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回答是：“我很喜欢和那些都能当我孩子了的小家伙们比赛，可能他就是其中之一吧，我当年确实在拉斯韦加斯度过了不少时光。”
在半决赛的时候，我再一次输给了伦德尔。我成功地将他带进了第四盘，但是他太强大了。我想要耗费他的体力，结果搞得自己筋疲力尽。尽管经过雷尼和帕特的魔鬼训练，我仍然无法和伦德尔相匹敌。我暗自发誓：当我回到拉斯韦加斯的时候，我一定要继续寻找，寻找那个可以让我作足战斗准备的人。
但是却没有人能帮我在与媒体的战斗中作好准备，因为这实际上并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每天报纸或杂志上都有抨击阿加西的长篇大论—球员的爆料，体育评论员的苛评。恶意中伤的文字，却挂着评论的招牌。我是一个傻瓜、一个小丑、一个骗子、一个侥幸成功的人；我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世界排名，全仰仗网络和青少年们串通好的阴谋；我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因为我没有赢得过大满贯冠军头衔。
很明显，有很多球迷喜欢我。我有几麻袋球迷们的来信，有的信里面还夹着女人的裸体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她们的电话号码。但是每天我仍因我的外表、我的行为和一些子虚乌有的原因而饱受非议。我接受了这个离经叛道的恶棍角色，接受它并使之更加丰满。我觉得这个角色俨然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我必须好好扮演。可是不久以后，我的形象被固定了，我必须永远当这个坏人的角色，在每一场比赛和每一项赛事中。
我向佩里求助。在一个周末，我飞回了东部去拜访他，他正在乔治敦学习经济。我们到外面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当地他最喜欢的餐厅—“坟墓”喝了很多啤酒。他一如既往地重新整理了我的痛苦，使之更为清晰，并更有逻辑。如果我是个还击者，他就是重述者。首先，他将这个问题界定为我和世界之间的一场谈判；然后，他明晰了这场谈判的内容。他同意，成为关注的焦点、每天被评头论足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一切仅仅是暂时的，这种折磨是有时间限制的。他说从我开始赢得大满贯的那一刻起，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赢？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胜利会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不论输赢，我都是同一个人。这就是我必须要赢的原因？就为了封住悠悠众口？就为了让一帮根本就不了解我的体育评论员和记者满意？这就是这个协议的条款？
菲利看出我正遭受痛苦，并且一直在寻找人生的道路。他也正在探求着。实际上，他自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寻求出路。最近，他的探索更进了一步。他跟我说，他最近经常去一个教堂，事实上是位于拉斯韦加斯西边的一个类似于教堂的办公区。那间教堂并不受宗教约束，而且那儿的牧师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