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的壮志豪情，青春的梦想；踏入社会后理想的幻灭，内心的矛盾与焦灼；然后挣脱一切桎梏，返回自然的怀抱，安抚其破碎的身心，医治其灵魂的创伤；最后得到一种心境空明的境界。由此，陶诗的意境得到了完整的统一，绝对的和谐。”虽然千秋以来，乃至万代以下，“肯脱青衫伴耦耕”的绝非陶渊明一人，但不同的是陶渊明在脱青衫、伴耦耕中过出了真与美的生活境界。因为他的超凡脱俗恰在于把自己田园耕读生活的种种滋味升华成为哲学，升华为艺术。使他不仅成为伟大的诗人，也同时以其卓异的思想境界而成为陈寅恪所说的“大思想家”。因此朱光潜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所表现的不是抽象的欣喜与平息， 而是乐道安贫与自然相默契者的冲淡胸怀与怡悦情绪。”这种安然与自得，是一种“该走的路已经走过了，该守的道已经守住了”之后的人生境界。“陶渊明的喜乐，是一种‘得道’的喜乐。”陶渊明最终将生活中的种种体验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升华为诗歌的境界；以思想与诗的方式照亮平凡的生存现场。他能“在生活中去作非功利的省视，在经验中去进行情感的净化，从而使经验具有新鲜性、客观性、开拓性， 使生活本身变而为审美意味的领悟和创作……”以一种平和优雅的方式生活，超越生活的粗鄙，过滤生活的杂质（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站在非功利的角度对生活抱以新的态度、看法与体验（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因此“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世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当代青年画家燕娅娅说：“每当太阳升起，阳光透过窗幔射进我小小的画室， 我会由衷地感谢生活， 因为我在画画。”这种“感谢”之情对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有能力选择“幸福的人生结局”的人都是一种最基础的“情怀”。
必须看到，对人类生活来说，“难度系数”最大，困难之极的“伟业”应该是“赋予平庸的生活以艺术的尊严”。作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难度系数最大，因为他要捏合这“平凡”和“不平凡”两种人的生命境界。陶渊明的高妙就在于将人生与现实社会的隔离的同时又将人生与自然结合起来以回归到生活本真中去。“幸福生活”在于明白：
能否获得生活意义的关键在于你自己选择什么。能够在自然的环境中找到一种常人无法体验的乐趣， 能把平凡的生活中的意义开掘出来，也能享受这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勇敢地放弃失真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回归自然执著地守护着人性本来的纯洁与善良。正是因为有了这极富艺术精神的内容， 陶渊明的生活与创作才具备文化与美学的深度。
在一封给乔治·德·罗利斯的信中， 法国伟大的小说家普鲁斯特引用了兰波以所有诗人的名义发出的呐喊：“真正的艺术之伟大，……它是要把我们远离之而生活的那个现实重新找到，重新抓住，并让我们认识它。”陶渊明田园诗的意义也正是这样一种“重新找到”、“重新抓住”、“并让我们认识它”。陶渊明对人和物都抱有和谐的态度，因而才能悠然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其人生境界因而就成为一种高妙的艺术品。他是田园诗的开派者，他的贡献就在于第一次智慧地、审美地发掘了这一生活素材，几乎是在“本体论”的意义展示了田园生活的价值。人们才因此而真正认识到田园生活的确有世俗市井生活所没有的特殊美感与超越意义， 表现出超脱而高贵的气质与平淡而华美的诗风。
陶渊明还能用喜剧手法来演绎悲剧生活。在《责子》诗里面对“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的尴尬，他的态度是“戏谑”却又不失为父的“爱怜”，他虽无奈却也能豁达地说“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止酒》诗叙写一种淡朴的生活，每句都有“止”字，诙谐风趣，令人且笑且思。陶渊明正以其精神的高贵弥补了生活的缺陷，获得了在现实的荣辱兴衰中从容穿行的人生幸福结局。
陶渊明的“幸福生活”还是一种中国文化所推崇的经典“清福”。
这是一种正如《菜根谈》里所总结的与物质、与世俗拉开距离的“幸福境界”：“千载奇逢，无如好书良友；一生清福，只在碗茗炉烟。”值得指出的是构成陶渊明“幸福”生活的基础之一是当他认识到“吾生梦幻间， 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其八）、“死去何所知？ 称心固为好！ ”（《饮酒二十首》其十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时，他便开始认真而“及时地”享受生活的乐趣，而这种“乐生”绝非乐在声色犬马而是乐在精神情性之正，当下受用，无希求亦无等待，即儒家所谓“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这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升华意义上的“及时行乐”。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写道：“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不仅因为他对生活的感受是那么超常地敏感细致， 能从中体味到常人难以体验的真淳朴美的至味。也是得自他摆落了“朴素与豪华、平淡与瑰奇”等等种种生活与艺术的对立，从而进入了高古淳厚、物我交融的艺术与人生的化境。“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两个“亦”字正表现了物我契合的境界。关于这一点后来十分景仰陶渊明的苏轼更直言：“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唯以时自娱为上策也。”“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人生的“幸福结局”就是精神的超越，与自然的化一，亲近朴实、本色的生活之真，更多地追求精神享受，而非简单粗糙的物质享受，从而达到精神贵族化。不是忙于占有自然而是将有限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清新悠闲的生活境界的追求，使陶渊明真正开拓出了自己纯粹而又高尚的精神空间。这种人生幸福的结局，乃是一种达到精神上的大清明的境界，是在清明平和的自然环境中具有清明平和、随遇而安的心境。他安然于适合自己心灵追求的一方恬静与自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诗格因而便具有了意蕴深厚之真和清静玄远之美。他与道俱往，顺乎自然，最终达到了“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境界。陶渊明正是找到了最符合本性的东西，才使整个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并获得了自己在大自然中最和谐的存在。纵情山水田园之间，得到了物我的高度统一、精神的深度安足，这便是人性的自由。他已悟到田园山水的真正品格，更找到了自己精神的真正归宿。他从田园、山水中得到了淡、雅、真、淳的奥秘，获得了宇宙、自然最高的真实，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当陶渊明悠然吟咏：“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归去来兮辞》）时，他便已做到了将个体的生命汇入永恒的宇宙生命之中，他的生命也因此真正战胜了死亡，超越了功利，获得了不朽。他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从而真正回归了那个真实的自我。
