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文明国家，都承认教育是必要的，可是这个论题，仍常常是那些判断足以服人心的人们争论的题目。反对教育的人说，教育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的，因此反对教育。所以在考查这些人的意见以前，我们应该决定我们希望教育达到的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向来意见极为分歧，因为关于人类幸福的概念，也有种种的解释。不过有一个性质上的大差别，较诸其他任何争论，都更为深刻，即有一派人，对于教育，根本是就其对于个人心理的关系立论，另一派人，则就教育对于社会的关系观察，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假定教育的职责，不仅在预防那些足以妨碍生长的东西，尤应有相当的训练，因此便有问题发生，就是教育应该训练良好的个人呢，还是训练良好的公民呢？我们可以说，良好公民与良好个人之间，并无冲突，尤其黑格尔之徒也必这样主张。因为良好的个人，即是谋全体福利的人，而全体的幸福，则由诸个人的幸福组合而成。这个题目，因是一种最后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我未曾准备加以攻击或拥护，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把儿童看做个人所得的教育结果，和把儿童看做未来公民所得的教育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就表面上观察，个人精神的培养和有用公民的创造并不是一件事。例如，就公民的效用而论，哥德当然不及詹姆士瓦特，但其个人却不能不认为较为优越。在事实上，真有一种个人的善，与社会的一小部分善有别。不过关于个人的善的成分，各人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对于那些见解和我不同的人，我不愿和他们辩论。不过不论采取什么见解，我们不能不承认个人的教养与公民的训练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个人的善的成分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将提出自己的解答，但我绝无意要他人赞同我。
第一点，个人也和莱布厄兹的单子一样应该反映出世界来。为什么呢？我只承认知识和理性乃是人类光荣的品德，凭借这些特性，我便喜欢上了牛顿。一个人若深思熟虑或潜心探求空间的深度、太阳和行星的进化、人类历史等问题，仿佛昏暗的照相机内部发生奇妙的作用一样，则他所做的事显然是人类的，最能增加自然界的大观，甚至如近世物理学所说，空间的深度和“时间的边缘”不过是数学家方程式中的系数，我也不放弃我的主张。因为那个人若发现了多星的太空和宇宙过去的年龄，则他越发值得羡佩。在知识方面，他虽然有损失，但在想像上却有所获得了。
不过人类的知识部分虽是人类优越的基础，却绝不是其全体。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反映世界，还应该用情绪来反映，例如，一个人对于一种现象，都有一种相当的特殊情绪，在单纯的认识过程中，也会感觉一种欣喜。不过知与情二者，仍不能说是一个完人。在这种流动的世界中，人类也是变化的一部分原因，他们自觉是变化原因的时候，他们就在运用意志，觉得有力。要使一个人造成一个完人，必须把他的知、情、意三者尽力扩张。依照传统的神学、权力、智慧和爱，即是三位一体的属性，一种各具一种，所以在这一点上，人类是在他自己的想像中自认为“神”了。
照这样看法，我们是把人当做一种个体，和佛教、苦行僧、基督教圣徒及一切神秘主义者对于人的看法一样。如我们上面所说，完人中知情的原素，实在都不是社会性的，要经过意志及权力的运用，我们所说的那种完人才成为社会中的有用分子。但即使如此，这种意志所能给予个人的地位，仍不过是一种指导者的地位。一个人若单就其个人来看，其意志仿佛神的意志一样，诸事都听其自然。可是一个公民的态度，则与此大不相同。他知道他的意志，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意志，他得用种种方法，和同一社会中其他冲突的意志相调和。前述的个人，乃是自己存在的，公民则被他的同类所环绕。除了鲁宾逊漂流孤岛而外，事实上，我们自然都是公民，对于这种事实，教育应该顾及到。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假若我们认识了我们个人的一切潜能，然后又忠实地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那么我们不是可以成为一种较优良的公民吗？公民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他是合作的，无论事实上是有意或无意的。所以一个人若愿意合作，除非他是有异常权力的人，他总得寻求某种预有的目的，以便与他人合作。只有那种异常伟大的人，才会独自想出一种目的让旁人合作，并诱劝人们来赞同他。