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教授杀学生，四项诺言，无非是骗术；
求和平争民主，一条血路，齐心合力慰英魂。
灵堂前的挽联：
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
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
武大全体学生敬献的挽联：
那边高谈人权，这边捕杀青年，好一部新宪法，吓诈欺敲，杀、杀、杀，自由哄人，民主哄鬼；
只准大打内战，不准呼吁和平，看三位亲兄弟，牺牲惨痛，惨、惨、惨，万方同哭，薄海同悲。
清华大学自治会敬献的挽联：
机枪扫射，军警包围，珞珈山竟成屠场，请看遍地鲜血，四项诺言何去？
四海同胞，人神共愤，清华园遥祭英魂，谨献一瓣心血，亿万青年继后来。
武大南京校友会敬献的挽联：
囚教授，杀学生，枪杆横行，说什么爱护学府，奖掖文教；
哀法治，哭民主，文章无用，还是要坚强振作，奋力争生。
缪朗山教授敬献的挽联：
黑夜正浓，闲话和平皆有罪；
黎明未起，暮然觉醒竟捐生。
珞珈山小贩敬献的挽联：
你们大学生尚被捕杀；
我等老百姓何堪生存。
挽歌：
“东湖在呜咽，珞珈山为你哭泣；苦难的人民，站在你的灵前伤悲。民主变成了泡影，自由已躺在心里，和平成了祭坛的牺牲，统一变成了屠杀的信号。只要战争，不要和平！只要屠杀，不要人民！无言的愤怒，无声的呼号，一人倒下，万人站起！安息吧，战士！为民主而死，为民主而生！安息吧，兄弟们！安息吧，战士们！”
悼歌：
“战士的血，结成了自由之死；勇者的生命，孕育了民主的幼芽。死去的同学，光荣属于你们；活着的我们，未了的责任更大。起来！有良心的人们，有正义的人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死和监牢吓不了我们。我们要以海洋深的仇恨、火样热的战斗作为对反动派的回答。”
武大教授沈祖棻在事后怀着愤激之情写下了一首《鹧鸪天》：“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体育馆灵堂里，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市民主动前来吊唁的队伍络绎不绝。华北学联为声援武大，决定罢课3天。清华、北大两校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组织罢课，并设祭坛遥祭武大死难三烈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也举行了追悼会。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社教学院、北平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武大上海校友会、武大自贡校友会都纷纷来电慰问和声援。来自台湾台南的林慧庆，代表武大台湾同学会发表《悼陈如丰君》。上海台湾同学会和台湾教育厅也发来唁电。以哲学系主任万卓恒教授为主席的武汉大学教授会，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多次致电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要反动当局给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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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公愤，蒋介石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故两次给武大教授会万主席回电，被迫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6月4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政治与社会压力，释放了被捕师生。
此日，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校内体育馆侧建筑一座“六一纪念亭”，将三位同学殉难经过刻写成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质浮雕），以保永久性纪念。
6月16日，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追悼会。在三具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画像两边有一副对联：“主子提供达姆弹，奴才充当刽子手”。上边的横批字体格外巨大：“党国所赐”。
祭坛两侧的墙壁上，挂满了许多学生社团撰写的挽联：
屠夫断头日；烈士含笑时。
血，洗清眼睛；血，照亮大路；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
又是一笔血债；留待一起清算。
死了的，安息吧；伤了的，仇恨在生根。活着的，战斗在继续！让血，清算血债！让死亡，迎接新生！
6月22日，武汉大学举行追悼六一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次日为死难者出殡，在武昌、汉口市区抬棺游行。三烈士安葬在张家山。1955年，因张家山新建大学，故将灵中的遗骨取出，在宝塔寺火化后，移送武汉九峰山石门峰安葬。
1947年11月，武大校园内的“六一惨案”纪念亭建成。此亭坐北朝南，边高6.5米，六角地尖顶，翠瓦飞檐，有6根朱漆圆柱支柱。亭内立纪念碑，碑为麻石基座，高1.9米，碑正面刻“六一”纪念碑记，背面刻有“死难三学生传”。
碑记和传文均是由时任武大中文系讲师、35岁的李健章用文言文撰写。为不使国民政府当局看出其中的悲愤之情和暗示之语，故写得很含蓄、简约。碑记曾拿到校务会议上传阅，稍作修改即获通过。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4月22日，制造六一惨案的主犯裕昆、郝钊、牛俊斌、杨汉颐、胡挥血等11人被执行死刑。学校重修纪念亭时，根据李健章的要求，将碑记中当时为避免政治风险而补加的“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两句删去。后来，江城不少小学生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即在此举行。
在“六一惨案”原址老斋舍旁亦置有纪念碑。并在当年死难学生流下的血迹处，专门按血迹原状铺成红色，以示铭记。
后来，武汉市政府划定“六一惨案”历史文物保护范围：遗址以图书馆和男生寄宿舍以及宿舍前道路为保护范围；纪念亭以台基四周20米为保护范围。2001年，纪念亭随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大进步师生还在1948年5月自发创办了“六一图书馆”，馆藏各类进步图书近万册，均为师生自动捐助。学生推选历史学家梁园东教授兼任“六一图书馆”馆长。1951年11月，“六一图书馆”的藏书归并到武汉大学图书馆。
5、1949年：两岸分流
上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主要有22所大陆大学在台复校。如：
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原北京大学的师资。
（新竹）清华大学，留在大陆的仍叫清华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留在大陆的即今之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
中央大学，留在大陆的则叫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留在大陆的也叫中山大学。
辅仁大学，留在大陆的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东吴大学，留在大陆的即今之苏州大学。
政治大学，其前身为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