陶渊明的意义还在于，他真正走出了士人生活中永恒的“进退”怪圈，找到了内心更高的持守，并坚持了这一持守。黑格尔的名言说：
“艺术的真正职责在于帮助我们认识心灵的最高旨趣。”陶渊明其人其诗正可谓做到了这一点。他已将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这种人做人便做真人、做完整的人，做文章做真文章。那是一个自我个体本真地呈现，没有一点造作、一点修饰：“诗亡而为骚，至汉为五言，吟咏得情性之正者，其惟渊明乎？ ”我们每个活在世上的人，最终不也是为了追求这种生活的“真趣”吗？ 生命中虽然有太多的坎坷，但经过无数次洗礼后，我们如果能更懂得什么是生活之真、之善、之美，从而变得更智慧、更优雅、更平和、更从容也更坚强，是不是正意味着人生“幸福结局”的获得？ “自陶渊明诗中，我们就可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更且在心灵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棲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所以在渊明诗中，深深地揉合着仁者哀世的深悲与智者欣愉的妙悟。……他以知命的委顺，泯没了悲苦；他以知止的固执，超越了迷途；他以他的闪烁的智慧之灯火，照亮了他的四周。于是欣然地从他四周的事物中，看到了种种可赏爱的人生的妙趣，而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际，悠然吟出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而为了保有他这一份心灵上的任真自得的境界，他终于选择了躬耕的生活方式。”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深谙人的解放并非物质——技术层面的解放， 而是生存——存在层面的解放。经济学的解放并不等于感性哲学——文化的解放，理性的自由并不等于感性的幸福。这是切近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预见。马尔库塞的哲学是寻求人的现实解放的，他在其最负盛名的力作《单向度的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的社会， 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事实上，他正预见的是今天所谓“全球化”在人类文化生活方面制造的可怕的“单向度”趋向乃至事实。文化中心变成了商业中心，人们都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将目光一致投向物质层面的消费生活。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这种生活将是一种虽冠名为“解放”却实际上是“放肆”地顺着人的原始自然的生命颓废堕落下去的动物性的生活，是一种新的野蛮。
我们追求世俗成功之外的其他幸福模式，我们崇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这也将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是一种“诗意地栖居”的现实化。今天，我们似乎收获了许多“更多”，但最有价值的东西却“更少”了：“楼房越来越高了，但视野越来越窄了。买得更多了，但享受得更少了。话题更多了，但共识更少了。知识更多了，但观点更少了。专家更多了，但解决的问题更少了。药品更多了，但健康更糟了。
我们拥有的东西更多了，但价值更小了。我们说得更多了，爱得更少了。我们学会了营造生活，但却没有学会享受生活。我们已经去过了月球，但我们对邻居却不甚了解。我们征服了太空，但却没有征服内心。我们的收入更多了，但良心更少了。”对这类问题的解决也许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但如果从接受一个较为简单的生活理念去面对它，则这个问题又似乎是简单的，即我们人类还有许多超越于世俗成功之外的其他幸福模式，还有其他“幸福”与“成功”的可能，而且这后者又更是具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的内蕴的。
想靠形形色色的正“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往往非但收益甚微，更可能引起人心的倦怠。我们当然懂得这是需要进行“综合治理”的问题，但我们在文化策略方面则应该着手做的是，提倡在正“义”与功利之外，还应想象其他的人生追求，还应拥有其他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人格。在“世俗的成功模式”之外，还应有其他的“幸福模式”！ 记不清哪位学者曾有这样一段高论：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者致歉。
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 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 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 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 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
我们是该到了在“义”与“利”的两极间追求一种既不抛弃“义”的义务性生活，也不完全排斥“利”的权利性生活的较为符合“中庸之道”的“更自然”的生活方式，比如上述那种有深“情”的真正有心灵、有主体的审美人生。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是既能挺立于人生的疾风暴雨中的人生， 又能闲适于人生的风花雪月的人生——也就是拥有一个我们在本书《挺立于疾风中的“自我实现者”陶渊明》一章中所述的“自我实现”的人生。因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人生是兼顾“义”和“利”追求而又有真正自由的精神追求的完整的人生、自然而自由的人生，即中庸的人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他还在《自祭文》中写道：“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籽，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
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本来大多数的人只要这样自然自在地活着，就很好，可是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却成为“太”困难的事了！ 人生自有许多需要面对的困难问题，痛苦烦恼，但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则可以使我们拓宽精神上的生存空间，并因此而大大减少、避免那些不必要的问题与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