在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人。例如毕达哥拉斯就以为几何是应当研究的，一直到现在，小学校的学生研究几何时都在诅咒他。但这种孤独的创造式的公民究竟是少有的，也不是养成公民的教育所要造成的人。政府所认为的公民，乃是赞美现状，努力拥护政府的人。可是奇怪的是，政府虽拼命培养这种人，而不培养其他各种公民。历史上的英雄，恰恰是那种图谋推翻现状的人。美国人都赞美华盛顿和杰佛逊，可是赞成华盛顿政治主张的人，却被他们放在牢狱中监禁起来。英国人都赞美包底霞，可是她若生在现代的印度，他们也必像罗马人一样处理她。西方一切国家都赞美基督，可是基督若生在现代，则也是苏格兰法院中的嫌疑犯。在美国也必因他不愿意当兵，不认为他是美国公民。由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把培养公民当做教育理想，实在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如果我们理想仅仅是做臣民，则其中便不是能含有创造性，愿意服从权威。而这种权威，不论其为政治的权威，或民主政治的权威，都和伟大人物所必具的特征相反，再若运用过度，且足以妨碍普通人无法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伟大。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主张反抗。反抗本身并不见得比服从好，因为反抗的决定，同样要靠我们自身以外的关系，并不是决定于纯粹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抗不论应该赞同或应该贬抑，都是决定于一个人所反抗的东西，但总得有可以反抗的机会，刻板的一致的教育所造成的不过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已。而比反抗或服从更为重要的，就是应该有一种开创新方向的能力，如毕达哥拉斯发明几何研究便是一例。
公民训练与个性教育的争论，不论在教育、政治、伦理以及形而上学上，都是重要的。在教育方面，情形比实际简单，在相当程度内，可以离开理论来考虑。全社会青年的教育，即是一种枉耗资金的事业，大体上应由国家筹款办理。此外其他机关有意来教育青年的，便是教会。国家的教育目的，当然在培养公民。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目的大受传统削减。中世纪的教育，即是僧侣的教育。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现在，教育只是士君子的教育。在势利的民主主义势力之下，教育的目的，在使人像一个士君子。许多对于公民无用的东西，都当教材，目的都在使学生变成温文尔雅之人。此外，教育上还有一些成分，是来自中世纪的。宗教传统，目的在使人理解上帝的道理。文雅与似神，乃是个人的品德性，并非公民的品德。整个的基督徒，实是一种个人的宗教，因为这种宗教，系创自毫无政治权力之人。它根本的目的，只在探求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基督教虽也谈人对社会的关系，但它承认这种关系，是发生于个人的情绪，并非发生于法律及社会制度。
基督教现有的政治原素，是随君士坦丁而来。在君士坦丁以前，基督徒的责任就在反抗国家，可是自他以后，基督徒的责任，却在服从国家。不过基督教的发源，是在反抗政府，所以它的教义，始终在唤醒原始的反抗态度。例如清洁派、阿尔比宗派（改革派）及崇尚灵魂的富兰亚派曾用种种方法，否认权威，以维持其内心的光明。新教也曾开始反抗权威及至取得政权之后，还要求神权之运用，殊无理由可言。结果，新教近于内心的逻辑，承认异教的存在，这种观点，是天主教在理论上绝未采取的，只不过为暂时的方便，勉强承认而已。在这一点上，天主教是代表罗马教皇的传统，而新教则回到基督信徒和神父的个人主义。
一切宗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心政治的，一类是关心个人灵魂的。儒教乃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孔子周游列国，关心的就在于政治问题，游说造成良好政治的种种方法。佛教则不然，佛教虽然起始是一种皇子的宗旨，但究竟是非政治的。不过我也不是说佛教向来始终如此。在西藏就和罗马教皇一样，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在日本我遇见的高僧，就使我想起英国的副主教来。不过佛教徒在其较富于宗教性的时候，确实把他自己看做孤独的人。反之，回教自始就是一种政治的宗教。穆罕默德就把他自己当成人们的统治者，就是一直在大战发生时止，继承他做教主的人也是如此。回教与基督教问代表的差别，就在回教主是世间的权威和出世的权威结合在一起。在回教徒眼光中，这两种权威并无分别。可是基督教却不然，因为是非政治的宗教，却产生两种敌对的政治家来，教皇与皇帝。教皇所以不要求世间的权力，就因为世间的统治是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