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状态绝不是消极的， 他以自己富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蕴含着极高智慧与勇气的“独善其身”的姿态在“兼善天下”。为我们精神的自由、生活的趣味标示出了一种极“高尚”同时又极“高妙”的潇洒境界。一般具有高风亮节的人容易将生活过得凄风苦雨、枯淡萧索，我们只能觉得其人高尚而“可敬”，却难以产生高妙之“可亲”的感觉。而这于人生显然是不完整的，同时也是不守中道，不够中庸的人生境况。于此，《菜根谈》也很智慧地指出：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澹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亦要茹纳；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须要涵容。
仁人心地宽舒，便福厚而庆长，事事成个宽舒气象；鄙夫念头迫促，便禄薄而泽短，事事成个迫促规模。
如在《饮酒二十首》（其四）中当“田父”携酒劝陶渊明在举世皆浊时也应顺世随俗地去“汩其泥”，他没有如许由等人表现得那么“壮怀激烈”，去河水里洗耳以示高洁廉正。而是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且共欢此饮”是温厚平和，“吾驾不可回”是坚决强硬。前者是表现礼貌，后者是显示原则。气象极“宽舒”地做到了“茹纳污辱垢秽”、“涵容善恶贤愚”。这是对生活有极高觉悟与了解从而“高尚而又高妙”的人才可以做到的，或者说唯“大英雄”所能为也！ 一般人在坚持原则时，往往不能同时出以礼貌与平和；而当我们礼貌平和时，又往往难以站在原则的立场上。因此容易执于一偏， 终于“得个迫促规模”。性天澄澈的陶渊明完美地实践着的是《菜根谈》中“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慎细，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 的境界。因此他的生活真个是体现着满腔皆和气，随地有春风的“华严”气象：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
这都极契合《菜根谈》所言：“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气象，才是有道的心体” 以及“完得心上之本来，方可言了心；尽得世间之常道，才堪论出世。” 的人生境界。
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而”字表示高明与中庸不是对立的，“极高明”而不“道中庸”，就流于虚玄飘忽；“道中庸”而不“极高明”，便失于俗鄙平庸。西晋诗人左思《咏史八首》抒写自己失意都城官场后，嫌都城官场弄脏了自己，便以“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到“千仞岗”上抖去尘浊，到“万里流”里洗净脚丫）高迈的豪情结束诗篇。但问题在于，生活不能总是停留在“振衣”与“濯足”的“高尚”层面上，还要解决吃饭问题。这里就显示出了陶渊明最伟大超绝的地方，他的自由、潇洒正开始于他“从正道上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如他说“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七首》其三）。这正是他的智慧所达到的高度、他的力量所产生的源泉。
陶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种奋斗让他得到了生活与生命的真解脱与真自由所带来的真快乐。在论及陈寅恪说陶渊明持新自然说时，当代学者袁行霈先生认为：“所谓旧自然说者，并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得到生的乐趣。从这个观点看来，只有陶渊明才是真的自然。”因而陶渊明在《神释》一诗中才极旷达地说：“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中国文化中向来是由哲学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并主张不脱离人们眼前当下的日常生活而达到超道德的最高精神境界。显然这对现代社会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陶渊明精神境界所显示的哲学背景是“魏晋玄学”，而玄学的基本精神品格，则是提倡以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当代学者罗宗强指出“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金谷宴集名士们与兰亭修禊的名士们，均未达到，只有陶渊明达到了：“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我们更应该看到，桃花源在陶渊明绝非俗见所认为的是某种“理想世界”，而是一“现实的情境”。桃花源的“和美”是陶渊明那种精神上得大清明、大自在的境界的意象化展现。它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句话，是虚与实在艺术创作上的辩证统一。陶渊明真可谓消除了生活中的种种对峙状态，因而更能体验生活和谐的“华严”境界。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中说陶渊明“观物观我，纯乎元气。” 因有世外之品格者，亦必有世外之文章。所谓“世外之品格”乃是真看破红尘，看清人生的本根。如《菜根谈》所述“人之有生也，如太仓之粒米，如灼目之电光，如悬崖之朽木，如逝海之巨波。知此者，如何不悲？ 如何不乐？ 如何看他不破而怀贪生之虑？
