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1927一），俗姓李，名国深。1927年8月19日生于江苏江都的经营香烛的小商贩家庭。那是个内乱纷起，兵燹连连的苦难岁月，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大江两岸北伐战争的隆隆炮声仍在轰鸣，南昌起义已打响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枪。抗日战争中，即1939年3月，他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拜志开上人为师，法名悟彻，号今觉。1946年，他为了领身份证而自取法号“星云”。出家后，志开就直接安排他到栖霞律学院寄读。1941年，星云仅十五岁，就在栖霞山寺受具足大戒。志开对徒弟的严格要求，以及严厉中不乏关爱的教育，还有传统寺院的家长制作风，栖霞律学院的传统丛林教育模式，都对星云一生有深刻的影响。1944年，他赴常州天宁寺做行堂等执事并随众参学。1945年，至镇江焦山佛学院就读，得遇融斋法师、芝峰法师、圣朴法师、薛剑园老师等良师。转承众师为我师，星云的学养道念慧命与这些老师的教育分不开。如芝峰法师是温州人，也是太虚器重的弟子之一。他一口浓重的乡音，使得星云听他两年讲课，却几乎没有听懂什么。但他的一句话，却牢牢铭刻在星云的记忆中，使星云在弘法利生生涯中时时警醒。这句话就是：“你们不要做焦芽败种！”无论是处在顺逆之时，星云都以此自励，不忘自己的使命。
1946年8月，太虚在焦山佛学院主持中国佛教会第一届会务人员训练班结业典礼。星云得知后，毅然放弃出家以来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一次探亲机会，去聆听太虚的训词。在会上，太虚讲了佛教根本的因缘和合道理，讲了“现时佛教衰落，尤其中国佛教更衰落，要振兴佛教，必须充实且发挥僧团的力量”。太虚还讲了“将来再联合全世界成一总会，将佛教的大慈大悲遍及世界人类，普利一切众生，都要从发挥‘僧羯磨’的精神作起”的宏大理想。[1]这些如春风化雨，潜入星云等僧青年心中。太虚的佛教革新理想在那时，激励着许多像星云一样的青年僧人，他们身心皆感受明清以来佛教衰落以及教界积弊之苦，内在地向望着在太虚领导下，佛教改革振兴。星云说：“我从小出家时，就一直希望有一位领导者能让我追随效法，当时太虚大师有感于中国佛教的积弊甚深，所以极力推动教制、教理、教产改革，他的悲心愿力，他的深厚学养，他的热忱为教，他的勇于承担……在在成为许多青年心目中最景仰的对象，虽然我只有亲聆教诲一二次，但心常向往之，甚至经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为他效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2]“太虚大师对佛教提出的兴学理念‘教产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之不二法门。”[3]
1947年底，星云结束了在焦山佛学院的学业，回到其师祖庭——宜兴县白塔山大觉寺任监院，试图依“心仪”找出实践之路。不久，他被白塔国民小学聘为校长。教学管理之余，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创办月刊《怒涛》，自编自印，宣传佛教改革。可是在宜兴也无法逃避战乱，星云不幸被误抓，关押了十多天。不得已，应荫云和尚之邀，星云跟他的几个同道就一起来到南京，接管了混乱之中的华藏寺，星云任监寺。为了革除寺院旧习，星云他们制定了新的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同时，先后尝试开设了华藏小学、华藏织布厂和益华文具店。也在这时，徐州《徐报》的主编特意出面约稿，邀请星云等这批立志佛教改革的青年在其《霞光》副刊上宣传佛法。同时，星云他们还为《镇江报》撰写“新声”和“频伽”两个专栏。然而，这些革新主张的推行也遭遇极大的阻力，不仅旧僧们公开反对，而且社会上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也加以阻挠。他们还相互勾结，串通一气，对星云等主张改革的新僧加以迫害。例如他们曾派出打手，把星云法师打成重伤，松峰、松泉法师也差点命丧街头。这一幕幕的血腥，不由令人想起太虚、仁山法师当年金山改革的相似遭遇。中国佛教要实现现代转型，可以说步步艰难。
