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因为百姓们活不下去而起义的典故不在少数，明朝现如今也陷入了这样的泥潭，于是在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几起农民起义事件，这些都让这个即将破灭的王朝雪上加霜。
为了赈灾，朝廷支付了大量的物资，导致国库虚耗，于是明朝的军队也开始土崩瓦解，当时的军队实行屯田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军粮都要靠自己来种，可是军队的驻地则是在北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种植的粮食自然是不用说了，肯定是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军人们吃什么？朝廷已经没有银子再去购买粮食来供给了，军队只好节衣缩食，节省开支。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军队里的士兵吃不饱饭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不是在战场上因为体力不支被杀死，就是真的饿死在这里。为了能够获得一定的资金，很多将领都开始自行想办法活命，有点家底的人，自然好说，没有家底的人，只好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的兵器上。
这些士兵往往都是地位较低的，他们手中的兵器虽然不是神兵利器，但好歹是铁做的，怎么也能换点银子，买点粮食。自己的兵器卖掉了，那就偷同伴的，几年的光阴下来，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下降了，没了装备，将领们总不能赤膊上阵，于是乎整体的战斗力就不用再说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明朝末年，明朝的军队在战场上溃不成军的根本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天气并不能够真正决定一个王朝的灭亡，的确，又不是“全国干旱”，也不是“全国冰雪”，它的确不能够让大明王朝真正灭亡，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影响。
尽管小冰河时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灾害现象，历朝历代都经历过天灾，可是当天灾遇到了没钱的人祸时，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的打击，绝对不是一点半点。明朝像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而小冰河时期这个自然现象就好像是老天爷无形中踢了他一脚，将他更迅速地送入深渊之中。
内忧与外患同时出现
【内忧——农民起义】
“小冰河时期”造成了农民们颗粒无收，而朝廷拨下来的赈灾物资，经过层层的搜刮，估计最后真的能够到老百姓手里的只是几分之一而已，历史一般演到这里，就会有人抡起锄头，决定起义了。
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样站起来的，似乎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历史又将回到这里。在整个明朝之中，农民起义并不在少数，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大多数的农民起义都会以宗教的形式来展开，用得最多的，让明朝皇帝最头疼的，估计就是那个叫做“白莲教”的“邪教组织”，因为在整个明朝，他们经历了数次“白莲教”起义。
然而到了明朝末年，白莲教终于消停了，可是陕西却乱了。
陕西属于西北，本来就是容易干旱的地方，在“小冰河时期”，这个地方无可避免地闹起了旱灾，这无疑给广大陕西省的农民兄弟判了死刑。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肯定会有人能够活下去，但你要知道，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想活着，可是朝廷拨下来的粮食就那么多，要么母亲将粮食让给孩子，自己饿死，要么是妻子把粮食留给丈夫，自己饿死……
在这些忍受饥饿的人群中，总有那么一两个胆大的，秦朝时候是“安知鸿鹄之志”的陈胜和吴广，元朝末年就是最终“驱除鞑虏”的朱元璋，而到了明朝末年，则是闯王李自成的天下。
李自成，他并不是个标准的农民，但他是一个标准的穷苦人。他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更没有能够让给他拼搏的前程，他每天就只知道放羊。
这一点，他和朱元璋也极其相似，一个放牛，一个放羊，难不成是放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起了皇帝梦？
言归正传，从小李自成就给地主家放羊，原本他也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在羊群之中度过了，或许还会考虑讨个老婆、生个娃娃之类的。但是闯王又岂能和那些普通的放羊仔一样呢，骨子里的叛逆之血是骗不了人的。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不知道地主怎么待他了，让他这样一个大小伙子，难以忍受内心的怒火，动起粗来。这下子可不得了了，那个地主在当地颇有势力，而且勾结着官府，这下李自成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于是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自成趁着黑夜跑路了。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这成为当时李自成需要考虑的事情，反正老家是待不下去了，辗转之后，他来到了银川，隐姓埋名做了一名狱卒。要说他能老老实实地做一名狱卒，这也是个不错的差事，至少有了朝廷的俸禄，还有一些“灰色收入”，小日子也能过得很滋润。
只可惜，犯过事的人的内心是很脆弱的，李自成也不例外，毕竟在银川的生活，他隐姓埋名，不敢和任何人结交朋友，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暴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这样的生活让他感到非常压抑。恰好在这个时候，陕西发生了一件大事——农民起义。
公元1627年，陕北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要说这也是杀害朝廷命官的重罪，官府应该通力捉拿才是，然而这陕北的巡抚却是个胆小鬼，生怕将这件事情报告给朝廷之后，上面怪罪下来，自己承担不起，又担心自己要是捉拿要犯，再把他给惹毛了，自己小命也不保，于是干脆装不知道。他的不作为可是给了这些起义军们一个壮大自我的机会，果不其然，不出三年，陕西省内众多起义军也都揭竿而起。
远在银川的李自成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的想法或许和《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一样，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不过也罢，倒不如去起义军那里寻找自己的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在一次无意中李自成得知，原来自己的舅舅高迎祥也造反了，还是领导。正苦于无处投奔的他，立刻跑到了舅舅的帐下，成为了起义军的一员。
