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史（六世纪至九世纪）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高原上的各部在吐蕃王朝的统一下，凝聚成为强大的势力，并走出了封闭的内陆高原。吐蕃王朝的建立，打破了高原的沉寂，藏族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勃勃生机。原来各自为政，分散、孤立发展的局面被改变，通过制度、法律、驿站等建设，一个个小邦政权或部落联盟得到了整合。由于内部人口流动，社会交往面的扩大，推动了语言及整个文化层面上的相互沟通，又实现了文化上的整合。吐蕃时代，族群的认同感得到加强，藏族得到了壮大。吐蕃时代表现出了一种虚心而坚韧的学习精神，致使周边文化对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盛唐文化、天竺佛教文化、中亚游牧文化，无不影响到了吐蕃。从典章制度、宗教经典，到服饰礼仪、饮食习惯，吐蕃在文化上的引进是多方面的。吐蕃文化的发展引人注目，从纵向的藏族史而言，其成就是辉煌的，若从横向比较，也是大放异彩的。吐蕃时代为藏族文化打下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虽经历了吐蕃末年的大动荡和大战乱，但文化传承的命脉并未全部中断。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丰富的藏文文献，其中多为吐蕃时代的遗物。
吐蕃的历史，历来受到藏族学者的重视，《弟吴佛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巴协》、《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宴》、《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如意宝树史》等书最具代表性，其中，《贤者喜宴》收录有吐蕃史方面的原始资料，如赞普的诏书等，受到吐蕃史研究者的推崇。敦煌藏文吐蕃历史文献，包括《赞普传记》、《大事记年》、《大相世系表》等，虽非鸿篇巨制，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经过国内外多位学者的研究，其大部分内容得到了正确的解读，使我们今天对吐蕃历代赞普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法律、医学、礼仪、赋税、驿站交通等方面的文书，也一一被解读，使吐蕃社会的面貌逐渐在我们前面展现开来。敦煌藏文文献中佛教文献的数量最多，包括佛经、论、仪轨、密宗经咒、祈愿文等，反映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对理想人生的渴望。还有藏译禅宗文献、中土伪经等，证明佛教从印度东传的同时，又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也包括向西的传播。大量佛教文献的存在，既是研究吐蕃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又是研究吐蕃文化交流、语言文字、书法等方面的重要资料。目前，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面整理出版，吐蕃佛教文献的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外，吐蕃藏文简牍、金石铭刻等文献的价值自不待言，在吐蕃历史的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
吐蕃崛起于高原，并向四周扩展，随之与唐朝间有了多种联系，诸如联姻、战争、往来、商贸等，吐蕃的历史也受到了中原史学家的重视。《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中，有大量的吐蕃历史的记述，对唐蕃关系的记载尤为详尽，吐蕃的对外扩张战争也主要见之于汉文史著。再加汉文史著注重年代，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时间等背景交待得较为清楚，这些著述在研究吐蕃史时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整理、校注汉文吐蕃史资料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为人们学习、研究吐蕃史和汉藏民族关系史提供了便利。
随着汉、藏文历史文献的整理或翻译出版，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吐蕃史方面的研究著作、论文亦不断问世。这些研究成果，使原本模糊不清的吐蕃历史越来越显得明晰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吐蕃史上仍有不少未解之谜，文献中存在的那些含混不清的记述，还不能给予满意的解答。甚至，像松赞干布这样杰出人物的生卒年尚无一致的结论。总之，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有些问题有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了。
这部《吐蕃史稿》草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2005年底，作为西北民族大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项目，纳入了出版计划，遂对原书稿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吸收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基本框架没有变。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历史作了概要性的叙述，力求涉及吐蕃历史的各个层面，使读者能对吐蕃历史有较全面的了解。在语言表达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希望读者有兴趣阅读。并借此机会，向当年帮助我抄写稿子的历史系和藏语系的同学，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辑李树军先生认真审阅书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向他表示诚挚的感谢。
过去与现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掌握吐蕃历史知识，有助于我们审视藏族文化的渊源流变，发展脉络，并从中汲取营养，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2006年10月
于西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