星云在屡屡失败中，逐渐体会到佛法的“中道”，他后来说：“所谓中道，是中观的般若智慧，有了这种智慧，遇到了事情就懂得事待理成，懂得把握其中的原则。遇到一切果，就知道果从因生，种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不会随便怨天尤人，会去追查原因。‘有’的现象，是由于‘空’理，‘不空’就什么都没有了。……‘空’中才能生‘有’。人间佛教是过着一种有物质，也有精神的生活，物质、精神的生活是同等的重要。有向心外追求的世界，也有向心内探讨的世界；有前面的世界，也有回头的世界。不是盲从，一味往前冲，冲得头破血流，也要懂得回头是岸。人间佛教有拥有的，也有空无的；有群居的，也有独处的。把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调和起来，使人间成为最美好的生活。”[4]
但这里讲的真“空”妙“有”属于典型的真常唯心论，而太虚的主张，与印顺所论的人间佛教的最大差别就是讲调和融合，太虚提倡的唯识学，与欧阳渐、吕潋思想之间的最大差别也是讲调和融合。讲调和融合即圆融。圆融是真常唯心论的又一思想特征，偏爱中观与独尊法相者也因此对真常唯心论不满，他们所谓思想笼统，即指讲圆融就损害了理论上的彻底性。[5]可是不但不反对而且强调融合，恰为星云人间佛教思想的特色之一：“在佛教里，南北传的佛教要融合，传统和现代的佛教也要融合，禅净要融合，显密也要融合，僧信要融合，世出世法也要融合，融合就是中道，中道才是真正的佛法。”[6]“中道”并不容易把握，但掌握了中道，再加耐心与坚持，成功之道终将展现。
1949年，星云参加了好友智勇法师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后随队赴台湾，落脚于中坜圆光寺。他曾与慈航法师等人一起被诬为匪谍，一同被捕，入狱二十三天。出狱后，兼在台中主编《觉群周报》，同时开始为各报刊撰稿。50年代初，先后在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在新竹“台湾省佛教讲习会”任教务主任，撰写了《无声息的歌唱》、《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书，颇获好评。
1953年，应宜兰李决和居士等邀请，他驻锡宜兰雷音寺。在当地成立宜兰念佛会、佛教儿童念佛班、佛教青年歌咏队、学生会、青年弘法团，为人间佛教理念的落实初步奠下基础。1957年，他出任《觉世》旬刊总编辑，所筹建的高雄念佛堂、台北新北投“普门精舍”也先后成立。星云的羽翼渐丰。
1963年，他参与“中华民国佛教会访问团”，访问了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等国，极大开阔了眼界。1974年4月，任“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代表团副团长赴日访问。翌年，率领“中国佛教会”访问日韩两国，出席了“中日佛教促进会”会议，并在汉城成立“中韩佛教促进会”。将来赴海外弘扬人间佛教的念头逐渐浮现。
1965年，他创办的寿山佛学院在高雄成立，为日后佛光山的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1967年5月，在高雄大树乡麻竹园的荒山坡地上，开始创建佛光山寺。1972年，制订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组织章程，自此，佛光山制度化的有系统组织架构的现代僧团建立。1985年9月22日，为佛教步入制度化民主化轨道，星云宣布退位，心平法师继任佛光山住持。
1976年7月，他率领“中国”佛教会美加访问团访问美国，并参加美国开国二百周年纪念庆典，似乎看到落实太虚当年提出的中华佛教国际化理想的时机已到。次年，就遣慈庄法师在美国洛杉矶创建了白塔寺（西来寺前身），为佛光山系统海外弘法之始。1987年，赴泰国参加泰王蒲吴蓬九世六十华诞大庆，与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在曼谷首次会晤。1988年11月，“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暨世界佛教徒青年会第七届大会”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星云应邀在会上作专题演讲。有84个国家及团体共500多人参加，美国总统里根特别致电道贺。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出席，开海峡两岸佛教组织往来交流之先河。次年，他以“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名义，首次组团到大陆弘法探亲。1991年2月3日，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正式成立，星云任会长。
