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学者大都称颂希腊的文学与艺术，不过在这些方面，还有其他的古代国家：如中国——不见得比希腊差。希腊的特长，还要算逻辑中的演绎法和几何学。有些希腊学者，如阿基米德，沟通了理想与实行，推论与实验，与现代的科学方法一样。苏格拉底以前的学者，如恩拍多克利，是当时极合乎科学方法的。我们常常称赞亚里士多德搜集的事实最多，特别是关于动物方面，但是他的“动物史”，与他手下人所讲的动物故事，有许多不符合的地方。他还没有觉得准确地观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柏拉图所努力的，完全是在伦理与玄学，而不在实验方面。此后，这种趋势更盛，而把阿基米德丢开了。柏拉图的思想，近于贵族，而鄙视劳力，恐怕他对于现代的实验方法，是文人所不屑为的。因这种种原因，古代实验的科学方法，未能进步，反而渐次遗忘。
但是几何的发展，没有上述这种阻碍。直到1829年罗巴雪夫斯基的时候，几何所有的前提，并未发生何种疑难。一切新知识，都可用演绎法推测出来。因此，当时对于前提本身并不注意，而只注意到推测方面。希腊哲学和中古神学都为这种观点所蒙蔽。这种观点对于特殊的事实，只当做三段论大前提的引证，而对于此事实的本身毫不注意。苏格拉底是一个必死的凡人，并非根据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死时的事实，而是根据“凡人必死”这个大前提。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世界又重见天日了：事实的本身，即有价值，并非只为大前提的引证而已。那时有许多人反对独裁的知识系统，比如：蒙旦不光不理会那些公律，反而提出许多例外，以推翻它们。不过无政府状态的学术界，也不能持久，因此就建立了一种新的知识训练方法。这就是科学方法，创建于伽利略。
科学方法的要素，在于考察特殊的事实，而发明新的公律。科学方法是希腊与文艺复兴两方法综合而构成的。这方法的基础是特殊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是为归纳原理而用的。原理归纳出之后，再用希腊的演绎法，推测新的特殊事实。这方法成功极大，为什么呢？因为这方法和中古时代纯粹的演绎法一样，并非不可更改的。这一点可由休谟证实出来。休谟以后的哲学，都是反驳休谟的理论，而休谟自己，也是一个极善于反驳别人理论的，他反驳得极精微，不易看出他的错处。以后的科学家，继续不断地奏着凯歌，不顾休谟的理论。但是最近13年来，许多大科学家，因为机械进步的神速，于是又抱着怀疑主义，与从前的休谟差不多。爱丁登解释相对论的时候，以为大部分科学的公律，不过是人类的习俗而已。还有几个研究原子构造的专家以为物质世界并无所谓因果律。有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见解。尉特真斯登说：“迷信乃是信仰因果律。”
这种怀疑主义，是现代科学的中心问题，暂时还只影响几个主要的科学家，将来恐怕影响全体的科学家。这或许是因为现代的科学家沉于冥想与思维的缘故。不过现代的科学，已逐渐变为一种生活与行为的方法，以生活的胜利，代替老的、致力于学识的观念。如果怀疑主义的出发点是理想，那么，将来的趋势一定是实用主义愈占胜利。将来世界各国都有这种趋势，不过暂时以美国为最明显。战后的德国，普遍地表现着悲观昏迷，而美国则科学地应用，成功极大。把理论的科学变为实用的科学，可说是美国的先例。因此，凡关心世界的将来的，不可不对于美国加以研究。在我个人看来，20世纪对于哲学和心理学成绩最好的要算美国。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智力比别国好，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欧洲那种中古的传统思想。
工业哲学主要的信仰，是人类的命运，在自己的掌握中，而不受自然或先天的压迫。从前的人类，极畏惧天时，因为他们不能战胜天时。虔诚的农人和渔夫，莫不如此。海岸居民的宗教信仰，与他们船只的大小恰好形成反比例，这差不多是一个定律。不过偶然像泰坦尼那样大的船也还是沉没了，因此当时即或是极大的船，也还是多少有点宗教信仰。现代没有这种情形了，因为现代航海日益安稳。
