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物质上的缺乏与学问家之大都出身寒苦，并且因他们没有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货利与孳息，以致不能与他人同样的易于富饶；我们大可把揄扬贫穷这个题目委给乞食僧去讨论，对于他们，马基弗利极为推崇说：“如果没有乞食僧贫苦的高名与对于他的敬意来抵消僧正与高等教士们富羡与侈汰的恶名，那么宗教团体早已经消灭了”。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学问的困穷来维持着生活的洁净与高尚，那么君王大人们的幸福与逸豫，也早已变成粗鄙与野蛮了。可是，这是一件可以注意的事，在自来见解平正的罗马，在几个时期内，境遇的贫乏是何等为人所敬重的一件事。我们看到李维在他的绪论里说：“如果我没有为我对从事的工作的爱恋所迷误的话，那是没有比罗马更伟大、更崇信宗教、更富于良好的榜样的国家；也没有贪婪与奢侈这样不容易侵入；或是贫寒与节俭这样郑重与历久的为人所尊敬的国家”。在罗马颓衰以后，我们也还看到那自任为该撒战胜后的顾问者，在他重新整理国家的时候，以消除对于财富的重视为所有方策中的最有效力者：“在财富不为人所重视，和行政长官的职与其他为一般企图之目的物不能以金钱买得时，这种弊端，自然都全消灭。”现在结束这个论题：有人很正确的说过“惭色是德性的颜色”，即使有时它是出于罪恶；同样，我们也可以很适当地说：“贫困是德行的命运”，即使有时他是因为政治的不良或意外的事由。所罗门觉得金钱可以用在学问上，而学问不可以用去博金钱，确凿的在他的意见与教训中说过：“那赶着求富的人是不会无罪的”；“卖真实，但是不可将他卖去；对于智慧与知识，也是一样。”至于论到学者生活的隐退与卑下，一种不受嗜欲与懒惰的累的私人生活，比政治生活来得安全、自由、快乐与尊严，至少此后者的远于耻辱（因为凡是与他接触的都是好好的待遇他的），是常为人所称扬的。他是这样的易于博得人的同情与赞许。我只须再重申这么一句：为国家所遗忘了而不炫耀于人眼前的学者，却似朱尼阿出殡时的凯修斯与布鲁忒斯的遗像：塔息陀对于他们没有同许多人的像同在行列，这样的说：“就因为他们的看不见，他们比所有看得见的像更显得光亮”。
论到职业卑微，那最为人所轻视的，是儿童管理，往往属于学者。因这种年龄最没有权力，凡与有关的事都得到了轻视。我们看到人将何物置于新器，与将何种架置于幼小植物的四周，要比置于旧器与长成植物的四周慎重，就可以明白这种谤言不当了。所以各物在最幼弱时期，常得到最好的用具与辅助。你愿意听那些希伯来教师的话吗？“你们的少年人会见到异象，你们的老年人会得到异梦”；他们的意思是说少年是较有价值的年龄，因为要比梦近于上帝的真相。这一点我们也得注意到，不论学者“教师”的生活状况在戏场上遭到了怎样的轻侮，如同把他们演成虐政的模仿者；与近代的弛懈或怠慢对于学校教师选择的不注意；但是往古最好的时代的智慧，确是总在恰当的声诉着国家过于留情于法令而太没有注意到教育。古代教训里这种好的部分，近来为耶稣会的学校稍为恢复了一点。虽然关于他们的迷信，我可以说“他们越好，就是越坏”，但是关于这点和涉于人的学问与道德事项的其他几点，我可以说，同阿偈西劳对他的敌人法纳倍叟说的一样，“你这样的好，我想你在我们这一边了。”这是论到因学者的处境而生出的不荣誉的几点。
至于说到学者们的行为，那是一件属于个人的事。他们里面，和在别的职业里一样，当然是具有各种的性格。但是说学术的研究对于他们研究者行为有一种影响，那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话。
但是在注意与无偏倚的考察下，我却不能找出可以从学者行为上发生不荣誉的事，没有因他们有了学问也必然就有的那种不荣誉，除非是下面所说的这种过失；因为他们鉴于在书籍上读到的时代常比他们处的时代好，所教的责任比实行着的责任好，他们有时太想把一切臻于完善，把腐败的行为变作纯正的教训与过于崇高的榜样，但是在这些地方，他们自己中间也有着足够的警示。梭隆在有人问他是否已为他的人民规定了最好的法律，是这样有智慧的回答着：“是的，我已经给了他们可以接受的了”。柏拉图觉得他的本心不能赞同国人的腐败行为，就谢绝了担任公职；说：“人是应把他的国人当作父母来看待，就是说只能用卑和的劝告，不能用强力的争持”。该撒的顾问在他的警告中说：“不要想把各事恢复到因行为堕落得久了而为人所轻视的原始制度”。西塞禄于致书于他的友人爱第克的时候，在凯图二世身上立即看出了这种错误，“凯图的意见甚好，但有时却使国家受到不利，因为他的说话像他是生在柏拉图的民治国中而不是在罗马平民的渣滓中”。在他说下面那句话的时候，西塞禄是同时在辩解与申说哲学家的持论太过他们在教训上的太严格：“这种德行的教导者似乎把责任的标准定得比自然所能支持的还要高；因为要使我们于力求达到理想的标准时，可以达到适当的标准”。但是他也可以说，“我没有能够做到我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所说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过处，虽然没有到这样的极端的程度。