1995年4月，心平法师圆寂。心定法师继任住持。1996年2月，《台湾时报》连续多日刊文批评佛光山，佛光山信徒曾因此包围报社。同年5月16日，佛光山举行盛大开山三十周年纪念活动。2006年8月14日，星云八十寿辰那天，他宣布“封人”，以后将专心写作、阅读，当云水僧。至此，佛光山在台湾已建成74个分、别院与禅修中心，在大陆与香港也有新的拓展。国际佛光协会在海外已建成116座道场。
星云这样的来自大陆，身无长物，毫无依傍的年轻出家人，一生取得如此空前的成就，其推动力来自何方？他自己是这样阐述的，动力来自弘扬人间佛教的大愿心：“我们每发一心，必为人间的利益着想；我们每发一愿，必为人间的庄严用心，健全自我；发慈悲心，普利众生；发头陀愿，努力作务；发菩提愿，完成佛道。”[7]这里的健全自我，也显示了真常唯心论的真我特征。
在台湾当代赞同人间佛教理念的佛教社团领袖中，唯有星云公开表示全面地继承太虚思想。虽然证严法师受印顺教诲，她最早读的书之一也是《太虚大师全书》，其开创的慈济事业充分展开了、践行了太虚与印顺共有的人间佛教的关怀社会思想，其重践行的特征，如果用证严的话表达，那就是“做就是了”，其成效可说是后来居上。其特色从为《法华经》强调的悲行，从印顺所称之大乘特有的“悲增上行”人手，从其仪式、音乐、建筑等方面看，也许可以说立足佛教本怀，借鉴了基督教的现代形式而有所创新。东初法师的思想与太虚之间有着直接继承关系，他着重展开践行的是人间佛教的文化学术思想。这一重心由圣严法师及其开创的法鼓山事业所继承与进一步拓展，圣严法师还早就撰写了《太虚大师评传》，但其特色与成功之处仍在文化学术，特别是高水准的佛学研究引导，电子版的经论共享，使学界教界受惠无穷。所以，法鼓山还要办法鼓大学。
与慈济、法鼓山各自以奉行人间佛教理念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为特色相比，星云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全面践行上，他是将太虚的理论付诸实践，思想化作行动的大师。陈兵教授在《正法重辉的曙光：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一文中，称之为“人间佛教的实践者”。走上菩萨道后的星云，其信仰之虔诚、智慧之深不可测、胸怀之广博、意志之坚强以及进取的精神、圆融的为人处事、卓越的组织能力、高明的领导艺术等都足以为历史所垂青，于是，太虚所希盼的能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佛教的学理与制度的“实行与统帅力充足的人”[8]，舍其有谁？陈兵说：“当今佛教界，真正称得起大师尊号者，当推星云和尚为第一人。愿力宏伟，慈悲广大，佛学渊深，解行相应，智慧明睿，辩才无碍，这些佛教大师一般应具备的条件，星云和尚可谓一一当之无愧。与历代大师们相比，他还有其特出的品格、胆识、才干，及特别辉煌的业绩：他极善于针对现代人的机宜说法讲演、撰文编书，深入浅出，隽语连珠，把艰深的佛法从寺院藏经楼中解放出来，化为汩汩法水，滋润人们焦渴的心田；他是位佛教革命家，极富革故鼎新的胆略、勇气和开拓精神，极多新的创意，已写下了台湾佛教史上的五十多个第一，其中许多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第一。”[9]
海外学者唐德刚则称誉：“积数年之深入观察与普遍访问，余知肩荷此项天降大任（指二乘十宗归一的统一运动），为今世佛教开五百年之新运者，‘佛光宗’开山之祖星云大师（之外）不作第二人想。”[10]作家郭嗣汾也说：“当我写星云时，也有感于他具有诸葛武侯的高风亮节，淡泊宁静的德行；同时也具有王阳明的不畏艰难困苦，去人欲，见天理，立志作世间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志节。……更敬重他有一份宽恕、容忍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一份崇高的理想。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和企及的。”[11]
至于符之瑛、林清玄等星云弟子对他的称道，自然难免过誉之嫌。也许，大陆学者由于台海之隔，很难蒐集到有关星云与佛光山正反两方面的充足资料，即使匆匆来访，也只有直接的表面印象，其过分之处不难谅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践行人间佛教的领袖人物出现。但林清玄以“浩瀚星云”作为大师传的标题，也更能说明只有在星云身边的人，才能对他宽宏的气度了解至深。
星云称誉许多人为菩萨行者，[12]大陆佛教领袖赵朴初也认为，“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13]。这里讲的菩萨是符合其发菩提心的人之原意的。其实，星云就是太虚曾期待的典型的“今菩萨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