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山水诗有更大的意义， 有直接的功利性意义所无法比拟的意义，有安置生命、舒展生命、抚慰生命，使生命处于自然、自在、自由状态的根本意义。如大家熟知的《登鹳鹊楼》便是一首典型的纯诗，它写的是诗人在黄昏登临鹳鹊楼时的所见所悟，是生命在天上地下，日、山、河、海这样一个大的生存空间中的展开、通达、飞动的状态，是心灵和宇宙自然相谐的大境界。后两句不能理解为判断、结论和宣告，而是登楼的行动和心理动态过程，也是悟的内容。后来人们把这首诗当作工具， 让它仅仅告诉人们一个“登高才能望远”的道理，把一首纯诗给糟践了，弄得小里小气干巴巴的了。遭此厄运的还有很多，如苏轼《题西林壁》、杜甫《望岳》。
陶渊明采菊东篱，景与意会，人与自然相遇相待。与自然“欣然有会意”，“飞鸟”安然联翩归飞，“山气”日夕更显美丽，然而诗人并不打算功利地辨析判断此情此景，只求与这自然默契相安，而不求对这自然的沉思和彻悟。诗至此境，“诗意”至“淳”无杂，“诗境”至“纯”无滓，真乃诗中之“纯诗”！ 中国古诗之所以能傲然屹立于世界，就在于我们拥有很多的这样的“纯诗”。这些旨在表现物我情融、天人合一意趣的中国古代抒情诗代表着中国诗歌创作的主体趣味， 这种诗作曾大量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随便说出很多很多它们的名字：
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王维《鹿柴》、《竹里馆》、《送别》、《山居秋暝》，孟浩然《春晓》，王之涣《颧鹊楼》，李白《静夜思》，柳宗元《江雪》
等等，都是最典型的纯诗。对这些“纯诗”那种“纯粹”的诗歌品性，当代诗人姚振函有极为精准的感觉：
纯诗和纯艺术一样， 是心灵直接面对存在并感应存在的结果。艺术只有感觉性，没有目标性，纯诗亦然。
纯诗没有（或没有直接的、狭隘的）哲学、经济、政治、道德、法律、教育、宗教等非审美的目的，对读者也没有（或没有直接的、狭隘的）鼓动、劝导、启迪作用。
纯诗所面对的存在往往是第一存在，或曰自然存在、原始存在和永恒存在，如山、水、云、树、草、牛、土地、太阳、月亮等。这些都是人以外的最基本的存在， 它们都和人的生命、人的基本生存息息相关。
所以纯诗所创造的是一个自足的、一无依傍的艺术世界， 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政治风云的反复无常丝毫不影响纯诗的存在及其价值的升贬。因为纯诗的生命价值不依赖历史而仅仅依靠人的感觉， 所以纯诗无论时隔多少世纪都没有必要向读者交代历史背景和附加说明性注释。纯诗以外的诗则相反，它们附着在历史的衣襟上，当历史更换了服装之后，下一代的人们几乎不再知道它们为何物。
对于“纯诗”，我们因此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永恒的心灵与永恒的存在极为“朴素”的相互交感的结果，它是生命的真趣、真意，故无需华词丽藻粉饰加工，它们的共同特点往往是其语言简净单纯至极，其意趣却令人味之再三，有回甘无穷的感觉。因为它呈现的往往是永恒的真理性的“第一存在”。姚振函先生举孟浩然的纯诗《春晓》为例，精彩分析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粗略一看， 这首诗只是写出了诗人对春天这个季节的一点感受，并无什么深意。但这首诗作用于我们心灵的力量不可低估。诗句本身虽然没有直接的、就事论事的、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外加上去的社会意义，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和一个入口处，让我们进入一种境界，引起一种温馨的联想和绵绵的回味，达到忘我。那种快慰、幸福、适然、怅然的感觉久久激动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处于安恬、沉醉、自如的状态，心灵为之净化。
拿上述关于“纯诗”的严格标准度量，陶渊明的这“中国第一诗”可谓条条合若符契。并且将此处对《春晓》一诗分析的后半部分直接移来说明陶渊明的这首诗应该也是极准确恰切的。真正的诗人是在每一片花瓣上都能见出宇宙最深神秘的人；这“宇宙最深的神秘”就是“第一存在”，而陶渊明自然就是这种“真正的诗人”。
哲学的“最后形状”应该是诗，这已是大哲学家们的共识。因为诗是比哲学更能表达“存在”的真意的，把握世界的最好方式是诗，诗应该高于哲学。陶渊明这首诗作为“中国第一诗”的品质还在于它完美地表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义——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及心与道冥的精神。魏晋玄学兴起之后，并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人生观来。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玄学名士们的人生取向也各个不同。但是，从玄学的基本品格而言， 则它在人生态度、人生目的上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便是以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在当代学者罗宗强看来，“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金谷宴集名士们与兰亭修禊的名士们，均未达到，只有陶渊明达到了。为此罗宗强指出：
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 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
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亲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的美， 也没有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
