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军机，谭嗣同等被时人称为"四位新贵"的军机四卿也遇到了许多旧例陈规所带来的酬应烦难。
先就是太监们来索要赏钱。那些太监们自以为盘算得很周全：谭嗣同、林旭都是世家巨族的贵公子出身，出手自然阔绰；杨锐在北京当官多年，在官场上早有"广收贿赂"的名声，又长期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巨额津贴资助，笃定是有钱的；刘光第虽然一向有"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的名声，可是，他已经进入官场十五年了，而且是在刑部这个总有人去求情办事的要紧衙门供职，他那样节省的人，怎么着也能有些积蓄在手里存着。谭嗣同、林旭、刘光第都恨这代代沿袭的腐朽恶例，都保持"一个钱也不给"的态度，让太监们空盘算了一场，只能背后骂他们不懂规矩，扬言要找机会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得罪太监的厉害。杨锐对太监们则采取圆滑应付、将就敷衍的态度，他一边向太监们感叹他手头实在不宽裕，一边将赏钱给了他们，并请他们别笑话太寒薄。
再有就是军机首辅礼亲王世铎庆祝寿辰与军机大臣裕禄受命署理礼部尚书、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之后接受祝贺这两件事。虽然此刻时事艰难、朝中政治斗争激烈，可是世铎和裕禄这两家的府第照样按照惯例，悬灯结彩，大排筵宴，鸾凤屏风、芙蓉簟席之类陈设得堆天踏地，锣鼓管弦、旧曲新戏闹腾得通衢越巷。慈禧太后鉴于世铎和裕禄这一阵子向她进贡了特别丰富的各类珍奇物品和格外多、格外足的银子钱，就特意命令太监们从宫中给世铎和裕禄送来了许多赏赐：金、玉如意，金、玉佩饰，金、银元宝，彩缎绣罗，玛瑙碗碟，沉香念珠……其余诸如宗室皇亲、阁下都府督镇及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凡所来往者，也都各自送来轻重不同的礼物。礼亲王世铎的生日庆典，谭嗣同、林旭、刘光第都不理会，只当没有这回事一般；只有杨锐碍于种种的考虑，跟着军机大臣廖寿恒一起去拜贺了一番--廖寿恒常常替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相互传话，而且又是著名维新人物、御史杨深秀的老师，所以杨锐选择与廖寿恒一起去。裕禄为了兼职而在家开贺，谭嗣同、刘光第照样还是不理会；杨锐还是与廖寿恒一起去祝贺，林旭也与廖寿恒、杨锐一起去了。--裕禄曾担任过福州将军、兼任过船政大臣，在福州与林则徐家族的人、沈葆桢家族的人多有来往，并且曾向他的朋友、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推荐过林旭，称赞林旭是难得的英才少年。这一年端午节那天（1898年6月23日），荣禄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在"北洋之城"天津驻扎下来之后，曾将林旭请到天津，说想让林旭留在天津担任他的幕僚。林旭没有立刻回复荣禄是否愿意接受聘请，而是回北京跟他的老师康有为商量，是否可就荣禄之聘？康有为想利用林旭与荣禄拉关系，于是就劝林旭说："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消遏其阴谋，亦大善事也。"林旭考虑了很久，才决定按照康有为的劝告，接受荣禄的聘请；可是，恰在这时，他已举应经济特科，光绪皇帝又批准了少詹王锡蕃的疏请，决定召见他，那次召见之后不久，他就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四卿之一，于是，他最终还是未就荣禄之聘。然而，康有为并未放弃利用林旭与荣禄拉关系的希望，可是，荣禄此时毕竟远在天津，于是，康有为退而求其次，希望林旭能与荣禄的朋友裕禄保持来往，以备政治斡旋之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光绪皇帝看到了军机大臣裕禄等人呈递给他的一份奏折，内有湖南守旧之徒曾廉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将康有为和梁启超谓为叛逆、深文罗织了他们的许多罪状，并请求光绪皇帝将他们杀掉。光绪皇帝生怕此奏折被慈禧太后看见，而被她作为诛杀康有为、梁启超的借口而加以利用，于是，他将此奏折扔回裕禄手中，严令裕禄立刻将此奏折转交给谭嗣同，让谭嗣同按条详驳。谭嗣同拿到此奏折之后，飞速地将驳语写成，其中有"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之烈语。谭嗣同的慷慨无畏引起了刘光第（裴村）的强烈共鸣，于是，他在谭嗣同将要搁笔之时，一把将笔从谭嗣同手中夺过，在谭嗣同所写的驳语之后，添写了"臣刘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嗣同虽然不觉意外，仍旧不禁向刘光第感叹道："裴村兄！"刘光第慨然说道："我也是军机章京，也是参预新政之臣，当然该负解救维新志士之重责。你的命已经押上去了，我难道应该格外惜命么？我不能让你独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