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产自给的各种绿色食品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换， 也无法进入GDP 的统计。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与GDP 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我那位记者朋友看来，我是一个GDP 竞赛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在中国当代主流媒体的话语中， 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这样自绝于“现实”的，而“现实”、“幸福”、“发展”、“文明”等等，都是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仅仅与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相联系。显而易见，“现代”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发达经济和发达技术的代用符号。
韩少功并不否定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所带来的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认为这些“无疑是人类极其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伟大进步，我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这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但他认为不应迷信这种进步，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和技术和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不同于我们常常说的“落后就要挨打”，他指出历史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是灭亡”。比如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蛮族践踏， 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
韩少功提醒我们需要记取的是：“‘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 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充分证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全世界拥有最大GDP 的国家仍然无法保护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 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应意识到当今世界各种“反现代化”的行动恰恰是盲目的“现代化”的一大“硕果”：
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 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 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的各种犯罪难道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吗？ 当我们谴责这些本·拉登这种“反现代化”的逆流的时候，那个“现代化”的市场利润狂热追求者， 那个受益于贫富差距扩大并且由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等等组成的社会主流，是否正在为自己埋下恐怖主义一类的隐患？ 是否知道一切“反现代化”的骚动正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而我们一向看得很重要的，甚至很迷信的“GDP”——这象征着“进步”与“现代”的数字指标——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GDP 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GDP 至上的新意识形态正在掩盖这一类问题。包括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左派，他们能够看到跨国资本对发达国家内部弱势阶层带来的损害，却很难看到跨国资本正在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很难看到现代化繁荣与广大非受益地区各种极端思潮、专制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等等之间的共生关系。利益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漠视，正在使阶层与阶层、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漠视。因此，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所谓公正等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穿越现代性的苦难”。现代哲学家阿多诺《否定性批判》一书对充满危机的现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尽管“启蒙”促使了“人的觉醒”，但也同时片面地发展了“理性”，从而发展了人对自己控制与支配的能力与权力，并最终导致对人的内在自然进行限制。“单向度的人”由此出现，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全面丰富性与自由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这可能是“现代化”最大的“硕果”——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享受着物质性的生活，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有着精神上的可怕贫困。即使是我们所享受的物质，其精神与文化含量也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没有的。不能想象物质性生存之外的其他的更具精神性意趣的存在方式， 而将一些有限性的物质追求（比如汽车洋房等等）当作了生活的终极目标，这就是我们需要穿越的现代性苦难！
最后让我们关注余秋雨《行者无疆》一书中对比利时著名港口重镇布吕赫的观感。在余秋雨看来，像布吕赫这样的小城，介乎城市生态和小镇生态之间，溶解了多方意趣，这与更多“田园诗情”的荷兰是不大一样的。英国王子查尔斯在他继承的康沃尔公爵领地上所建设的生态城镇庞德伯里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安静而友善的小城。这似乎更“中庸”一些：
在中世纪，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镇。马蹄石路，运河疏林，最高的是风车，最多的是城门。白石楼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紧贴河岸，记忆着千年前的货物装卸、潮起潮平。据说本来每家的小媳妇最爱坐在门口编织花边，后来旅游者多了，她们便躲进屋去，悄悄美丽又悄悄苍老，留下一街安静。
全城很少红绿灯， 却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规则： 行人第一，马车第二，脚踏车第三，汽车最后。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马缰缓缓拉住，车辆恭敬让行。躯体是机械的上帝，软弱是强硬的主人，在这里，只有人，才是万事万物的红灯。
这样的小城，不由你不喜欢。但无论是布吕赫还是查尔斯的庞德伯里，都显然在地球上越来越不太可能如雨后春笋般地多起来。十多年前流行的西方几位未来学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让我们“知道”人类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将不必群体聚集、当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渐渐疏散开来。但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虽然今天我们已经饱受大城市的种种“好处”：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费用高昂、犯罪频繁、人际关系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更少的成就感、更多的挫败感……似乎赞美城市与工业化已成为一种庸俗，散居在乡村享受田园牧歌才是一种时髦。但问题是“既然背离大城市是那样必要，信息手段又使这种背离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这股潮流至今还没有构成强势？ ”余秋雨带着这样的问题旅行欧洲时， 尽力与各个城市的管理阶层和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才慢慢知道其中原因：
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
城市因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 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 其他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 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社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 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
我们当然并不是要向“平庸和喧闹”投降，我们需要的是以“中庸”的姿态超越“平庸和喧闹”！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中庸而自然的生活方式”：理性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 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并且有可操作性的真正“自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