陶渊明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归园田居》五首之一、之三、之四等等都是在表现这一境界。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人生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并且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陶渊明所达到的“物我冥一”的境界，乃是最善的和谐境界，是最真的“天地境界”，也是最美的艺术境界。罗宗强指出：“这诗（《饮酒》二十五首之五）所表现的，也是这和谐。历代说者论此诗，谓其不知从何处着笔，关键也就在物我泯一上，分不出心物的界限，一片心绪，不知着落在何处。人与菊、与山、与鸟，和谐地存在着，仿佛宇宙原本就如此安排，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何以如是，不可言说也无须言说。这种物我的和谐，就是一种最美的境界，心物交融的美的境界，当然是一种不易描述不易图画的境界。” “纯诗”之“纯”因而还在于它绝世独立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图画之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亦无可言传，只能忘言忘象地体味感悟它几近神性的存在。
“帘栊高敞，看青山绿水吞吐云烟，识乾坤之自在；竹树扶疏，任乳燕鸣鸠送迎时序，知物我之两忘。” 《菜根谭》所言这种“物我两忘”的生命意趣在陶诗中大量存在。如“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皆与万物各适其适，各然其然，气象混沌，触兴而发，自然天成。陶渊明《拟古》诗：“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对此句的评语是：“静观元化，得天理流行之妙。” 此亦可助人理解把握宋儒“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妙理。再如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二）“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满腹天机，故远瞻陵岑之奇绝，近怀松菊之贞秀，皆与陶公触目悠然有会于心。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写景如此，方为不隔。”此为无我之境也。无我之境，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不隔”就是本文开篇所说的“人情与物景达到不可间隔性的一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人生超越智慧——“极高明而道中庸”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这是对庄子“无待”思想的具体实践。人之为“人”的自由超越性就在于他可以“无待”于世，虽然物质是生命的条件，但人却可以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人的尊严、不失人的气节，而这正是人存在的“高贵”。不仅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比如道德或宗教）追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更能在最高的意义即“审美的意义”上追求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实现。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这最高意义上的生命追求。这首“中国第一诗”所包蕴的中国思想智慧是非常丰富的，即使是同一句，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里面却是既有道家思想的旨归，也有儒家思想的意趣；而这个特点又是整个陶渊明诗文创作的普遍情况，在许多诗文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思想的复调”色彩。比如，即使“安贫乐道”这一思想，在陶渊明的生活中也绝非“纯属”儒家，而是儒道互补式的。因为陶渊明是一个达到“天地境界”的诗人，他并不是完全在“道德境界”践履“安贫乐道”的，而是“高尚又高妙”地在审美的“天地境界”为“乐道”而“安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忘世之侣，其天机活泼如此，即《陈风》诗人‘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之遗意也。” 在这里，清代人洪亮吉拈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同时体现的是一种“衡门栖迟”的安贫乐道的思想意趣，极为准确。但我们知道，陶渊明并不简单地在“道德”意义上“衡门栖迟”的。“安贫乐道”而能“悠然”“采菊”，这是为“乐道”而“安贫”者的生命最高境界，因为这是那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解脱的生命、自由的生命最潇洒的表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还告诉我们：只有“悠然”才能“见”南山，不“悠然”是看不见“南山”的。柯勒律治所谓的“Wereceive but what we give．”（“我们所得到的无非是我们给与的”。）
“不悠然便看不见南山”的道理，我们还可以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人和朋友走在纽约闹市区的时报广场上。正是午餐时间，广场上车水马龙，警笛声、喇叭声、高分贝的音乐声、过往行人的说话声，不绝于耳。突然，这个人对朋友说：
“我听到有蟋蟀在叫。”“什么？ 你疯了么？ ”朋友说，“在这么嘈杂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听得到蟋蟀的叫声！ ”这个人什么也不说，径直走向附近的一个花丛，很快从里面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朋友惊讶地说：“太不寻常了，你有超人的耳朵。”“不。”他回答道：“我的耳朵和你的没有什么不同。能听到什么全取决于你想听到什么。”为了验证自己的话，他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随意扔在地上。硬币撞击地面的声音引得路人纷纷转过头来，想看看是谁丢了钱。
于是这个人说：“看到了吧？ 大家都能听到钱掉地上的声音，而听不到蟋蟀的叫声。一切取决于在你心目中什么最重要。” 看来，在生活中许多时候，听见听不见、看见看不见往往与耳朵、眼睛没有太多必然的关系，这也就是现象学所谓的“意向性”。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想”看到、“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