黄埔军校，即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国民党退到台湾，主要带走了清华、交大、中大、北大4所大学的大部分教师，组成后来的台湾清华大学（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交通大学（原交大校长凌宏勋）、台湾大学（原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他还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1962年才在台复校）。许多年来，台大、清华、交大的实力一直都非常强。
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大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相约成为一项制度。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1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最后竟殉职在台大任上。
下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开始筹划接收国民党统治下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使教育“尽快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革命需要”，并陆续接受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建议。
首先是1950年10月，“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被取消，并入北师大等校。
（辅仁大学，始自1925年由天主教会设立的辅仁社，创始人之一为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1927 年升格为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民国时期与北大、清华、燕京号称“北平四名校”。抗战期间，因为有教会支持，辅大成为北方沦陷区唯一不挂日本国旗、文理科仍使用原有教材的学校，也是唯一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高等学府。该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学校之一；建国后取消，1952年被并入上述5所大学。）
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作了具体部署，并召开了一些会议，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首批确定的改为公办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的，则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
此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彻底中断。到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学校、企业、医院、报纸、商店都被扫除尽净。
中共开始接受并改造旧国立大学。在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此年全国院校进行调整，学习苏联单科大学模式，除北京大学外，民国几所名校都被拆得七零八散，其中8所全国综合性大学是重点。
在南京，以中大和金陵大学为主，被肢解、组合成几个大学，面目全非，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主要继承人。
交大的理科、管理被拆到复旦等校，成为纯工科大学；唐山、北方两交大也相继独立。
浙大按理、工、农拆成几部分，理科主要并入复旦。
清华也调整为纯工科大学。
清华、交大等校还支援东北，建立起了专门学习苏联的闻名学府——哈工大和哈军工。
南开和天大也进行了文、理、工的组合。南开不但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
可以说，在1952年的院校调整中，北大、复旦和南开是最大受益者。北大所有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特别是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空前强大起来，一举成为全国顶尖大学，独步江南。
清华、中大、浙大和交大则是最大的受害者。清华虽然文、理被调到北大，元气大伤，但因地处首都，工科仍保留完整，还有所加强。只是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已荡然无存。
其实，院系调整前，北京还有一所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叫陕北公学，后来组成延安大学，后来又分出，再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也是非常庞大而强大的。但是昙花一现，不几年后就被分割得不成样子了。
院校调整后，全国最好的学校为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南开、交大、南大、哈工大和浙大。
1956年，交大为支援西北，决定西迁。最后由于受到强烈反对，又分成西安、上海两部分，只好分别独立为上海、西安两交大，就再也无法与北大、清华、复旦抗争了。
院校调整后，原有的55所全国性综合类大学被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或者被取缔，并入其他院校。教会大学更是彻底被取缔，其资源（校舍、设备、师资等）则被重新调配。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深深感到：苏联模式固然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并出现合并热潮，即“炮制”所谓的“航空母舰”，纯粹追求规模化，最大的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又被重新拾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私立大学又逐渐出现；特别是近几年，各个地方、各种性质、水平不一的私立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多如牛毛，但也良莠不齐。可是，它们基本上是企业运作，哪里能看到一点过去那些私立大学的影子？
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是重点还是普通，是京沪还是地方，是综合类还是特征类，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才（其实是技术员）加工厂”、“技能培训班”，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更加突出。
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今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她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不重视内心与灵魂，不关心想像力与创造力，只灌输大量事实，成为教育的毒瘤。许多教师主要关心效益，只告诉学生商业、信息社会需要什么。
尤其是在学分制下，大多数教授的知识都是以学分形式标明“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很少区分或全无区分。学生只需在一定学习时间内，便可以机械地取得学位。赚取学分成了学生修习相关课程的唯一动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灌给他们。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