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发现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都曾来敦煌盗宝。自从斯坦因于1914年最后离开中国后，近几十年来，再没有一个外国“考察家”从中国的西北盗走任何东西。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所有外国人都停止了他们新的远征。另外，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想在中国获得部分利益，并各自扶持一派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阀，如英国支持的直系军阀，日本支持的皖系和奉系军阀等。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各地方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相互混战；尤其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日益激烈。“所以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法律和秩序已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决心要碰碰运气”。于是在1923年，便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再加上翻译员王秘书和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组成了第一次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
一、第一次盗劫
1923年初，华尔纳辞去了宾夕法尼亚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回到哈佛大学，任职于美术系和福格博物馆。“当时负责掌管福格博物馆和美术系的爱德华·佛比斯和保罗·萨克斯两人，在发展他们的东方艺术品和鼓励对远东艺术和考古进行更深层的研究上，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洛维尔又对中国西北美术品颇感兴趣。因此，当爱德华·佛比斯和保罗·萨克斯两人提出发展福格博物馆收藏品的建议时，便得到了校方的大力支持。由于当时霍尔基金会给了哈佛大学大笔的捐赠，经费便不存在任何问题。关于人选，当时最适合的莫过于华尔纳了。早在1903年，当“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作为拉裴尔·庞泼莱的地质学和考古学远征队的成员，旅行到俄属中亚细亚。在那里，访问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撒玛尔罕和布哈拉，同时还访问了当时仍然是独立的基辅汗国。他是涉足此地的第一个美国人”。1906年，华尔纳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又在朝鲜、日本调查佛教美术一年。1913年，在哈佛大学由他首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1916年来华为新成立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搜集中国文物。由于华尔纳的这些丰富经历，再加上其学识和胆魄，使他成为赴中国西北考察的最合适人选。此外，华尔纳还与敦煌吐鲁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13年，他受美国垄断资本家兼东方艺术品收藏家查尔斯·费利尔的委托，曾来中国商谈，想以河内的法国远东学校相类似的方式方法，在北京建立一所美国考古学校。费利尔在北京开办美国考古学校的梦想，虽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但却给了华尔纳一个畅游中国和接触敦煌吐鲁番文化的机会。途经伦敦时，他拜访了大英博物院中亚佛教美术史专家罗伦斯·宾雍。在巴黎，他拜访了沙畹与伯希和。在柏林，他参观了勒柯克从吐鲁番高昌故城发掘的唐代壁画、纺织品、雕塑等文物。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曾多次参观科兹洛夫（即柯兹洛夫）从哈拉库图（黑城）和新疆劫获的艺术品。所有这些，都使他对中国西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特别想去中国进行一次实地的考古发掘。此外，对于华尔纳来说，还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即他是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门的乘龙快婿，这一身份对他从事有关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并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同时，华尔纳读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后，更加向往中国的西北，便决定去中国西北考古。
在第一次远征中，虽然华尔纳和杰恩决不愿空手而回，但并不打算大量搬走艺术品，引用华尔纳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侦察性的旅行”，也就是去看一看那些经过6个国家的“考察者”所已探掘过的遗址和已盗走的文物之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话，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同时他们还希望解答艺术史上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要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弄清唐朝壁画名家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颜料以及这些颜料是从何处得来的”。
1923年7月，华尔纳和杰恩到达北京，在此找了一个名叫王近仁的翻译。华尔纳的考察得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与帮助，因此，中国当局曾派了一支武装的护卫队把华尔纳的远征队一直从北京护送到古城西安。1923年9月4日，当华尔纳在西安向武装护送的10个人告别后，这次远征就正式开始了。华尔纳后来在叙述其这次旅行时所写的《在中国的漫长古道上》一书中说：“从印度来的圣徒们越过世界的屋脊……蒙古的游牧部落。皇帝的使臣，从印度来的绿宝石，从中国来的丝毛织品，马贩、乞丐——在旅行中所见到的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壮丽景象、污秽肮脏、呻吟痛苦以及辉煌成就——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否认的，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由西安西行，华尔纳首先来到甘肃泾川，发现了王母宫石窟（华尔纳称之为“象洞”），进行了挖掘。
华尔纳远征队的第一个目标是黑城哈拉库图。他们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兰州、肃州，最后于11月13日到达了目的地——哈拉库图，即马克·波罗所说的额济纳。
在华尔纳到达哈拉库图之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已来过这里，并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搬走了当时能发现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所有的壁画在内。华尔纳的远征队在这里虽然发现了一些小物品，其中包括几件壁画残片，但与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相比，其结果却使华尔纳失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次额济纳的远征已经证明了，除非用大量的劳力和进行长时间的挖掘，否则，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希望再找到更多的东西。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经把这个地方挖掘得那样干净，使后来的人简直无物可挖了。”