如何看他不重而贻虚生之羞？ ”美国作家梭罗说：“人们赞美而认为成功的生活， 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这么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别一种生活呢？ ”这说明在“世俗的成功之外”还当然有着“其他的幸福模式”！ 只要我们认识到生活本来就是：“有一乐境界，就有一不乐的相对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寻常家饭，素位风光，才是个安乐窝巢。”所以陶渊明在诗中平和智慧地悠然吟咏道：“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人之所宝，尚或未珍。”（《四言答庞参军》）
陶渊明能执着于生活“华严”的一面，也正是因为心气和平的他在心与物冥、物我一体中体验到生活中本有的“和”之美、“和”之善与“和”之真。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就会有大量的“和”景与“和”情的表现：
卉木繁荣，和风清穆。（《劝农》）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归鸟》）
露凄暄风急，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日闲居》）
天气澄和，风物闲美。（《游斜川序》）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游斜川》）
和泽周三春，华华凉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
（《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鸟哢欢新节， 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⑩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己酉岁九月九日》）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拟古九首》其七）
这是一种“养真衡茅下”的人生境界。何谓“真境界”？ 《菜根谈》
说：“满室清风满几月，坐中物物见天心；一溪流水一山云，行处时时观妙道。”因我们的麻木、不仁与无知、偏见以及过分的贪欲等种种精神缺陷而丧失了对生活诸种意味的感受、体验、发现与创造。而艺术的存在其对人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应该如宗白华先生所言的“吾人藉及返于‘失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得生命的核心，乃得真自由，真解脱，真生命’。”清人杨雍建指出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句，所表现的是：“此老于世直无物不佳，亦无物不乐。”陶渊明真是实现了儒家所追求的“无入而不自得”的人生境界。
在陶渊明的许多田园诗中， 他畅写自己幽居自得之乐。如观其“众鸟有托”、“吾爱吾庐”等语，隐然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则其俯仰宇宙，而为乐可知。那起法安闲舒雅的“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令人清晰地看见诗人“安闲舒雅”的生活场景：“时当初夏，草木宜长，扶疏之树，绕我屋庐，不但众鸟欣然有此栖托，吾亦爱吾庐得托扶疏之荫。既耕田，复下种，还读书而候故人，吾庐之乐事尽矣。车大则辙深，此穷巷不来贵人，颇迴故人之驾。欢然酌酒，而摘蔬以侑之，好风同微雨，俱能助我佳景，乃得博欢图传，以适我性。如此以终宇宙，足矣。若不知乐，又将如何哉！ ”（王士禛：《古学千金谱》卷十八）
陶渊明人生境界的非凡之处同时也再一次向我们发问：“人，为什么需要艺术？ ”巴金回答法国《解放》杂志“您为什么写作”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我为什么需要文学？ 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 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因此只有借助于艺术，才能把人从日常的平庸、琐碎和程式化、粗鄙化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便可以说陶渊明的生命中“华严境界”境界的获得， 显然是源于他对生活有极高的觉解从而对生活抱有一种“艺术感”，进行了审美艺术化对待的结果。
这使我们更可以明白：“普鲁斯特深知， 在我们的印象之外存在一个需要认识的外部世界，艺术的作用在于横扫精神与物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种种障碍，即种种定见。”绝不夸张地说，人类是一天也离不开“诗”的，如果“有人”自称能够离得开诗而存在，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还不是“人”的意义存在的人。“艺术不是玩笑，而是生命攸关的事，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法国批评家莫里亚克用这句哲理性的话概括了普鲁斯特一生的创作生涯。是的，正如普鲁斯特说过：
“文学是真正的生活，被发掘和被廓清的生活，因此是实实在在被体验过的生活。”中国人的精神在这一百年里越走越趋向狭窄， 越来越表现为碎片，这无疑与生活的追求太实在、太功利、太单一有关。切碎精神的刀是什么？ 是什么使精神变得如此鸡零狗碎？ 是琐名碎利，是太不浪漫的情怀。浪漫所具有的整合精神、提升精神的功能已被我们忽略久矣。追逐琐名碎利使生活变得太坚硬，缺乏必要的弹性与张力，精神自然易断裂成碎片。贫贱的生存状态与失意的精神状态会十分容易地碎化我们原本完整的精神，使精神变得粗糙化与野鄙化。因此我们就必须通过艺术使自己拥有一种“精致、华丽的精神”去抵抗、去超越、去转化、去提升粗糙的现实，通过艺术让它们重新整合为一“华严境界”。一个人健全、平衡的精神生活中绝不可缺少的是“文学艺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