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闲、恢虚之外，祖印兴复了湖北当阳玉泉寺，净月中兴湖北沙市章华寺，使湖北浙东相互呼应，成为20世纪天台重镇。静权（1881—1960）则继承了谛闲衣钵，在浙东维护天台法脉不坠。1937年之前，他主要在观宗寺、国清寺讲授《法华经》与其他台宗典籍，培养青年学僧，并协助国清寺住持可兴重建、扩建该寺。抗战期间，他辗转江浙，弘法不辍，同时开导佛教徒爱国爱教，鼓励他们参与抗战。1950年，他往上海法藏寺讲经，并留任该寺主讲。1957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晚年应国清寺僧众要求，回该寺息养，著有《天台宗纲要》等。天台祖庭国清寺在六七十年代亦遭冲击。80年代前后，由释唯觉、可明等主持重兴，并设国清佛学研究社，浙东天台法脉获得延续弘扬。同时，浙江普陀山全山住持妙善（1909—2000）也很重视台学，在他的推动下，普陀山佛学院与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都把台学的研究与教习作为重点。另在华南、港台及海外，弘扬天台，建树卓著者也多为谛闲、恢虚一支所传。如宝静（1899—1940）、觉光、永惺、宝灯、慧峰、斌宗等。在江苏，弘扬天台的代表人物为释仁山（1887—1951），他曾在谛闲主持的江苏僧师范学堂就学，后与太虚一起“大闹金山寺”，主张佛教革新颇有名。曾在高邮创办天台学院。1922年他兼任高邮放生寺住持，大力兴办佛教慈善事业，并将天台学院扩为“四弘学院”，仍以弘扬天台教观为主，培养了释智诚等一批青年僧材。仁山晚年潜心经藏，其阐述台学的著述有《法华析疑》等。同时仍为护教弘法不遗余力。智诚后创办了有名的潮州岭东佛学院。在上海，则有兴慈（1881—1950）创建了法藏寺、瞻风学社、法藏学院，曾颇有影响。
应当承认，论地域覆盖之广，中华天台的弘传不输往昔，甚至在东北、青岛、香港等深受列强殖民文化影响的地区还有拓展。但天台宗最富生命力的传统在于其能与当地当时宗教需求结合的解行相应的义理，因而此义理传布到日本，就有日本天台宗以及台密的创立，传布到新罗（今朝鲜），也有高丽台宗的繁衍。然而当代海峡两岸的台学研究，大体依旧是教义的反复重述或文献学的考证，很少涉及这一精髓，更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
笔者以为，这与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常唱的儒家意识形态高调有关。这类高调，体现着统治者单方面的要求，与民众的实际需求关系不大，与民众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更是无关，反过来还引起了民众的厌恶，压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表面上以仁义道德反功利，实际上引导着百姓趋向于狭隘功利。因此，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汉地就成了极其讲求实用而思辨贫血的国度。这一国情，身染其中，真心信奉儒学的知识分子不容易看清，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佛教则未尝不可善加利用。受到佛教影响的儒家王阳明“心学”迟至晚明，才提倡“知行合一”，就是因此时才真切感受到这类理论与实际的“二律背反”。而早在隋唐，天台宗智者大师依据出于如来藏说的唯心论，推阐出“一念三千”思想，很有力地解答了众生（对信徒而言即为个人）与国土（社会）的关系问题，本体（心、念）与现象（五蕴）的关系问题，指出在这些关系中，意志本体具有决定作用，从而坚定了信众的修行心愿。他实际上在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有所吸取之后，以此解释龙树的基于“二谛（真、俗）”的中观学说就显得更为圆融调和，进而构建了台学的“三谛三观（空、假、中）”真理观，也使龙树的大乘思想更易被汉地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各国接纳。他从佛教的“性具染净”观点出发，强调性恶，不赞成主流文化所提倡的片面性善论，既回答了佛教信徒对由于社会污浊，恶行昭彰者暂时没有受到（在他们看来是）应有报应的疑惑，又给造恶者留下反恶自醒的出路（一阐提也能成佛）。这些在当时都颇具独创性。而且，愈是在意识形态话语流于“自说自话”，甚至被依附者当做谋利禄的工具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想也愈能被民众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接受。龙树思想之对应于智者大师，犹如智者大师思想对应于当代，故而台宗解行一致的传统，也只有在其能够直面当代场景时，才能被激活。