人类自最初有思考的时候，即为恐怖所笼罩。他们用半理智半迷信的方法，躲避这种种危险。古代农民遇着饥馑的时候，就以活人献给谷神为祭。后来科学的农业发达，才把这种迷信打破。古代消弭水灾，除中国之外，都是拜河神。有许多灾害，都以为是鬼神作祟，可以用祭礼治解。以瘟疫为鬼神作怪的，至今还有这种迷信，如今日的印度。对于战争的恐怖，现今已有加以理智的分析，而这班人还不免幻想之职。普通人以为战争的原因，还和哥尔利治的观念差不多。
克布拉从远处听见祖先的声音，预告着将来的战争。
对于暗杀的恐惧，是以刑法来处置的。而刑法的起源，还是带着迷信，根据于流血为污的观念。至今我们对于暗杀所引起的反感，与其他无迷信根源的罪犯如冒名者——不同。司法中赏善罚恶的原理，因其从前有惧怕犯人的迷信，以至现今不能收到最大的效力，而制止一般人犯罪。
现代享受文化的人民，很少觉得科学对于他们眼光的影响最大。希腊罗马在最盛时代固然没有什么恐惧，而且他们的希望和今人不同。试将柏拉图的“共和国”与现代威尔士的“乌托邦”两相比较，柏拉图的希望是促进人类的道德与智慧，而不像威尔士以战胜自然为理想生活的要素。这恐怕是经济的原因，因为自由国民即有奴隶替他服务就不觉着减少人工的紧要。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上的原因。如几何学的发达，使他们相信真理是可由推论与臆想而得到的。关于自然界的假设，必须与伦理和美学相吻合。他们以为宇宙必须美丽而易于想像。天上的星宿，是以圆圈或花圈式的轨道而移动。古代学术的色彩减少之后，就有少数的学者成为权威。一般人专做注释的工作，而不做独创的工作。因此，虽然有几个少数的希腊人有科学的眼光，而普通受教育的人对于世界并无科学的研究。
亚拉伯的文化便不同了。他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比较后期的希腊人要大些，不过他们对于科学大都带着迷信的色彩。炼金术所谓金丹，以求长生不老，荒废了许多实验的工夫，而没有做正当科学的考察。至于当时的欧洲，一方面着重伦理问题，如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一方面崇拜权威，而普通学者的程度降低。这样，中古时代的科学，除了受亚拉伯影响的培根之外，毫无成绩。因此种种原因，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科学对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无所贡献。
文艺复兴原是一种文学的运动，其结果并非完全脱离了权威的羁绊，不过是由亚里士多德之崇拜移到柏拉图罢了。当时学者发现了古人彼此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于是他们自己不得不加以研究，再定夺随从何人的意见。意大利的哥白尼发现了古时希腊学者也有地球绕日的理论。若是他没有发现这一点，恐怕他还不敢宣布他自己的理论，因为他自己还找不出科学的依据。
直到19世纪，科学才视为一种改良实际生活的学术，其方法不在道德或政治的改革，而在战胜自然。此种观念的改变，是由于工业革命及各种发明，如汽船火车电报之类。以科学为工业工具的观念，现代是极普通了。现代人类都希望能够解除历代以来的许多恐怖，如瘟疫、饥荒、飓风、水灾，甚至于战争等。
科学的成功，可以除去上述种种恐怖。固然，科学不能完全除去死亡的恐怖，不过科学延长了人的寿命，而将来这种延长是无限的。现代的城市对于自然的恐怖是很少了。不过有时像日本东京的地震使我们觉得还没有完全制服自然。我们再看远些，科学也告诉我们地球不是永远可以居住的，将来太阳的热度减少的时候，或许我们会移往金星上去，不过这总还在百万年之后。但是这种种猜想，对于城市中每早去上工的工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他的世界是很安全的，虽则也有一些琐碎的麻烦事，如工头发怒的时候。这样，从前的宗教，就变为现代的政治，因为现代的一切恐怖，都在政治方面。科学一方面固然减少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怖，但一方面也增加了人类彼此间的恐怖。佐洽第三视为渎慢上天的避电针，消除了人类对于雷电的恐怖，但人类同时也发明了许多破坏的能力，与从前的自然一样危险。一方面科学使社会机体化了，使反抗者不易为乱，而一方面如若社会纷乱，其祸害就比古代的社会大多了。因此，美国人民对于群众及邻人的恐怖，比较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些。以全体而论，人类是脱离了自然的羁绊，但以个体而论，人类彼此互相牵制，比较科学未发达以前，反而更增加了。
