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百年奋斗，终于站立起来之后，又走了二十年弯路，我们终于望见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今天，当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迈入21世纪之际，当我们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宏伟目标之后，当我们基本吃饱穿暖之后，我们看见千千万万清醒的、正直的中国人正把“述往事，思来者”，“以往鉴来”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把回忆、反思所走过的20世纪下半叶作为崇高的道德义务。
张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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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生于1928年10月，敦煌市沙州镇人，出身子薄祚寒门。他祖籍天水。清代光绪年间，祖父张禄从天水逃荒至敦煌，落脚于西沙门村给人帮工。至父亲张进财时，即在西沙门村落户，种地30多亩。后因耕畜车马俱缺，其父委实无力从事耕种，遂到杨家桥给人扛长工。
张仲童年时，其父在敦煌城里摆小菜摊，全家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他早起拾粪，看菜摊。遇有庙会，便又去给舅父的饭馆帮忙做零活。随着张仲长大，进学校的事又使父母焦虑。但全家糊口都成问题，学费又从何来？张仲自小聪明好学，为进学校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后来，父亲求于一商号樊老先生门下，他答应每晚关门后教张仲识字。张仲9岁时总算进了学校就读。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后来的敦煌名人任子宜。不久，他转入南关私立小学。1940年7月，他又考入敦煌东街完小。1942年6月，他以第二名的学业成绩从该校毕业。此时，他与4名同学被选拔为宪兵。时任东街小学校长的童契文爱才，不愿使自己的得意门生投入军界，故暗通消息，让他们趁夜色逃到清水村躲避。同年11月底，经敦煌县政府督学宋荣举荐，县教育科长任子宜同意，张仲任兰厅庙保国民学校教员。当时，这个学校只有十多名学生。他与学生水乳交融，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地教学，深得学生、家长爱戴。1943年9月，县长陈邦启下乡催收公粮，看到学校办办得井然有序，大加夸奖，欲推荐他去敦煌中学当校工，挣钱养家。此年暑假，在县上举办的教师训练班上，他与参加训练的教师由县长陈邦启、县三青团负责人樊登云介绍，集体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他又先后去岷州庙保国民学校、南关私立小学任教员。在此期间，他深得敦煌饱学之士吕钟、窦景桂在做人做学问方面的帮助提携。
1945年9月，程晖任敦煌中学校长兼三青团敦煌分团筹备处干事长，张仲被任用为录事，主要做抄抄写写的工作。后三青团敦煌分团成立，张仲又任第三股股员，负责管理青年北阅览室。1947年11月，国民党和三青团合并，张仲即被遣回，失去了赖以糊口的饭碗。1948年2月，时任南街小学校长的刘敬斋邀张仲到该校任教。但因张仲素有刚正不阿的性格，不时抨击国民党敦煌县党部书记长王炎炳而被迫离职。此时程晖又介绍他到县卫生院当会计员。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10月7日敦煌县人民政府成立。新任县长石志刚常去县卫生院看病或走动，张仲的干练和勤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10月，即调张仲到县人民政府财政科任出纳员兼枪支、弹药、经费保管员。1950年11月，张仲在酒泉地区干部学校学习至翌年2月，回敦煌后被任命为财政科财务股长。由此开始，他经历了新中国早期进行的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等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洗礼和考验，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凡与他接触过的或与他共过事的正直的同志，都称赞他对工作热情、积极、主动、负责，遇事有主见有办法。
1953年8月，张仲任敦煌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副科长。这年，他26岁。翌年8月，他任敦煌县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负责人后即去三号桥村、南湖乡进行粮食统购统销试点。他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他的才干，也招来了一些人异样的眼光。几千年来，中国人追求的是要苦大家都苦、要富大家都富、要风光大家都风光，见不得别人烟洞里冒烟或冒得高一点的绝对平均主义丑陋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似乎又有了发展、蔓延。张仲的认真做事，成了“自满情绪”。他要求同事独立工作，不会的就去学习，成了“不帮助同志”。他的遇事有主见，成了“骄傲”。他不人云亦云，成了“看不起同志”。张仲走到哪里，似乎都弥漫着嫉贤妒能的空气。此时，压抑和极度的苦闷使他感到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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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以后，随着“肃反”，审干运动在全国从上到下地秘密展开，敦煌县人民政府的3位青年才俊，非党的副科长即财政科副科长张仲、农林科副科长秦学仁、水利科副科长何其昌均成了众矢之的。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即十几岁的无知少年时期参加过三青团，任过分队长或副分队长的事，竟成了翻来覆去怎么也交代不清的历史问题，成了敦煌县委“五人小组”东调查、西询问迟迟不做结论，让他们几年来坐冷板凳的严重问题。为此，张仲从1955年2月到1956年4月向敦煌县委“五人小组”写出了3份近8千字的交代材料。