四、富有中印文化交融特色的华严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立宗的根据，由唐初法顺创立，传至法藏，其理论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武则天曾赐号法藏“贤首大师”，故华严宗又称贤首宗。
华严宗的创立代表了印度佛教中国化在哲理方面的最高成就。但其社会基础薄弱，本宗制度化程度低，传至清末，与其他宗派相比，几乎没有自身道场，而独特的教规、仪式及修行法门又几近失传，因此其社会影响自然远不如其他各宗派。近代为振兴华严出力最多的是月霞与应慈、智光等。
月霞（1858—1917）俗姓胡，名显珠，湖北黄冈人。19岁出家，初习禅，后在河南太白山顶听了尘讲《维摩经》，其宣扬的大乘菩萨道深契其心，遂开始钻研并弘扬华严经典，并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讲《华严经》，受到大江南北僧俗听众的欢迎。月霞曾在南京创设江苏僧教育会，并与谛闲一起创立僧师范学堂培育僧才。1914年，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专弘华严。不久因与园主矛盾，先将学校迁往杭州海潮寺，又迁往常熟兴福寺，该校虽历经周折，四处飘泊，却培养了包括持松、常惺、慈舟在内的一批僧才。
应慈（1873—1965）俗姓余，名铎，江苏东台人，26岁时剃度出家。早年随月霞讲经参学，初悟华严教理，后协助月霞办华严大学。1922年应慈在杭州西湖菩提寺闭关，专研华严典籍，对华严教理有了较深造诣，他主张佛教应适应时代需要，尤其应依据华严的圆融观进一步人世化、现代化。1925年，应慈在常州清凉寺创办清凉学院，弘扬华严。1939年，又与蒋维乔、李圆净等共同发起成立“华严疏钞编印会”，主持校勘出版了大量有关《华严经》的著述，同时在上海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培养僧才，弘扬华严教理。应慈晚年在上海慈云寺开讲华严初祖的《法界观门》，将慈云寺作为其在上海的道场，弘扬华严宗。1957年，他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玉佛寺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真禅法师乃其华严学传人之一。1928年，兼弘华严与南山律的慈舟与蔼亭一起在镇江创办竹林佛学院。蔼亭晚年赴香港，在东觉莲苑内设图书馆，并于九龙、望角及澳门创立义学，弘扬华严，著有《华严教义章集解》。
智光（1887—1963）曾创办镇江焦山佛学院。1949年赴台湾，驻锡十普寺，讲《遗教三经》。1952年，其弟子南亭创立华严莲社，迎请智光。智光与众弟子一起，在该社创建月会制度，他亲自领众共修；还发起华严供会，属互助性质，自愿参加，集资作为奖学基金，鼓励社员子弟升学深造，并救济贫困或遭变故的社友。该社实为华严宗在台湾的主要道场，现任住持为释成一，系智光门下第三代。智光著有《华严大纲》、《妇女学佛缘起》等。南亭（1900—1982）除随侍智光外，还曾亲近常惺、应慈，有华严专家之誉。曾任江苏泰县光孝寺住持及光孝佛学研究会会长。1949年赴台弘扬华严，曾在台北、台中讲经，时人尊为华严宗主。50年代两度出任台湾“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主持护国法会，筹印《大藏经》，声望颇著。1958年闭关台中，礼诵《华严》。1965年与星云、悟一合力创建智光高级商工职业学校，任董事长。1975年再建华严专宗学院，该院为台湾贤学研习弘扬中心。1979年他力促释成一扩建桃园侨爱佛堂，并创办华严侨爱儿童村，收养孤儿。他还曾在台湾民本电台开辟“佛教之声”专题节目，广泛刻印三译《华严》、《华严疏钞》等，为华严在台湾的弘传奠定了基础。其著述有《心经讲义》等十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