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一确定的目的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随同某种精神上的混乱而失去平衡。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控制德国政治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由于发动潜水艇战使美国站到了同盟国一边，任何人对此不明智一看就知道，但他们由于精神上专注于一点而又缺乏冷静的考虑，因此不能头脑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的事也能在那些把长期紧张状况加诸于自发冲动的人中间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出现过或现在仍具有这种紧张狂热，这就是由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过度紧张，当任务重要得如同狂热分子所想像的那样可实行时，其结果就可能不得了了。但在多数情况下，狭隘的眼界会使某种有力的抵制力量泯灭，或者使得所有这样的力量遭到惩罚和责难，成年人像儿童一样需要娱乐，这就是说，在现时的享乐之外还需要无目的的活动时间，但是如果想要娱乐得合乎其目的，那就必须在工作之余去寻求愉快和乐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越来越趋向消极的和集体的，而且也趋向于静观他人的技艺活动。无可怀疑，这种娱乐方式比没有要好，但是总不如那些受了教育而具有的在工作之余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状况，人们空闲的时间增多了。除了那些有很多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之外，闲暇往往使人厌倦。因此闲人要想过得愉快，必须受教育，必须陶冶自己的心境和接受技术知识的教育。
在知识的探求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这些思想和欲望至少有一部分同广泛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只同个人直接有关的事情相连。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将会按照对社会有益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然而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却忽视了对人的理想训练如同技术训练一样必要。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很多残忍野蛮的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例如小学生中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特别的人。很多妇女背后说长道短，使人痛苦。西班牙人喜欢斗牛，英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杀害和俄国对富农的残杀。一切帝国主义都为这种残酷的冲动创造机会，而在战争中则成为神圣的国民天职的最高典型。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上未经开化的人还是较少发生此种情况的。在学校里行凶斗殴的人，很少是学习上能达到中等水平的人。当发生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时，其主谋几乎都是些无知识的人。这并不是因为心灵的文化教养能激起积极的人性感情，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地这是因为它所产生的除了虐待别人之外没有其他兴趣，除了支配他人的主张之外没有其他自尊的来源。最为人们普遍欲求的事情就是权力和称赞。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来达到这两者，其中包括通过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给人提供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值得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方式。伽利略对于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所做的比任何君主要多，而他的力量之大却远远超过那些迫害他的人。因此，他也不需要反过来成为一个迫害者。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它能提高心灵的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其行动在事先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做。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以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弗勒斯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认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成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这话似的。莎士比亚悲剧《王子复仇记》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被人们看做是一个有思想而无行动的严肃告诫者，然而却没有人会认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奥赛罗是一个有行动而无思想的告诫者。像柏格森这些教授，以某种势利眼看人，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多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对我说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而失去平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分争权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沉着，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幽禁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通过宽广而又较少烦闷的明亮之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有忍耐力。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使不愉快的事变得较少，而且也能使愉快的事变得更愉快。我之所以喜爱桃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经过卡尼斯迦王扣押的中国人质把它们传人印度，不知什么原因又传人波斯，公元1世纪时又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字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开始的字母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之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使得这种水果吃起来味道更鲜美。
大约在100年前，一些好心的博爱之士创办社会团体，目的是要“传播有用的知识”。这样一来使得人们不再欣赏“无用的”知识的美味了。有一天我偶然翻开柏顿的“忧郁症的解剖学”，我知道是存在一种“忧郁的质料”，但是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四种体液产生的，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产生，瓦勒利奥斯和米兰德坚决持此主张，佛席斯和蒙塔尔特斯也这样认为，他们说：“怎么能将白的变成黑的呢？”尽管有这种无法回答的论证，但正如柏顿告诉我们的，撒克逊的海克、力斯、卡丹、圭安奴鲁斯和劳伦秀斯却持相反的意见。受了这种历史性回顾的安慰，我的忧郁消失了。对于过火热情的治疗，我能想出一些比上述讲到的古代争论过程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
虽然文化上浅薄的愉快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人生更大的灾难、死亡、痛苦、残暴以及国家民族陷于多余的灾难这种愚昧的情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给人们带来慰藉，为了使得生活不致趋于黑暗、枯燥，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主张，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的世界充满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的集团，其中没有一个能具有全人类的眼光，每个团体都宁可被文明毁灭，也不愿作一点让步。对于这种狭隘的思想，任何专门教育也不能提供有解毒功效的良方。因为此种思想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所以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妨自尊心，相反却能使人以激发整个人生目的概念的知识：艺术与历史，对英雄传记的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奇特的附属和短暂的地位的了解——所有这一切都同人类特有的自负的心情相联系，即人的视与知的能力、崇高的感情和透彻的思考力。从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情绪结合之中最易于产生出智慧来。
在一切时代里，人生充满着痛苦，在我们今天，较前两个世纪人生痛苦更甚。为了逃避痛苦，驱使人们走向猥琐，走向自欺，走向发明出大量超个人的荒诞事情。然而这些短暂的慰藉只不过是增添忍受长期的痛苦的源泉。个人与公众的不幸只能靠意志与智力交互作用来控制，在意志方面是拒绝回避不幸或接受一项不实在的解决办法，在智力方面是认识它，如果在能补救的情况下去寻求补救的办法，如果不能补救则根据对它的关系的了解，把它看做是必须加以接受的，并且记住在它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星空的深远之处，使得它能忍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