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晚清民国大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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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1945~1949年:分流(2)

捕教授杀学生,四项诺言,无非是骗术;

求和平争民主,一条血路,齐心合力慰英魂。

灵堂前的挽联:

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

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

武大全体学生敬献的挽联:

那边高谈人权,这边捕杀青年,好一部新宪法,吓诈欺敲,杀、杀、杀,自由哄人,民主哄鬼;

只准大打内战,不准呼吁和平,看三位亲兄弟,牺牲惨痛,惨、惨、惨,万方同哭,薄海同悲。

清华大学自治会敬献的挽联:

机枪扫射,军警包围,珞珈山竟成屠场,请看遍地鲜血,四项诺言何去?

四海同胞,人神共愤,清华园遥祭英魂,谨献一瓣心血,亿万青年继后来。

武大南京校友会敬献的挽联:

囚教授,杀学生,枪杆横行,说什么爱护学府,奖掖文教;

哀法治,哭民主,文章无用,还是要坚强振作,奋力争生。

缪朗山教授敬献的挽联:

黑夜正浓,闲话和平皆有罪;

黎明未起,暮然觉醒竟捐生。

珞珈山小贩敬献的挽联:

你们大学生尚被捕杀;

我等老百姓何堪生存。

挽歌:

“东湖在呜咽,珞珈山为你哭泣;苦难的人民,站在你的灵前伤悲。民主变成了泡影,自由已躺在心里,和平成了祭坛的牺牲,统一变成了屠杀的信号。只要战争,不要和平!只要屠杀,不要人民!无言的愤怒,无声的呼号,一人倒下,万人站起!安息吧,战士!为民主而死,为民主而生!安息吧,兄弟们!安息吧,战士们!”

悼歌:

“战士的血,结成了自由之死;勇者的生命,孕育了民主的幼芽。死去的同学,光荣属于你们;活着的我们,未了的责任更大。起来!有良心的人们,有正义的人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死和监牢吓不了我们。我们要以海洋深的仇恨、火样热的战斗作为对反动派的回答。”

武大教授沈祖棻在事后怀着愤激之情写下了一首《鹧鸪天》:“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体育馆灵堂里,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市民主动前来吊唁的队伍络绎不绝。华北学联为声援武大,决定罢课3天。清华、北大两校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组织罢课,并设祭坛遥祭武大死难三烈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也举行了追悼会。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社教学院、北平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武大上海校友会、武大自贡校友会都纷纷来电慰问和声援。来自台湾台南的林慧庆,代表武大台湾同学会发表《悼陈如丰君》。上海台湾同学会和台湾教育厅也发来唁电。以哲学系主任万卓恒教授为主席的武汉大学教授会,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多次致电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要反动当局给一个说法。

由于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公愤,蒋介石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故两次给武大教授会万主席回电,被迫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6月4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政治与社会压力,释放了被捕师生。

此日,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校内体育馆侧建筑一座“六一纪念亭”,将三位同学殉难经过刻写成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质浮雕),以保永久性纪念。

6月16日,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追悼会。在三具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画像两边有一副对联:“主子提供达姆弹,奴才充当刽子手”。上边的横批字体格外巨大:“党国所赐”。

祭坛两侧的墙壁上,挂满了许多学生社团撰写的挽联:

屠夫断头日;烈士含笑时。

血,洗清眼睛;血,照亮大路;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

又是一笔血债;留待一起清算。

死了的,安息吧;伤了的,仇恨在生根。活着的,战斗在继续!让血,清算血债!让死亡,迎接新生!

6月22日,武汉大学举行追悼六一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次日为死难者出殡,在武昌、汉口市区抬棺游行。三烈士安葬在张家山。1955年,因张家山新建大学,故将灵中的遗骨取出,在宝塔寺火化后,移送武汉九峰山石门峰安葬。

1947年11月,武大校园内的“六一惨案”纪念亭建成。此亭坐北朝南,边高6.5米,六角地尖顶,翠瓦飞檐,有6根朱漆圆柱支柱。亭内立纪念碑,碑为麻石基座,高1.9米,碑正面刻“六一”纪念碑记,背面刻有“死难三学生传”。

碑记和传文均是由时任武大中文系讲师、35岁的李健章用文言文撰写。为不使国民政府当局看出其中的悲愤之情和暗示之语,故写得很含蓄、简约。碑记曾拿到校务会议上传阅,稍作修改即获通过。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4月22日,制造六一惨案的主犯裕昆、郝钊、牛俊斌、杨汉颐、胡挥血等11人被执行死刑。学校重修纪念亭时,根据李健章的要求,将碑记中当时为避免政治风险而补加的“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两句删去。后来,江城不少小学生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即在此举行。

