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写长篇时与中短篇有个重大区别，那就是考虑结构了。中短篇比较随意，不考虑结构，尤其是短篇，常一气呵成。回头一想，《红高粱家族》是没有结构的，是由五部中篇构成的组合式的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开始有了结构，用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讲述蒜薹事件过程，民间艺人瞎子 作家全知视角 官方视角。比较复杂的是《十三步》，把汉语的人称全部使用了一遍，视角变换让人眼花缭乱。视角实际上就是结构，人称实际上就是视角。如用“我”，只能是“我”所感所见所触，而“我们”则扩大了，有一种霸气，一种集体观念。“你”有亲切感、述说感。但这部长篇发表后我估计读者不会超过500人。《食草家族》也像《红高粱家族》，是中篇组合式的。在结构上我比较满意的还是《酒国》。一方面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另外，在语言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戏拟，游戏性地模仿当时各种各样的文体。小说的整个组成包括虚与实两大部分，一方面我作为作家写一篇反腐侦探小说，同时又有一个文学爱好者给我通信，把他写的小说寄给我，后来我的小说与文学爱好者的小说融为一体，人物互相参照、印证，事件也是这样，最后结尾，作家真的到了文学爱好者的故乡那里去，发现这个在小说中桀骜不驯的人其实是个唯唯诺诺的小职员，最后小说中的主人公喝得醉醺醺地掉到茅坑里淹死，作家在酒国里也醉得昏天黑地。但小说发表后毫无反响，五六年内无一文提及，后来被国外翻译，才开始有人注意，但估计大多数人不喜欢。我认为在小说结构上它是比较巧妙的一部，而且我也知道它不为大多读者接受是非常正常的。《丰乳肥臀》先是得了“大家”文学奖，后又受到了猛烈批评。我比较满意的是小说中塑造的几个人物 母亲，过去几十年小说历史中有很多成功母亲形象，但我写的母亲与那些母亲是不一样的。上官金童，是高度象征的人物，他相貌堂堂，但却是那种感情上永远不能断奶的精神侏儒，他对母亲乳房的眷恋实际完全是一种象征。这部小说当时是两种意见，后来过了四五年，有一些学者重新解读，一位教授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暗藏着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这话令我欣喜若狂，终于有人看出了我的意图。当然这部小说肯定有问题，不是完美的。它体积庞大，披头散发，有很多臃肿的赘笔，语言不讲究，如果我现在修订一下，压缩成50万字，这部长篇应该是我的代表作。
《红树林》是写作上的一个特殊情况，先写了电视连续剧，再应投资商要求改编为小说，招来很多批评，确实也有很多问题。
《檀香刑》具体写作时间并不长，但拖的时间很长，1996年就写了10万多字。后来感到很难往下叙述，当时完全按照一个历史小说的做法，像二月河，后来发现这样写不得了，至少要写几百万字，就放下了。直到去年11月份，终于想到了大的结构，用猫腔的结构。完全想好是小说写到一半时，开始感觉和猫腔有一种关系，但怎样处理这种关系，如何天然融合为一体，费了很多思量，直到想到大的结构“凤头、猪肚、豹尾”，心里才有了数。
记者：您这种探索有无一个明确的希望达到的目标？
莫言：这是不可能的。文学不像比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小说只能有一个朦胧的感觉。每部作品都有追求，对我来说，就想下一个作品要和之前的不一样，起码有很大的区别，让读者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在重复自己，这就是最高理想。
记者：在当今文坛有没有您比较看好的作家？
莫言：已成名的不需我来看好。从去年开始，我有一个阅读感受，我认为西北地区正在崛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群，如大名鼎鼎的四川的阿来、宁夏的石舒清、宝鸡的红柯、新疆的刘亮程，四人已成气候。他们一是有丰厚的宗教背景，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宗教情结，但不是传教而是信教；其次是其语言出现了一种新鲜素质，如石舒清的小说中有很多很陌生化、很传神的词汇，可见他良好的汉语素养，且本民族的口语也已融进去了。红柯的语言是建立在中亚游牧文学基础上的马背上的语言，刘是标准的汉语写作，但与新疆辽阔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西部不仅在经济上将开发，在文学上也会形成一种很宏大的气象。几年内应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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