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居于社会的人类中，自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又是最适宜的？这就是我想讨论的总题目。
我们先从定义讨论。“自由”这个词，被用在多种意思上，所以要使我们的讨论成功，必须先确定我们是在哪种意思上使用的。
从最抽象的定义来说，“自由”就是指没有外部的障碍来阻止实现我们的意愿。因此从这抽象意义上来看，自由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扩展：增长能力；缩小欲望。对于人类来说实现自由也是可能的。有一个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军官的年轻俄国贵族曾向我解释说：英国人不像俄国人那样需要一件物质上的拘束狂人行动的紧衣，因为他们有一种精神的紧衣，他们的灵魂运动始终被拘束着。他说的也许有些道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的人物固然不像真正的俄国人，但无论如何，这些人只能由俄国作家创造出来。他们有各种各样奇特而又强烈的愿望，这些愿望是普通的英国人所没有的，显而易见，那种人人都想谋杀他人的社会是不会像那人人都渴望和平的社会一样有自由的。因此，改变人们的欲望可以获得自由，而且并不比增长能力所获得的自由差。
这种考虑说明了一种政治思想所不能满足的必需品，我的意思就是指那种可以叫做“心理学上的动力学”的必需品。把人类本性看做是政治活动中的一个论据，并认为它是同外界环境相适应的这种说法太普遍了，以致无需说服人们接受这种观点。外界环境却改变着人类的天性，而这两者之间的和谐又是它们相互间的作用所要求的。一个人如果突然从一种环境陷入另一种环境，一定会失去自由，当然这种新环境也许会给那些适应它的人一些自由的。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自由，而不去考虑因环境改变而引起人的欲望的改变的可能性。有时候，新的环境会使自由更难以达到，因为一种新的环境，虽然能使旧的欲望满足，但还会带来一些新的欲望不能满足，这可以拿工业主义所产生的心理方面的影响来说明。在近代的发展中，工业主义已给人们带来的许多新的需求：一个人也许会因买不起一辆汽车而伤脑筋，但过不了很久，我们就会都希望有一架私人飞机。一个人也许还会为了非意识的需求而感到不满意。例如，当今美国人都需要休息，但他们自己并不意识这一点。我相信这可以作为解释美国犯罪率上升的一大理由。
虽然人们的欲望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几乎是普遍性的基本需要，如饮食、健康、衣服、住房、性欲以及做父母的欲望，这些都是一些主要的需要。无论自由中还包含什么，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以上几项最低限度，必定失去自由。
这样，我们就引入了“社会”这个名词。很显然，以上所说的人类几种最低限度的自由在鲁宾逊·克鲁索所生活的荒岛上是难以获得的，而在一个社会中，那是比较容易得到的。至于性欲和想做父母的欲望本质上就是社会性的。也许有人会将“社会”解释为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结合起来的人类集团。就人类来说，最根本的社会集团就是家庭。经济的社会集团成立得很早。至于为了战争而共同合作的集团则显然不像以上两种那样带有根本性。在现代世界中，社会结合的主要动机就是经济和战争。现在我们几乎都能满足各自物质上的需求，但如果我们一直维持着家庭与部落，而不去发展出更大的社会单位，就不会那么容易满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增加了人类的自由。也有人认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会减少我们被敌人杀害的危险，但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
当然，我并不想否认社会的合作有一种本能的基础，即使在最文明的集团中也是这样。人们都希望相互之间就像邻居一样，自己也受到他人的爱戴，他们总爱模仿他人，并且要靠他人的提醒去赶时髦。可是，当人们变得更加开化时，这些因素似乎会削弱人们的力量。他们对儿童的影响要比对成年人的影响强烈，对于智能最低的人尤其具有最大的影响。因此，社会合作越来越趋向于依靠人们对于合作的利益的理性认识来维持，而不再依靠那个意义极为广泛的名词，即所谓合群的本能，在野蛮人中，不会产生个人的自由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感到需要自由。个人的自由问题产生于文明人中间，而且人类文明程度越高，这个问题也就越迫切。同时，政府给人们生活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正在不断增加，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政府可以帮助他们消除物质上的障碍。由此看来，社会中的自由问题将会越来越迫切，除非我们不再发展文明。