在“六一惨案”原址老斋舍旁亦置有纪念碑。并在当年死难学生流下的血迹处,专门按血迹原状铺成红色,以示铭记。

后来,武汉市政府划定“六一惨案”历史文物保护范围:遗址以图书馆和男生寄宿舍以及宿舍前道路为保护范围;纪念亭以台基四周20米为保护范围。2001年,纪念亭随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大进步师生还在1948年5月自发创办了“六一图书馆”,馆藏各类进步图书近万册,均为师生自动捐助。学生推选历史学家梁园东教授兼任“六一图书馆”馆长。1951年11月,“六一图书馆”的藏书归并到武汉大学图书馆。

5、1949年:两岸分流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主要有22所大陆大学在台复校。如:

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原北京大学的师资。

(新竹)清华大学,留在大陆的仍叫清华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留在大陆的即今之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

中央大学,留在大陆的则叫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留在大陆的也叫中山大学。

辅仁大学,留在大陆的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东吴大学,留在大陆的即今之苏州大学。

政治大学,其前身为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

黄埔军校,即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国民党退到台湾,主要带走了清华、交大、中大、北大4所大学的大部分教师,组成后来的台湾清华大学(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交通大学(原交大校长凌宏勋)、台湾大学(原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他还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1962年才在台复校)。许多年来,台大、清华、交大的实力一直都非常强。

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大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相约成为一项制度。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1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最后竟殉职在台大任上。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开始筹划接收国民党统治下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使教育“尽快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革命需要”,并陆续接受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建议。

首先是1950年10月,“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被取消,并入北师大等校。

(辅仁大学,始自1925年由天主教会设立的辅仁社,创始人之一为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1927 年升格为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民国时期与北大、清华、燕京号称“北平四名校”。抗战期间,因为有教会支持,辅大成为北方沦陷区唯一不挂日本国旗、文理科仍使用原有教材的学校,也是唯一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高等学府。该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学校之一;建国后取消,1952年被并入上述5所大学。)

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作了具体部署,并召开了一些会议,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首批确定的改为公办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的,则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

此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彻底中断。到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学校、企业、医院、报纸、商店都被扫除尽净。

中共开始接受并改造旧国立大学。在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此年全国院校进行调整,学习苏联单科大学模式,除北京大学外,民国几所名校都被拆得七零八散,其中8所全国综合性大学是重点。

在南京,以中大和金陵大学为主,被肢解、组合成几个大学,面目全非,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主要继承人。

交大的理科、管理被拆到复旦等校,成为纯工科大学;唐山、北方两交大也相继独立。

浙大按理、工、农拆成几部分,理科主要并入复旦。

清华也调整为纯工科大学。

清华、交大等校还支援东北,建立起了专门学习苏联的闻名学府——哈工大和哈军工。

南开和天大也进行了文、理、工的组合。南开不但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

可以说,在1952年的院校调整中,北大、复旦和南开是最大受益者。北大所有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特别是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空前强大起来,一举成为全国顶尖大学,独步江南。

清华、中大、浙大和交大则是最大的受害者。清华虽然文、理被调到北大,元气大伤,但因地处首都,工科仍保留完整,还有所加强。只是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已荡然无存。

其实,院系调整前,北京还有一所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叫陕北公学,后来组成延安大学,后来又分出,再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也是非常庞大而强大的。但是昙花一现,不几年后就被分割得不成样子了。

院校调整后,全国最好的学校为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南开、交大、南大、哈工大和浙大。

1956年,交大为支援西北,决定西迁。最后由于受到强烈反对,又分成西安、上海两部分,只好分别独立为上海、西安两交大,就再也无法与北大、清华、复旦抗争了。

院校调整后,原有的55所全国性综合类大学被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或者被取缔,并入其他院校。教会大学更是彻底被取缔,其资源(校舍、设备、师资等)则被重新调配。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深深感到:苏联模式固然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并出现合并热潮,即“炮制”所谓的“航空母舰”,纯粹追求规模化,最大的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又被重新拾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私立大学又逐渐出现;特别是近几年,各个地方、各种性质、水平不一的私立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多如牛毛,但也良莠不齐。可是,它们基本上是企业运作,哪里能看到一点过去那些私立大学的影子?

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是重点还是普通,是京沪还是地方,是综合类还是特征类,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才(其实是技术员)加工厂”、“技能培训班”,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更加突出。

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今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她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不重视内心与灵魂,不关心想像力与创造力,只灌输大量事实,成为教育的毒瘤。许多教师主要关心效益,只告诉学生商业、信息社会需要什么。

尤其是在学分制下,大多数教授的知识都是以学分形式标明“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很少区分或全无区分。学生只需在一定学习时间内,便可以机械地取得学位。赚取学分成了学生修习相关课程的唯一动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灌给他们。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