知道得很详细、很清楚了，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出头管一管。梁启超气得要死，只得公开放出话来说，如果那些参加了强学会的权贵再不出来设法挽救，听任强学会覆灭，那他和汪大燮这两个《中外纪闻》的主笔就要写信上告，将那些权贵的所作所为都公之于众，到时候，若是朝廷要追查他们的话，他们可别害怕丢官卸职、可别在乎摘顶戴拔花翎，千万不要出来阻拦他和汪大燮……可是，梁启超的这些话只是让那些权贵又怕又恨而已，他们依然还是不肯将他们那缩得怪得意的头略略伸出来一些！"
林斯槐叹道："翁同龢这老家伙，'明是一碗腊八粥，暗是一堆疯人药'。"
陈宗勋也叹道："翁同龢翁大状元，真是滑而且狠！依我看，当今中国官场上，又滑又狠、能跟翁同龢比试比试的，首推张之洞那老猢狲！去年秋天，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的时候，康有为就离开了北京，来到了南京，他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天，向张之洞游说，请张之洞支持他在上海也成立强学会，与北京强学会相互呼应，壮大声势。张之洞与康有为深谈了多次之后，决定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同意捐款一千五百两银子给上海强学会当办会经费。康有为在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等人的陪同之下去了上海，去年十月，上海强学会在上海跑马场西首选定会址、正式成立。上海强学会的会员，大多是与张之洞有联系的人，他们或者是张之洞的幕僚，如梁鼎芬、蒯光典、乔树楠、汪康年、邹代钧等人，或者是张之洞的"清流同党"，如黄漱兰（黄体芳）、陈伯潛（陈宝琛）这二人，或者是张之洞在官场上的世交故旧之子，如左文襄（左宗棠）的幼子左孝同、沈文肃（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黄漱兰的两个儿子黄仲发（黄绍箕）与黄叔镛（黄绍第）、岑毓英的儿子岑春煊这五人，因此，上海强学会中，张之洞的势力有多强、影响有多大，不言而喻；可以不算是张之洞一派之内的会员，有翁同龢的亲信--甲午恩科的状元张謇，有康有为的弟子龙泽厚，还有那位在国外当了十八年外交官员、前年冬天刚回国的黄公度（黄遵宪），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可是，当康有为从上海给张之洞发了一个电报，请张之洞也列名上海强学会的时候，张之洞却坚决不肯列名，并赶快给康有为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康有为看到张之洞的复电之后，明白张之洞是什么意思，可是，他撰写的《上海强学会序》所署的仍旧是张之洞的名，先在《申报》和《中外纪闻》上登载出来，后来又登载于他在上海所创办的《强学报》的创刊号上。《强学报》的创刊号让张之洞恼怒不已、害怕不已，因为，这份创刊号在封面上大书特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清朝纪年'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又发表了《孔子纪年说》，在他和其他那许多老不死的看来，这简直意味着要'改正朔'、要改朝换代、要谋反抗清，而且，这份创刊号还自作主张地刊录了当时还未公开的'廷寄'--当今皇上内发各省将军督抚议行新政的上谕，也是属于为满清朝廷所不容的大逆不道之举。对此，张之洞立刻进行了干涉，下令将他给上海强学会的会费停发，并禁止发行《强学报》。《强学报》的创刊号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出版的，八天之后，杨崇伊就正式上疏弹劾北京强学会。当北京强学会被慈禧那老妖妇下令封禁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张之洞立刻命令幕僚电致上海各报馆，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生怕他自己摆脱不了与上海强学会的关系，唯恐惹慈禧那老妖妇和其他那许多老不死的说他有支持、回护上海强学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