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话启发了范睢，便立刻引退，并且推荐蔡泽继任宰相。蔡泽就职后，也为秦国的强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当他听到有人责难他后，也明智地舍弃了宰相宝座而做了范睢第二，保全了自己的晚节，也表现出大公无私的精神风貌。
古人这种“直言犯谏”的精神，希望现代久居“安乐窝”的人们不妨也学一学。因为，冒犯并不是很可怕的。
怪脾气真的不可有吗？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表现自我，而如果官居极品，大权在握，那么在公在私都会给世人留下怪印象。个性越强，“怪”脾气越突出。在中国近代史上，以正面显“怪”的，曾国藩要算一位。曾国藩酷爱读书，崇尚儒家伦理道德，克勤克俭，而且对弟弟和子女也动辄用连篇累牍的大道理训导一番，让别人看着怪怪的。其实，这种怪既是曾国藩的个性使然，也是他的保护伞。
曾国藩怪脾气的养成与他父亲有关。相传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曾国藩独自进京赶考时，他才26岁。在北京住了一年，交游甚广，眼界大开，等到放榜发现名落孙山时已经没有了回家的盘缠。好不容易借了一百两银子做路费，经过金陵时，在书肆中看见一套精刻二十三史。他爱不释手。盘算着除留足船票钱外，连自己的皮袍衣物全送进了当铺，而把整套书买了回来。到家后，家人发现他所带衣物均已不见，只带回了几箱书，甚感奇怪，等问明缘由后，他父亲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夸他有出息。
要说倾家荡产也要买心爱之书是一般文人都具有的怪脾气的话，那曾国藩身居高位之后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
曾国藩有五个女儿，他规定每个女儿出嫁时，奁资不得超过二百金。人们都说他太吝啬，因而传为笑谈。当他的四女儿出嫁时，他的弟弟曾国荃听说了这个笑话，他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等到打开箱奁验看时，才知道这根本不是玩笑，而是事实。在当时，以曾家的显赫和金银的价值来衡量，二百金是根本办不成事的，所以曾国荃感叹之余，连忙又拿出四百金赠送过去。
这样做有何意呢？曾国藩拿不出更多的奁资吗？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曾国藩教育子女要节俭的一种怪方法。
人不怕“怪”，但怪要怪得有个性，不妨害他人，又要给他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位可以称得怪人的是辜鸿铭。他的怪也颇具特色。辜鸿铭早年留学苏格兰时，头上蓄着又粗又长的发辫，因一位要好的女朋友说好玩，他就剪下辫子送给了女友。等学成回国后，辛亥革命成功，剪辫子已成时尚，辜鸿铬却非把辫子留起来，说此举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思想的侵蚀。但这时的辜鸿铭开始中年谢顶，所以，一条灰灰的、细而短的小辫子一直留到死。
另外，在学问上，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他博通的语言甚多，除汉语和马来语外，他的英、德、法、意、日语和拉丁、希腊古语均纯正流利，俄语也略知一二，堪称天才。辜鸿铭的传世之作大多是用英文书写，他还把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庸》、《大学》和唐、宋诗词等译为英文。译词不但精确，而且还能准确地传达原著作者的思想情感。
这样一位受过高等西方文化教育的人，内心里却非常崇拜中国文化，而且辜鸿铭对当时西方普遍存在的对华歧视现象感到非常气愤。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西方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狂妄之徒：“不要以肤色取人，黄皮肤后面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不要以所谓“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文明和是否值得尊重。
辜鸿铭说：“只要无私和仁慈——不管你是一个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一个商人、传教士、士兵、外交官或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人，但如果你自私、不仁，那么即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一个贼子、一个夷、一个异教徒、一个蛮人、一个残忍的野兽。”
我们说辜鸿铭的言论不免怪异偏颇，走向了极端。因为经济发展与文明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但也不可否认，辜鸿铭的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在追求经济发达和物质文明的道路上，都不能忽视全民族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否则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
曾国藩和辜鸿铭两位怪人的怪脾气，细细研究起来是同出一辙的，那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在影响着他们。在所谓的怪脾气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汩汩流淌的民族血液，似乎可以看见柔而不折的民族脊梁，更可以看到纯朴善良的民族性格。