没有敌人，就要找出敌人；没有敌人，就要制造敌人，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蚊子说成飞机，把千千万万忠实的革命同志硬是推到自己的对立阵营——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始终犯着这个同样的错误！
1956年7月，敦煌县政府领导指令张仲到中央财政部西安财经干部学校预算专修科学习一年。在校期间，学校曾组织张仲等学员去北京参观还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的接见。
1957年是中国是非颠倒的一年，百花凋零的一年。就在张仲还在西安学习之际，敦煌县人委肃反中心组就根据张仲历史上曾参加过三青团并任过三青团敦煌分团录事及莫须有的所谓“股长”职务，作出“据此实属反革命性质，故应以反动党团骨干中的反革命分子论处。根据政策界限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该张仲不宜于担任领导职务。因此行政上给予撤销副科长职务并由19级降为23级之处分”的结论，而且居然得到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甄别定案机构的批准。
1957年8月，张仲在西安财经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回到敦煌。此前，敦煌县委举办的文教、卫生、农林各界代表人物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已经开过，各系统、各单位已对那些所谓“点过火”“放过毒”“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展开了“无情而猛烈的批判和斗争”。此刻的敦煌党政机关，仍在张网待雀，“引蛇出洞”。
张仲自信他与那些正挨批斗的人不一样，自信他对党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在西安学习期间，他通过与财政科一些同事的书信往来，通过在敦煌几年的工作回忆，认为敦煌县委、县人委及主要领导同志在肃反审干中，在任用干部上，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上都存在一些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的缺点和错误。既然现在号召大鸣大放，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既可以改进工作又可以帮助领导和同志们进步，何乐而不为呢？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不忠。此刻，我们看到涉世不深的张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1957年的腥风恶浪铺天盖地袭来之际，把敦煌的党政领导和周围的一些人也理想化了。当张仲在财政科听到一些同事反映敦煌县人委有人违法乱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欺上罔下的种种恶行，而领导竟还装聋作哑时，他怒不可遏，立即提笔写下了《无题》的大字报：
昨犹形影莫逆，今忽先我入党。往昔谦虚顿消亡，霎时趾高气扬。而今已攀龙门，六亲何在心上？拒人千里自封王，一副宗派模样。
夜夜屈指盘算，升官梯儿直上。由县到省再中央，四海任我翱翔。娉娉妙龄少女，袅袅婷婷在旁。颠鸾倒凤干一场，管他春耕夏忙！
春雷一声震响，惊醒美梦黄粱。狐狸尾巴已拖长，赶快回头是望。勿怕丑事败露，勿怕窘态无光。割去尾巴换新装，报道一声增光。
……
大字报墨迹未干，财政科的一些同事不经张仲同意，即拿去张贴在县人委的大院。顿时，人声鼎沸，犹如张仲在县人委大院里丢了一颗重磅炸弹。张仲的大字报所指，大院里的人都心知肚明。
县人委大院里有的人窃窃自喜：“蛇已出洞，张仲破门而出，终于跳出来了，有他的好果子吃！”
县人委大院里也有人为张仲捏了一把汗。张仲在西安大半年，对这场帮助党整风运动的政策还看不出来吗？西安交大、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对所谓的“右派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景难道没有耳闻？现在，他为什么硬要往枪口上撞呢？
张仲这张普普通通的大字报，在一些人看来却如获至宝，一时，敦煌县各系统、各单位部门都组织职工来人委大院里看大字报。
张仲对敦煌县委、人委的工作及领导作风的意见蓄之已久，发之甚快。在从西安回到敦煌后不久，他即在财政科和人委各种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意见。