科学对于这种恐怖也有方法对付么？我想是有的。现代的科学，还在努力于物质环境的改良。从前的环境是看为固定的，只能任其自然或加以沉思，而现代的环境，就任人类指挥了。但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天性，还是看为固定的东西。我们可以改变环境，但我们不能改变各人的性情使彼此融合。这原因不外乎研究人性的科学还不如自然科学的发达。不过这种情形，已逐渐改变。100年之内，恐怕我们约束孩童的性情，正如我们约束自然界一样。这样，我们就可免除人类彼此间的恐怖，正如我们已免除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恐怖一样。不过人类得了这种约束能力之后怎样去应用它，是很难预知的。这种能力对于我们遗传的价值一定有剧烈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好的影响。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像汉姆列德所说的：“世事本无所谓好坏，不过是我们的心理作用而已。”
凡是某社会各分子的思想是好的，就是好社会。合乎科学方法的教育家，将来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
工业政策的哲学，推翻了中古及近代把知识看为固定的观念，而根据机械创立知识工具论。知识工具论，不主张为真理而求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动作，约束环境而使之实用，能实用而后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的定义大概是如此：“我们认识某物，而能随意改变它，才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无天堂的幻想，也无至善的追求。
知识及价值观念，已深注于现代美国人的心目中，因此他们很难了解留恋旧文化的欧洲人。欧洲各国，除俄国之外，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综合与美国相比，则都有不同。这种差异，值得考查一下，因为如若我们根据旧文化的欧洲来推测机械文明，是易于错误的。
我们读“神剧”的最末一篇，可以看出这一点。依据这篇所讲的，人类最大的幸福是沉思与仁爱。这篇所表彰的沉思与仁爱，已达到最高点，但都是“静”的，因为一切即已完美，不须再来奋斗。密尔顿对于天空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那里，辉煌的琴奏着，
天使们高声吹着号筒；
还有成千的天军，
鼓弹着不朽的金弦琴。
不过密尔顿没有提到这些弹琴和号筒可以日渐改良而且可以用机器来吹奏的。果真如此，天使们就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可以用他们的时间在“金城”里建筑更高大的宫殿。
现代欧洲的艺术家或学者，不能把人生看做天堂，而对于死后的来生，也很怀疑。无论他是艺术家，科学家，讲爱情的，或冒险的，只要他易于动情，一定有时可以感觉达到极点的狂喜。寻求知识也好像追求美感一样。当某人发现了一种新理论的时候，也必正如初恋时一样的喜不自胜。
不过这类人好像古代遗留下来的野鬼，并非与时代相吻合。大凡出类拔萃的人，不是进步者便是时代落伍者。如但丁的功绩，不过是把以往的思想集其大成，而他对于将来的改进除传播意大利文字之外，完全未曾提及。假如古代学者复生于今世，他们对于现代文化取什么态度，猜想起来一定是很有味的。我想阿基米德看了现代文化一定表示无限的欢乐。他会赶忙参观各工厂，天文台，制造厂；他会拿着全书一页一页地翻着细读；他会惊叹无线电与飞机的神奇。他看了现代的武器，一定是称赞不已；不过他不懂得何以不拿这些军器去消灭野蛮的民族。在几年之内，他就会精通我们的科学与数学，但是他看了我们的政治，却是不可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