在额济纳挖掘后，华尔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敦煌。敦煌壮丽的艺术风格，他们从伯希和考察团成员——努埃特所拍摄的照片中，早已洞悉无遗。他们鉴于在额济纳的失望，同时又知道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和橘瑞超都已经到过敦煌，而且还盗走了他们所能下手的每一样东西，因此去不去敦煌，他们也犹豫不决。然而，华尔纳毕竟是一个艺术史家，而不是一个语言学家，因此对于手稿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艺术学家，他极想去看一看只有很少几个东方学家才见到的这个世界艺术画廊。“况且，哈佛大学的各实验室还很希望能得到即使不是整幅的壁画，就是一些碎片也好，以便为他们作实验之用。这个远征队的目的是为以后的野心更大的冒险铺平道路”。
在额济纳前往敦煌的路上，由于寒冷和疾病，杰恩再也无法在戈壁沙漠中前进了，便不得不告别华尔纳，带着在哈拉库图挖掘的文物，慢慢地返回北京。
当华尔纳于1924年1月到达敦煌千佛洞时，王道士又外出了，但这并没有妨碍华尔纳，他直接进入了那些有壁画的洞窟里。一连10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外，他很少离开洞窟。《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中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在这些烦恼的日子里，蹒跚地走在我的马车旁边。”千佛洞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把华尔纳惊得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到这里来原是为了核对古物年代，是为了能轻易地驳倒那些学者教授们，并且也是为了发现艺术影响的。现在我站在一所佛堂中央，双手插在衣袋里，陷入了沉思之中。”
华尔纳经过沉思之后，决心要剥夺这里的优美壁画和彩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
在华尔纳给了王道士相当多的礼物后，王道士也就同意华尔纳剥走一些壁画。但当华尔纳又提出要一些塑像时，他却显得非常倔强，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知道，华尔纳并不是要他新的、光辉灿烂的彩色塑像时，他就同意分给华尔纳一尊古老陈旧的、三呎高的一只腿跪着的唐代圣像。这是今天在福格博物馆的藏品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华尔纳用来剥离壁画的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然而当时敦煌正值隆冬，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每当华尔纳爬上梯子，将固定剂用刷子涂在壁画上，溶液还没有渗入并凝结在灰泥以前时，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同样，那些浸透了胶水的纱布还未粘附在壁画上，就已经冻硬了。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他盗劫敦煌壁画的野心不死。经过5天的盗剥，华尔纳终于移下了12件壁画。这“是极可宝贵的珍品。我们在美国还从未见过与此类似的东西。同时这些东西和德国人从土耳其斯坦的灰泥墙壁上锯下来的变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
华尔纳盗劫壁画后，于1924年4月经兰州、北京返回美国。由于他领导的第一次美国福格考察团劫回了极其珍贵的敦煌壁画和其他艺术品，深受佛比斯、萨克斯及哈佛大学校方的重视。“第一次考察被佛比斯、萨克斯和主要支持者认为是成功的。那些从哈拉库图和敦煌所得到的雕塑、陶瓷碎片、拓本和壁画残片，各个洞的照片、还有新发现的象洞，所有这一切，都开创了一个值得赞美和庆贺的时刻……由于有着扩大这种特殊收藏品的强烈愿望，所以在组织另一次规模更大的考察队时毫不费力”。
华尔纳盗劫敦煌壁画，使他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同时哈佛大学的福格收藏所也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品而永久闻名于世界。尽管如此，华尔纳并不满足，其野心越来越大，他决定带一支更大的队伍，在敦煌盗劫更多的壁画，华尔纳自己说：“在（千佛洞）那些墙壁上，我们应当找出中国的绘画风格的起源，亦即风景画学派的起源。在这方面中国大概已经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用半年的时间对那些原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仔细而深入的研究，一定可以找到敦煌艺术大师们在绘画上的秘诀。并且，要是幸运的话，下一次远征还可能给福格这个小收藏所再添加许多中亚的珍宝。”然而等待华尔纳的到底是什么呢？
二、第二次考察与哈佛燕京学社
华尔纳率领的第二次美国福格考察团由6个人组成：华尔纳、杰恩、丹尼尔·汤普森（负责剥离壁画）、阿兰·普列斯特、霍拉斯·史汀生（负责测量）和查理德·斯达尔（负责摄影）。
华尔纳第二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胶布将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厕全部剥离运回美国，因此，他不仅带有剥离壁画的“胶水桶”，而且还请了配制这种“胶水”，并在前一年告诉他如何使用固定剂的一个年青壁画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华尔纳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为避免配制剂再次发生冻结的危险，他把这次远征安排在春天进行。“这一次不但要研究石窟中的艺术史，而且还要挽救（即盗窃）更多的敦煌壁画”。
此外，华尔纳还有一附带的任务，即代表哈佛大学和霍尔基金会在中国物色一姊妹学校以共同研究中国文化。1914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在临终遗嘱中将其遗产的1／3用于中国文化研究，其方法是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组成联合研究机
三、俄国的敦煌文书
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很久不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鄂登堡及其“考察团”成员的旅行记和工作日志，都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一直没有公布。
1915年，鄂登堡所劫遗书运抵彼得格勒。1929年，交给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现在文物部分收藏于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写本部分则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敦煌特藏”中，实际上，“敦煌特藏”中的一部分文书，并非来自敦煌，而是从新疆等地搜劫的。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是俄罗斯研究东方学的国家级主要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荟萃了东方学界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集中了数以万计堪称世界级珍宝的东方学文献。
设在莫斯科的俄科学院东方学所本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正在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经费的重组。东方学所下设三个图书机构：公共图书馆、汉学专业图书馆和东方学所分所图书馆，前两个图书馆均设在莫斯科本部。成立于1958年的汉学图书馆，其藏书以东方各国语言的近现代文献为主，俄科学院另一个以研究东方国家近现代状况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机构——远东所同样有一个以东方各国语言文字现代文献为其藏书特点的汉学图书中心，作为俄科学院机构调整的先期准备，东方所汉学图书馆与远东所汉学图书中心合并，成立科学院汉学文献中心，新的中心设在远东所。
1818年成立的亚洲博物馆，是今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前身，1930年5月，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东方学家委员会和突厥语言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苏联科学进发。在离开北京前，华尔纳又吸收了一名考察队的临时队员——阿兰·克拉克，由他负责临摹敦煌壁画中难以拍照的大型《净土变》。在去敦煌的路上，“华尔纳很清楚，这次去敦煌考察，再也没有机会带回任何塑像、壁画残片或手稿。无论如何，他还是有理由认为他将有机会对洞窟进行彻底的研究，他与他的同事都打算在莫高窟呆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