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奎塔赛中，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奖金是2 600美元，但我只是个业余选手，所以我一分钱也没得到。不过菲利和我听说，这次赛事的主办方最终会为选手们的开支埋单。我们坐在他的破车里，虚构出了详细的开销清单，包括想象出来的从拉斯韦加斯乘坐的一等航班、住的五星级酒店，以及在餐厅吃的丰盛的饭菜。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很会算计的，因为我们的开销恰好也是 2 600美元。
菲利和我之所以有这个胆量去要这么多钱，是因为我们来自拉斯韦加斯，我们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赌场中度过的。我们认为自己生来就擅长用大赌注吓退对手，我们认为自己就乐于下大赌注。毕竟，在我们还不会坐便盆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加倍下注。最近，当菲利和我穿过恺撒皇宫酒店，从一台老虎机旁边走过时，它恰好开始放那首大萧条时代的歌—《我们赚大钱了》。我们是从父亲那里知道这首歌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暗示—我们没有意识到那台老虎机整日都在放那首歌。我们在最近的一个21点桌上坐下，然后赢了。现在，我秉承同样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手里拿着那张开销清单，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查理?帕萨雷尔的办公室，菲利则坐在车里等着我。
查理以前是个网球运动员。事实上，1969年，他与潘乔?冈萨雷斯在温布尔登男子网球单打比赛中进行了一次最漫长的对决。潘乔现在是我的姐夫，他最近和丽塔结婚了，这是另一个暗示我和菲利就要有钱的迹象。而最大的迹象是，查理的老朋友之一艾伦?金在拉斯韦加斯举办的那次与这次极为相似的赛事中，我看见了恺撒、埃及艳后和那辆满载着银币的手推车，那也是我首次以一种正式身份—我和温迪都是那次比赛的球童—踏入职业网球场。暗示、迹象，到处都是。我把清单放在了查理的桌上，然后后退了几步。
“嘿，”查理一边审视着清单，一边说，“非常有意思。”
“什么？”
“开销通常都不会计算得如此精确。”
我感觉脸上一热。
“你的开销，安德烈，如果你是个职业选手的话，和你能够得到的奖金一样多。”
查理透过他眼镜上方的空隙看着我，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心急速收缩到扁豆粒儿那么大。我想拔腿就跑。我的头脑中浮现出了我和菲利在那个小客房里度过余生的情景。但是查理忍住笑容，伸手打开了一个保险箱，拿出了一沓钞票。
“这是2 000块，孩子，别再压榨我的那600块了。”
“谢谢你，先生，非常感谢。”
我跑了出去，然后一头钻进了菲利的车里。他猛踩油门，一溜烟地开走了，仿佛我们刚刚抢劫了拉奎塔第一银行。我数出1 000美元扔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