不要小看了起义军的智慧，他们也懂得人多力量大这个最浅显的道理，在公元1635年，众多独立的起义军汇集在河南洛阳，共商大业，这大业自然是指“推翻明朝”，这时候的李自成俨然成为了起义军中的头领。
河南洛阳，在明朝时期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而且这里有一个皇亲国戚，就是福恭王朱常洵，一般来说，这种守着一方天地的皇亲国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搜刮民脂民膏、抢占民女的坏事也都做尽了。李自成进入洛阳之后，就听到了很多百姓都在私下议论，这个福恭王，是个坏事做尽的坏人，但是他势力非常大，有通天的权力，就连当地的地方官都不敢招惹他。
李自成是谁？他可是“闯王”，是起义军，才不是那个昏庸朝廷的爪牙，他知道，要想起义成功，群众基础就必须要打好，想要打好群众基础，就要给他们当家做主，于是乎，李自成杀了福恭王，又将福恭王家里的钱财全都分发给百姓。这样一来，百姓们自然拥戴他，当他是劫富济贫的好汉爷。
就这样，李自成把洛阳当做是自己的根据地，在这里招兵买马，还将那些知识分子，全部都收入自己的帐下。短短的时间里，李自成的队伍又壮大了许多，足足有五十万。
动静大了，京城自然也就知道了，他们岂能容忍一个地方组织壮大到如此规模呢？明朝的军队很快就开到了洛阳城外，然而前面我们就说过了，明朝军队早就溃不成军，而且滥竽充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只想着能够拿朝廷的俸禄，可真正到了战场上拿命去拼的时候，他们就退缩了。反之，李自成的军队绝不能退，造反是一条不归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了，那就只剩下死了。
可以说，李自成就如同是一支锋利的箭，直接射入到明朝的要害。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历代皇帝一样，也设立了自己的政府机构，设天佑殿大学士，用牛金星充任，增置六政府尚书，用宋企郊等人充任。又开科取士，改八股文为散文。又造新历，铸“永昌”钱等。这时李自成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尽管李自成已经建立了朝代，也自称永昌皇帝，可是在百姓口中，他们更愿意称他为“闯王”。
李自成不是刘备，他不愿意和明朝的崇祯皇帝来个“分而治之”，他要的是这个天下，于是在刚刚建立了政权之后，他立刻将军队开到了北京城外。
坐在紫禁城内的崇祯皇帝知道大势已去，或许他也曾后悔，不应该杀了袁崇焕，以致现如今身边连一个能够出去迎战的将领都没有，带着绝望，崇祯皇帝走向了死亡，大明王朝就此结束。
李自成的起义是成功的，他本身就是个穷苦人，自然能够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只要有一条生路就好。所以在起义的过程之中，他对自己军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李自成本人作风民主，上下平等，大的决策都和部下讨论决定。平日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这些正符合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的愿望，对部下是极大的鼓舞。
对于明朝的贪官污吏，李自成也绝不手软，“闯王”所到之处，就像是一个完整的流程——砸官府、开粮仓、镇压贪官和地主老财、分发财物。因此，李自成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当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而起的时候，明朝就必须要分配出一定的人手，对其进行镇压，出兵必须有军饷、有粮草，这对于一个国库空虚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可是当时的赋税已经很重了，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已经非常重了。
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刮，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两千万两，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经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唯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叁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抢到船上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外患——女真族的崛起】
不过大明王朝的轰然倒塌，并不仅仅是李闯王一人之功，因为在东北地区，还有一个民族，同样也是对大明的江山虎视眈眈，那就是女真族。女真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公元六世纪，东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黑水靺鞨”，这就是女真族的前身。在元朝时期，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就是这个小国，灭掉了让宋朝都感到头疼的辽国，可是最终这个国家还是败了，败给了更为强大的元朝。不过我们要说的不是依附在元朝身边的女真族，而是明朝时期的女真族。
在明朝初年，女真族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在短时期主要有三个较大的部落——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由于朱元璋也刚刚建立了政权没有多久，中原地区还不能够完全稳定下来，他根本无暇顾及远在关外的女真族，不过朱元璋的军事才华，让他明确地看到女真族最大的作用，那就是牵制北虏。所以他主动向女真族抛出了自己的橄榄枝，进行招抚，抚喻，封赏“设卫置官”等政策。
这样的招抚举动，让女真各部落对于明朝也产生了感激之情，毕竟在元朝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动荡和战乱，明朝正是抓住了女真族渴望安稳生活的这种迫切心愿，达成了东北部边防的安定。而女真部落对于明朝也是效忠听命。
在最初的这段招抚阶段，明朝究竟做了哪些承诺？首先就是允许女真族在某一个明朝领土范围之内自由来去。
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明成祖：“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又有永乐十六年（1418年）九月，“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近辽东缘边官军，多出境市马，以扰夷人，其禁戢之。今后非朝廷文书，而私出境者，处以重刑，其守臣不严管束者，论罪如律。若安乐自在等州，女直野人鞑靼，欲出境交易，不在此例。”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比汉人自由得多得多。
既然允许女真族人在境内自由来去，总得给他们找点事情做，于是明朝决定和女真设立互市，也就是进行商业贸易。女真族地处现在的东北地区，那里有很多土特产，而且女真族善于养马，这些都是明朝人民所缺少的，而明朝的诸多生活用品，也是女真族缺少的。在这种平等的关系之中进行贸易，双方都能够得到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