其实，人生在世，是需要一点这样的“怪”脾气的。
同情心是不是越多越好？
同情他人是一种美德，富有同情心者是令人钦敬和赞佩的。但是，在很多时候，同情心却成了骗子们施展骗术的最佳条件之一。很多骗子就是依靠人类普遍具有的同情心来行骗的。
曾经，在广州街头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
前几年，我的一位家在广州的好友回老家省亲，他走在大街一旁的人行道上时，突然看到前面不远处围着几个人在那里争执不休，你说我嚷，互不相让。
他走上前去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盘未下完的残局。
我的那位好友对于摆棋局骗人这样的骗局已经有所了解，所以极力想避开。
不过，他刚一靠近，他们争辩的声音就变得更响了。
其中一位个子弱小的人拉住他说：“小老弟，你别走，先来看看到底谁赢了。非得评出个公道出来才行。”
我的好友拗不过他，更主要的是很同情这位弱小者。于是，他走上前去看了一看，一眼就看出弱小者的棋局属于劣势，但并非就一定会输，仍有挽救的可能。
他就对两个下棋人说：“输赢尚无定论，你们再继续下着看吧！”
弱小者还没有显得怎么样，而另一位下棋人却很不服气，说：“明明是我赢了，你偏说胜负未定。你看看，他（指那位弱小者）根本就没棋可走了嘛！”
我的好友顺手给拨啦了一下棋子，马上有反败为胜的趋势，棋局顿时大为改现。
这一下，弱小者显得喜不自胜，他的对手也啧啧称赞说：“好厉害！”跟着马上走了一步棋。
他一走，我的朋友也跟着又走了一步。
结果，一来二去，在棋盘上对弈的人俨然已经变成了我的好朋友与另一位下棋人了，那位弱小者则成了旁观者。
我的那位好友的棋技应该算是不错的了，但最后却还是惨败。很明显，棋局的布置肯定有问题。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在他来说，只是在替别人走几步棋而已，输赢都无所谓。所以，在棋局结束后，他转身便走。
但正在这时候，和他过招的那个下棋人却说：“你输了，赶快给钱。一局棋100元，这是市价。”
我的好友感到很不解，但又不想闹什么纠纷，于是，他把头转向那位弱小的下棋人，想从他那里找到解释。
然而，他却发现那位弱小的下棋人也在对他诡秘地笑着。见此情景，他的心猛地一沉，暗想大事不好，自己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别人设置的骗局之中了。
可是，无论怎么说，自己也不愿掏这一百元钱，否则的话，简直是亏大了——明明是在替别人解围，可是自己却因此而陷入了别人的包围之中。
总之，在当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人情淡泊的时代，同情心千万不要乱使，否则上当受骗的只有你自己了。
事事争先就比别人强吗？
在现实生活中，一般的人在处事和求利的方面，大多都是奋勇争先，当仁不让的，但是，作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却反复告诫自己：“不敢为天下先。”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人才不同，则其缺陷各一。对于一些颇有才干的人来说，“傲慢”、“目中无人”是最大的缺点。曾国藩认为“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因为才干超人，本来就引人注目，而又加之狂傲，就会将自己至于众矢之的的状态。所以此等之人应该学会深藏不露，不可事事都争“天下第一”。曾国藩常常引用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不敢占居第一等大名气而自居。
作为曾国藩九弟的曾国荃具有暴烈的性格和急功好利的天性，曾国藩对这个暴弟的性格十分了解，因而常常从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方面来训诫他，让他不要事事要做天下先，这是完全从曾国荃的个性缺陷出发而提出的金玉良言。
曾国荃当年进金陵时，曾国藩为了教他少居功惹祸，每次写信都多有提醒警告的话，身为朝中第一汉臣的他深深知道大名气不可强求。果然，后来曾国荃攻克了两个省，功勋虽然不能说不可磨灭，但其事业根基已十分深厚。此时的曾国藩对其弟已不患不能通达，不患不能自立；但患其不能稳固适应，患其不能自甘寂寞而繁荣发达。因而又劝告曾国荃以后安身立命总应该从风平浪静方面考虑，千万不要从掀天揭地，动荡不安考虑。
与此同时，曾国藩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高傲视人，落落寡合，不能以柔克刚是最大的毛病，事事争天下先会伤别人之心，夺别人之志，导致嫉妒和攻击。所以，当他在咸丰八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借鉴历史经验，注意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隐患。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从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
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曾国藩显得喜不胜忧。他认为权重于一时，会树大招风，虚名之下难以自保，因此，反复自律：
古人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负乘之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