当然，自由的增长是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权力的减小来实现的。一个人的欲望与他人的欲望常常是不相容的，所以说所谓无政府状态，就是强者获得自由，弱者沦为奴隶。如果不存在政府，那么地球上的人口将很难达到现在的1／10，人口增长的障碍，主要是饥饿和婴儿的夭折。我们应当思索的问题，不在于不要政府，而在于如何在自由受最小程度的干预中保证它的好处。这就意味着使物质的和社会的自由达到一种平衡。说得粗浅一点就是：为了食物更加充足，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应准备承担多大程度的政府的压力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常常转变为另一个极简单的问题：是我们取得食物和健康呢，还是他人？处于敌人包围中的人或是1917年的英国人，都认为对于无论何种程度的政府的压力，都情愿忍受，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当时政府的压力，是对任何人都有益处的，但当有的人处于政府的压迫之下，而其他人能获得食物时，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这情形就达到了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那些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很容易诉诸那条神圣的自由的原理，这个原理的内容包含于下面这句格言中：幸运的人对不幸的人实行专制时，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纯粹放任的自由主义，就是以这条格言为根据的，我们千万不可将它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这种自由主义为了防止那些不幸的人的谋杀行为和武装暴动，便要乞求得到法律的保护，当它有了充分的胆量时，还要反对工联主义。自由主义就以这些政府最低限度的行动作为出发点，依靠经济实力去完成其余的任务，这样的自由主义认为，一个雇主对他的雇员说“你将会饿死”这样的话是对的，而雇员如果回答说“你将吃枪弹，比我们先死”就是不对的。其实，除了书呆子的舞文弄墨以外，在这两句恐吓语中划出界限来显然是荒谬可笑的。这两句话都侵犯了个人最基本的自由，因此我们绝不能说哪一句话更厉害，这种不平等的情形，不是只在经济领域才有的，在今日的社会中，丈夫对于妻子、父亲对于儿女的专制也都要求用这条神圣的原则来证明。但我们却不得不说自由主义是有减少前一种专制的倾向的。至于父亲对于儿女的专制，也就是强迫儿女去工厂做工的事情，倒不管自由主义的意见如何，已经减少了。
社会对于个人自由的干涉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种干涉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着手讨论之前，我应说明：对于最低限度的自由的要求，应当首先得到满足，这个最低限度是生物学上的生存，也就是繁衍子孙所必不可少的。为了保证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不妨使他人丧失安逸舒适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也许没有什么好处，在经济上，在一个指定的集体的某一指定时期内，也许是不能实行的，但是就自由的根据来说，它是不能否认的，因为剥夺一个人的基本需要这种对自由的干涉，比起阻止一个人，不让他囤积多余的物品来说要厉害得多。
但是如果同意了这一点，那就会使我们走得很远。例如，拿健康问题来说，在伦敦议会的选举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拨出多少公款用于群众的健康、产妇的保护、儿童的幸福等。统计资料表明，用于这些方面的钱对于保全生命来说是很重要的。然而在伦敦的每个区中，那些富人联合起来反对增加用于这方面的资金。而且，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极力主张削减用于这方面的资金。这就是说，富人们准备把千千万万的人民都判死罪，以保证他们自己继续享受丰盛的筵宴、豪华的汽车。而由于那些富人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印刷品，所以，他们掩盖事实，不让那些身受其害的人知道真相。更有甚者，凭着用精神分析学家所熟知的方法，他们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他们的举动并不奇怪，这是各个时代的一切贵族都采取的统治方法。而我所说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并不能用为了自由来做辩护。
我不想讨论关于性欲和做父母的欲望这两种权力。在这里，我只需声明一句，那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男女人数很不平衡，那就很难获得性欲的权力，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传统又产生出一种很不幸的影响，使人们对于这种权力，不像对食物的权力那样愿意承认。政治家们由于没有时间去了解人类的天性，所以对于平常男女的欲望毫无所知。无论哪一个政党，如果它的领导人懂得这一点心理学，那就能够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