还有一种类此的过失，也为学者所常有的；就是他们把国家或主人翁的生存，利益与荣誉看得比自己的命运安全还要重。德摩斯尼对雅典的民众这么说：“如果你们去注意一下，你们就可以晓得我对你们的劝告，并不是我因此在你们中间显得伟大而你们却在希腊人中变得渺小；却是我提出了有时不利而你们遵依了总是有利的”。同样的，辛尼加把“尼禄当国的最初五年”做成了有学问的统治者，永久光荣的纪念，他的主人翁在治迹上变为极端的腐败以后，还是至诚与忠实的贡献着良好与无顾忌的劝告。这是因为学问使人确实的明白了他们身体的脆弱，命运的无定，和灵魂与职责的崇重；所以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幸运为他们生命与职务的真正或正当的目的，而愿以这种词句报告上帝，与在上帝之下的他们主人翁：“你看！我为你获得了利益”，而不是“你看！我为自己获得了利益”；反之，较为腐败的政治家，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学问确立于责任的爱好及了解中，也从没有向外注意到一般的利益，就把所有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关系上看，把他们置于世界的中心，仿佛各方面的线路都集中于他们的命运；在各种风浪中，从不管国家那只船是怎样，只要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命运那只小船里救出了自己；但是感到责任的分量与知道自私之界限的人，他们虽受着危险也能不失他们的地位与责任；如果他们能够经历变乱而依然无恙，那是因为在许多时候，争斗的两方对于正直都能尊重，并不因为他们行为善于趋避。这种学问赋给人对责任之敏捷的感知与切实的进行，不论怎样的受着命运的压迫与有多少人在他们腐败心理的深处怎样的嫌恶他，总还可以受到一种表面的赞许，因此用不到许多的反证或辩护。
还有一种学者所常有的短处，就是他们有时对于某种人不能适应。这种缺乏，由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他们广大的心胸，不能专用在一个人的秉性与习惯之细密的观察或研究上；伊壁鸠鲁说的“我们彼此都是足够大的一个剧场来容纳对方”是恋爱者的话而不是有智慧人的话。但是我却承认凡是不能把心的视力缩小，同把他放射与扩大一样的人，是缺少一种重大的官能。那第二种原因，却不是因为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因为一个人对于他人的观察是有他的界限的。只要对于他有了充分的了解，因此可使我们不致得罪了他，或是能够给他忠实的劝告，或是对他可有合理的提防与注意，那就不应该再前进了。如果因要想知道可以怎样的左右他、指挥他或是支配他而去窥探他人，这用心就是二重与分歧的而不是诚意与坦白的了。在友谊上既失了正道，对于君上或长官也失了本分。东方的习俗，对于君上不许注视，虽在外表的礼节上为野蛮，而这种教训却是好的，因为人不应该用狡诈的窥视来透入那圣经称为不可窥测的君主的内心。
此外还有一种常在学者身上发现的过失，就是说，他们在行为上常不能合礼与审慎而在小节上常多过失，因此使小人把他们小处的缺陷来评判他们的大处。不过这种推断，常能误人。我可以指示他们去看忒密斯托克里所说的那句话。他这样的自夸固然是骄矜与无礼，但是用来说一般的情形，却是适当与合理的。在他被邀请弹奏一种弦乐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能拨弄弦线，但是却能够把一个小城造成大国。无疑的，有许多人在统治与政策这类的事务上颇见头角，而于微细的事情上却显着缺陷。我还可以再叫他们去看柏拉图说他的受业师苏格拉底的话。他把他比作药铺里装药的瓦罐，外面描画着猢狲、枭鸟与怪异的形象，里面却装着特效与名贵的药液与药剂。他承认若依着外表来判断，他并不是有表面的放浪与缺陷，但是在内里却充满了极好的德性与能力。这上面是说学者的行为这一点。