他说，县委书记对一些事情包揽太多，有严重的事务主义作风。1955年县人委没有县长，样样事情找书记，使业务部门空有牌子而无事可做。书记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有些马虎。1954年敦煌发生传染病，省防疫队在县上工作完后，县上宴请答谢的800元吃喝开支无处报销。1955年12月县卫生科乘县上经费冻结之机，向县委书记建言招待费在结余款中报销，书记便批准由财政科拨款800元。对这个问题，张仲说：“科长是浑水摸鱼，书记是大少爷处理问题，倒霉的是国家财产变成了粪土。”他说绿化祖国是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神圣职责。县上明文规定不准砍伐成片树木，但这个规定到各领导部门就行不通了。1955年县委修房子时，派了几个人到四乡把成片林木砍伐，还声言是县委书记批准的。
他说在当时的书记县长眼中，谁的资格老一点，硬一点，谁提出的问题就好解决一点。县兵役局家属糊房屋顶棚要让县财政科出钱，我不同意，县长说他已经同意了。书记对像我这样的人的意见不尊重，但对有些人却是声呼声应。他说“鲁迅说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徐懋庸说他吃的是大豆，放的是屁。我看我也和徐一样”。
他说，县上领导的领导作风是“高潮来也，扬帆冒进；高潮退也，随波逐流”。对农村工作忽冷忽热，造成各乡谎报军情，统计数字不能做到真实。
他说，我是财政科副科长，本科干部调进调出，应该让我知道。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不明白领导选择干部的标准是什么，群众对某人怨声载道，意见很多，骂他是国民党作风，但是此人却被提拔为区委书记。我想其中可能是地委书记是陕北人，此人也是陕北人吧。
他说，审干时××与我谈话像审贼一样，动辄就发出最后通牒。有一次他问我，你人过国民党没有？我答：没入过。他便硬生生地质问我为什么没入过？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国民党？加入国民党之后有什么活动？又有一次，××质问我：程晖在重庆有什么活动？程晖是什么时候加入中统的？
他说，县委处理犯有错误的干部时，对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是否一个标准？
张仲的大字报和意见，在县人委大院掀起轩然大波。县人委整风领导小组立即对他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批判和斗争会。此刻每个人都呈现出自己的嘴脸。面对挨批斗的张仲，上蹿下跳者有之，点火于基层者有之，拨弄是非者有之，策划于密室者有之，添油加醋者有之。
张仲已在劫难逃。
在批斗张仲的会上，指控他加入三青团任录事是“历史罪恶”。他在大字报上批评有人“一副宗派模样”被指控为“一贯仇视共产党，反对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他在鸣放会上对县委某书记提了几条意见被指控为是对书记的“辱骂”。他对县人委几个党员干部提出批评意见被指控是“一贯不满人委党员”，“挑拨党群关系”。县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公然无视“宪法”关于通信自由的规定，搜出张仲在西安学习时给县财政科一位同事的信，进行为我所用的分析。这封信实际上反映了张仲对革命队伍里某些人对同志缺乏真诚的厌恶和对革命友情的向往。这封信说：“在革命队伍中，咱们相处已经8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在周围也有许多热心工作，忠于人民事业的好同志，但在彼此的关系上，大都是冷若冰霜，除了工作上张口‘革命，闭口‘主义’外，根本看不到什么志趣相投的感情。人是感情动物，如果在生活当中只是干巴巴的政治教条，而缺乏本能的友情，那是多么使人痛苦的事啊！尤其是工作之余，风晨雨夕，或者在思想苦恼的时候，若有几个知心朋友敞开胸怀，倾诉热情，那就会使生活富有生命力了！可惜，这种情况在宗派主义的魔掌之下被一笔抹杀了。彼此吃顿饭，或谈点个人志趣的事，便有什么‘个人拉拢’‘旧人员作风’‘思想落后’等一系列大‘帽子’压得你抬不起头来（‘三反’就是教训）。像这样六亲不认的窒息气氛，即就是能生活下去，生命还能嚼出什么甜味来？”张仲的心曲，成了他“仇视与辱骂我党”的罪证。他在此信中写的“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已者死”和不知在什么时候念过不知是哪位外国文豪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几句诗，竟被分析为张仲念念不忘国民党和对自己没入上共产党的怨恨。张仲提意见说，财政科调出调进干部应让他知道的话，竟被分析为他与储安平一起唱着“党天下”的调子。
此时，有人翻出他写给时任敦煌县人委文教副科长任子宜的两首旧诗作为新的“罪证”。任子宜是敦煌名人，对敦煌史地颇有研究，在敦煌文教界很有影响。任子宜与张仲有师生之谊。1956年张仲在西安学习时，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张仲深受鼓舞，即给在敦煌的任子宜赠诗两首。第一首是：“寄语任老倍加餐，莫叫白头夺童颜。畅所欲言献宏论，高歌盛世乐余年。”第二首是：“百花齐放百家鸣，陈草不减故时新。涤荡毫尘翻旧卷，愿读‘联话’在秦岭。”此时，有人将张仲鼓励老师任子宜整理《也是楼联话》旧作重新发表的“翻旧卷”句，妄加分析为替被打倒的地主富农鸣锣开道，鼓励他们反攻倒算。这是张仲的又一条“新罪行”。此刻的张仲已经成了“一贯对党表示不满，反对党的领导，打击党员领导干部，恶毒地攻击和诬蔑党的各项政策，企图煽动一些人向党进攻，使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了。他们要求“应将罪恶多端、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张仲依法批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