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我曾受到这个谚语的教诲：“撒旦要捉弄懒汉”。我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儿童，相信所受的一切教诲，并由此而萌生了自觉性。这种自觉性虽然支配着我的行动，但我的看法却与过去完全两样。我认为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种信念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现代工业国家所需要宣传的东西同以往一向宣传的东西很不同。大家都听说过一个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当他看见大街上十二个乞丐躺在那里晒太阳时，他想布施一个意大利里拉给其中最懒惰的人。有十一个乞丐一下子跃起乞讨，于是，他把里拉给了第十二个乞丐。这个旅行者所做的当然是对的。在那些享受不到地中海日光的国家中，闲散并非易事。
在陈述我的关于懒惰理论之前，需要排除一种我不能接受的说法。当某个人早已满足生活所需，但他仍准备从事某种平常的职业时，人们就会对他说，这样等于从别人口中夺食，因此是不义之举。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需游手好闲就能饱食终日了。这样说是忘记了下列事实：一个人所赚得的通常就是他所消费的，而由于消费需要，又为他人提供了职业。只要一个人不断消费他所赚得的，那他为别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数量就像他从别人口中夺得糊口之食的数量一样多。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罪人是节约者。正如法国人常说，一个农民如果只把他节约下来的钱放在一只长袜中，很明显这钱不会为别人提供职业。如果他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投资，事情虽无多大了不起，结果却完全不同。
把节约下来的钱贷给政府，这是最通常的一种做法。贷款给政府的人就与莎士比亚剧中雇用凶手的坏人同属一类。此人节省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他贷给国家款，用来增长国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用掉赚来的钱，即使是用来酗酒或赌博，那也显然要好得多。
但是，人们会这样告诉我，如果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投资工商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这种企业办成了，生产出日用的东西，这种做法就无懈可击了。然而，今天没有谁能否认大多数企业是失败的。那就是说，大量人力本来可以用来生产供人们享用的东西，却消耗于制造机器了，待到机器造出来之后放在一边，于人无用。因此，把节省下来的钱投资于最终将会破产的公司的人既坑了自己又害了他人。如果他把钱花在宴请他的朋友上，他的朋友将得到愉快。这样凡领受他的钱的人，无论是屠夫、面包师傅或贩卖私酒的人都会高兴，但如果他把钱用来在某地修筑电车轨道，而这个地方并不需要，这样就把大量劳力消耗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地方，然而这种人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应该遭到不幸的牺牲者，而对那种慷慨疏财、博施广济的人，人们会把他看做是一个迂腐而又轻薄的人。
上述这一切只是引子。我想认真说明的是，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在现代世界上造成了大量灾难，通向幸福和繁荣在于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改变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一个物体同另一个物体的位置；第二种是告诉别人如何做。前一种是人们不喜欢做而且报酬也低的工作；后一种是人们喜欢做而且报酬也高的工作。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不仅有发号施令的人，而且有指挥发号施令人的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两个党派同时提出两种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政治，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某种专门的知识，而是能文善辩之才，也就是宣传鼓动的能力。
在我们欧洲各国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比上述两种人更受人尊敬，这种人由于拥有土地，所以能使别人为取得生存和工作的权利而向他们缴纳租税，这些土地所有者是懒散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以为我会颂扬他们。很可惜，这种人之所以能够懒散，正是由于别人的勤劳，他们向往获得安乐懒散的欲望在历史上确实导致了人们对劳动的全部信仰。他们所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别人仿效他们。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一般说来，一个人辛勤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衣食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像他一样辛勤劳动，他的孩子稍大一点就开始劳动以补充他们的劳作，也不会有什么剩余。在维持极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剩余，并不为生产者所有，而被那些不从事生产的武士和僧侣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武士和僧侣却仍然像平时一样索取，其结果只能是逼得很多劳动者饿死。这种社会制度在俄国一直持续到1917年为止，而在东方各国直到今天仍在实行。在英国，虽然工业革命早已兴起，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仍然存在，直到100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得势时为止。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就结束了。但在南方却要到南北战争才告结束。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延续已久，而且直到最近才结束，因此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大都是来源于这种社会制度，然而适用于工业化社会以前的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的进步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为整个社会人人享受。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然而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很明显，在原始公社中，农民享有自由，他们不愿意把生产上所剩的一点结余分给依赖这种奉献为生的武士和僧侣，因此他们或者少生产点或者多消费点。起初，他们被强制而不得不从事劳动，并奉献出结余，但渐渐地发现能够诱使他们信奉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动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把生产得来的一部分拿出来供养那些闲暇之人以为理所当然。依靠这种方法，减少了强迫性，管理费用也缩减了。今天，如果有人提出国王不应比一个工人收入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吃惊。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个概念是掌握权力的人用来掩盖这一事实，使人相信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他们的一部分闲暇，对文明的事业做出了永久的贡献，但在公正的经济制度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对于文明的发展来说，闲暇是重要的，在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有靠多数人的劳动来提供。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价值很大并不是因为劳动本身是有益的，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现代技术进步，已有可能公平地把闲暇分配给大家，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现代技术的进步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力有可能大大缩减，这在战争期间是显而易见的事，那时所有参加军队的男人，所有从事军需品生产、从事侦探活动、从事战争的宣传工作或在政府中担任有关战争的公务的，全都不再从事生产事务。尽管如此，协约国方面一般工人的总物质福利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为财政方面的状况所掩盖：债务似乎使人以为未来可以供养现在。然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画饼不能充饥。战争确实说明了，依靠科学的生产组织，仅用现代全世界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维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战争期间为了使得人们能够从事战斗和制造军需品，创造了科学组织，战后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组织，那么将每日工作时间缩减为4小时，一切都还会是很好的。然而情况正相反，战后，从前那种混乱状况恢复了，那些由人支配自己工作的人又得劳累终日，另外一些人则因失业而忍饥挨饿。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是以他生产多少来衡量，而是以表现其勤奋的德性来衡量。
这就是在今天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的道德。无怪乎其结果一直悲惨至极。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钉生产，每天工作8小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铁钉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当有人发明新技术，使得同样的人数能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不需要这么多铁钉。即使钉价再降，销路也不会再增，在某个理性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小时，这样其他一切就会照常进行下去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引起混乱，因此仍坚持8小时工作，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半数从事铁钉生产的工人失业。究其原因，空出的闲暇时间同上面讲到的情况相同，但由于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在那里，因此另一半人就仍需过度工作。这样看来，原是普遍幸福源泉的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到处造成悲惨景象。试想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该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是富人所害怕的。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劳动15小时，儿童经常每天劳动12小时，有时要干15小时。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这么多小时太长了，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儿童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他们按照法律规定也有了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的人极大的愤慨。我记得曾听到过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的人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现在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让我们现在抛开迷信，以坦率的态度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道德。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假定劳动是大家全都讨厌的事，那么某个人消费了多于他生产的东西就是不公道的事。当然一个人也可以从事商品生产以外的职业，例如，从事医生的职业，但他也应做出某种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也仅仅以此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