但是同时我却并不赞许有些学者受到了侮辱的那种卑贱行径，例如罗马季年那些依附巨室而实际已变作食客的哲学家。琉欣这样可笑的描写着那个贵妇人带了同车而一定要他抱着小狗的哲学家。贵妇的侍童看他这样的愿意，但是拙笨的抱着那狗，嘲笑他说，他很怀疑可以从画廊派的哲学家变为犬儒派。许多并非不学的人，侮辱与误用了他们的心志与笔墨，同杜巴达说的那样，把海邱巴变作了海仑那：浮斯丁那变作了琉克理细阿这种鄙下与显著的谄谀，在所有其他事上，极度的减低了学问的价值与尊重，至于近代将著作献于他们的支持者这种习惯，也不足称许。因为著作，如果想不辜负这个名称，是除了真实与理智外不应该再有支持者的。古代的习惯，是只把著作献与个人的与平等的朋友，或是把他们的名字作为书名。如果献于君上与贵人，那么一定要那人与书的本题确是相称。可是这种办法，与其说是可以辩护，不如说是可以非议。
我并不是说我不以学者的适应贵显为然。但奥泽尼在人家嘲弄着问他“何以总是哲学家跟着富人而不是富人跟哲学家！”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很好的。他庄重而锋利的回答说：“因为哲学家知道他们缺少何物而富人们却不知道”。亚列斯的保对于但奥尼修斯有所陈请而不见听受，就匍匐于他的脚下；但奥尼修斯这才停住了听他的陈诉并且允许了他的请求。后来有人为哲学感到屈辱，责备亚列斯的保说他以私人的事求跪于王者的脚边，使哲学这种高尚的职业受到了耻辱；他回答说，这不是他的过失而是但奥尼修斯的，因为他把耳朵生在脚上。他的不肯与亚得里安皇帝以口舌争胜，也只能算谨慎而不能算是弱点；他这样的辩解着说：“对指挥着三十个军团的人让步就是理智”。这种适应，与俯屈到必要与方便的地步，是不可咎责的，因为他们表面虽有点卑屈，可是在正当的判断上，他们只能算是对事实，而不是对人的屈服。
现在我要来说夹在学者研究中的那些错误与虚诞；这是与本论有最重要与最正当的关系的。我的目的，不是要笼统的为这种错误辩护，而是要加以批评并把他们分别开来，对好而正常的予以辩论，使他不至于被不正当的所误，因为我们知道，人是喜欢用腐败与堕落的来诽谤那维持着本来的状态与性质而不失坠的，如同像教徒在初期的教会里常常以极端的过失与腐败来责骂与污蔑耶教徒。但是我却无意于此时去正确的考虑那些较为隐秘，而为世俗评判所不及的学问上的错误与障碍，只认为一般观察所及的就是了。
有三种研究上的虚诞，是使学问最受诽谤的。因为凡是虚伪或琐屑，既非其实，又无用处的东西，我们是确认为虚诞的；而轻信与过细的人，我们也以为虚诞。过细或是在材料上，或在文字上。所以在思考和经验上，我们发现了学问的三种病症，第一，怪诞的学问；第二，争辩的学问；第三，细琐的学问；即是虚诞的意想；虚诞的论难；与虚诞的矫饰。现在我先说最后的一项。马丁·路德受着一种较高的指责，但是运用着他的理智，发觉他所担任的反对罗马教皇与教会的堕落习惯的工作是何等的重大；并且发觉他自己的孤立，不能在同时人的意见中得到一点辅助是被迫着去唤起古人，叫过去的时代来为他的声援，合成了一党与现代对抗。因此在图书馆中久已无人过问的宗教与人文方面的古代著作家，都重新很普遍的为人所诵习与讨论。为求更完全的了解这种著作家，与更有利的主张与实行他们的教训，结果是不能不对他们所用的原文详加研究。因这种研究，再生出了对他们文体与诗句的欣赏，和那一类文章的好尚。提倡这种古旧而看来似乎新颖见解的人，对经院学派的敌视与反对，更推广与促进了这种古文诗的爱好，因为经院学派大都是立于与他们相反的地位；他们的著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风与形式；他们随意创造学术上的新名词来表现他们的意思与避免语言的纠缠，绝不顾及文句是否纯正、合乎规律。还有，那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于平民方面，为劝诱他们起见，辨才与说话的变化是当然最为人重视与需要的，因为这是达到一般民众智力的最相宜与最有效的途径。所以这四种原因，对于古代大著作家的爱好，对于经院学派的厌恶，语言文字的认真研究，与宣讲的效力，联合起来就引起了一种对语言的便捷与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也就在此时开始。但是不久就流于过度，因为人渐渐对文字的搜求比材料更来得注意；他们驰骛于词语的简练，句读的磨琢，节奏的谐美，与辞藻的繁饰，更甚于材料的重要，题目的价值，议论的健全，想像的生动，与见解的深切，在那时候，葡萄牙的奥莎利斯的流畅而空疏的文笔就渐渐的为世所重。在那时候，高年的司忒缪斯对于雄辩家西塞禄与修辞学家海莫泽尼和他自己论句法与模拟和这一类的著作，是这样无限制与注意的用功。在那时候，图桥的卡雨与亚香，以几乎要与西塞禄与德摩斯尼抗衡的演讲与著作的声名，诱致了所有勤学的青年来钻研这种矫饰与优美的学问。在那时候，伊拉士莫乘机对他们发出了那嘲笑的回声：“我在西塞禄的诵读上费掉了十年的光阴”而得到了一个用希腊文的回答：“你这驴子。”在那时候，经院学派的学问是极端的为人轻视而认为鄙野。总结着说，那时候全部的倾向是对文字的流利而不是对于材料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