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凭借其卓越的佛学成就在当代中国乃至东南亚佛教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印顺本人及其佛学思想在中国佛教界也受到高度尊崇，特别是在中国台湾，台湾当代佛教史学者蓝吉富教授认为“在台湾佛教史上，提出一套完整的佛法新体系的，印公是有史以来第一人”，因而称其为“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位宗义建立者”，并且“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这一评论当然是有偏颇的，就第一个提出“佛法新体系”而论，可能也不会被印顺本人认同。因为放眼中华，太虚才是第一人。印顺只是推进并修正了太虚体系，并使之更严密。但印顺思想在台湾已经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则毫无疑问。
一、福严佛学院的创立与沿革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间佛教更是强调，佛法的创立、弘扬与传承都不能不依靠发愿心的人，并把极大的关注投入对僧材的教育培养。印顺认为：“要使佛法昌明发达，即需要宏法人才。要有佛教宏法人才辈出，必须佛教徒们养成向学的风气。这不外是以戒、定、慧为修学训导之中心，决不能离此修学而有所成就。……因此，希望佛教宏法人才的产生，须以念诵、礼拜等来增长信念，进而彼此间和乐共修，组成清净僧团，培养向学的风气。这样才能发生一种巨大力量，使衰微的佛教能振兴起来！”[2]印顺在台湾几十年，最重视的是佛学思想的研习、传授，也培养了一大批其佛学思想积极的追随者。他在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寺院、佛学院到处讲学。这其中，由印顺亲手创建的福严精舍、福严佛学院是其佛学思想传授的最重要的基地。福严也是当今台湾最享有盛誉的佛学院之一。学僧都以毕业于福严感到自豪，其培养的人才被各寺院与佛教团体争相聘用。
福严佛学院位于台湾省新竹市南郊青草湖旁的福严精舍内。说起它的创建，也是颇有因缘。1949年6月印顺抵达香港，由于没有固定的居所，故四处移住，当1951年寄住到青山的净业院时，因四处漂泊而居无定所的印顺，决定在香港自己成立精舍，并筹集了一笔款项，然而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2年5月底，时任台北善导寺管理人的李子宽居士，以“中国佛教会”决议的名义，推请印顺导师代表台湾出席同年9月在日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友谊会。由此他发信至香港，将印顺先行邀集到台湾。印顺从日本回来以后，李子宽有意将他留在台湾，并聘请其为善导寺的导师。但是印顺为了筹建精舍，在香港已购地，且银行的存款也需处理。他打算先回香港，却一直等不到当局允于出境许可证。尽管当时时局动荡，但印顺深感培育佛教人材的重要，遂克服种种难关，乃设法把香港筹集的功德款汇到台湾，拟在香港建的福严精舍于是在台湾开工。经多次勘察，他在山明水秀又清净的新竹县现址（俗名观音坪），购了一亩多的山坡地，开工兴建福严精舍，同年6月，又从香港运回玉佛一尊及《大正新修大藏经》一套，几经艰难，终于在9月竣工，并举行了落成开光典礼。
印顺当年成立福严精舍，其根本也是唯一的目的是培养学僧，而“教育僧才、培养僧才”也成为福严精舍一贯的重点所在。之所以会立下这样的宗旨，印顺表示：“从流变中的中国佛教来看：中国佛教的衰落，是因为我们出家人本身的问题；或者知识水平太差；或者因为不懂佛法而行为不如法，若有人请问佛法或提出疑难，便无法讲解对答；只能以修功德，作经忏佛事等方式来引导信众，这怎么能获得世人的尊重呢？从中国佛教史上所看到的，佛法兴盛，出家人受尊重的时期，绝对是出家人的文化水平高，对佛法有透彻的了解，身心行为优良，才能获得世人的肯定。所以福严以培养僧才为目的……。”[3]
福严初创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机构，只是为了让学僧共住研究，正如印顺导师在《福严闲话》中表示：“……大家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无非是为了修学佛法；而福严精舍的建造，也正是准备多住几个年青人共同修学的。”
学道与传道，犹一车之两轮，须配合驱动。为此，印顺于1960年在台北又创建了慧日讲堂，作为对外弘法的场所。印海法师在任该讲堂住持时，为承续其师印顺办僧教育的精神，而与了中法师共议兴学，于1967年由慧日讲堂及北投法藏寺联合兴办“太虚佛学院”，院长是演培法师，了中法师为教务主任，院址设在慧日讲堂。后因讲堂位于市区，且人事难以协调，仅两年就停办。当时印顺倡议，将这些学僧迁至福严继续受教，而当时新竹地区的僧教育机构“新竹女众佛学院”和“灵隐佛学院”因种种原因已难以为继。1960年，续明法师将灵隐佛学院毕业的七八名学僧带去成立“福严学舍”。1969年10月6日，“福严佛学院”第一届正式开课。学僧除了原太虚佛学院的40名外，另招收新生10余名，共计50名，其中男众仅5位，其余皆女众。院长是演培法师，实际教务由印海、常觉二位法师负责。由于福严佛学院第一届女众明显多于男众，因而开启了纯女众在福严的修学之门。福严真正意义上的僧教育就开始了。正如印顺所说：“印海法师当时将那边（台北慧日讲堂）的学生带到福严，来此时福严精舍才真正成了福严佛学院，从前都是自修的团体。”
福严刚成立时，印顺对学僧就提出了极有针对性的学习要求，其中主要有：
1．慧根深厚的，固应抓住自己优越的条件，着实努力一番；即使资质较差的，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安心学下去，终归是有所得的。
2．福严精舍与过去大陆的寺院不同，决不能像云水堂一样，喜欢去就去，喜欢来就来，出出入人，自自在在。来此地，便须安心住下。
3．将来出去，凡于佛教、于众生有利的事情，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都应该发心去做。安心、沉静、不急功近利。
4．各人心里，都应作学佛想，一面求得体解佛教的甚深义理，以及懂得佛教制度、修行方法等等，一面培植为教护法的热忱。
5．无事不得下山，不要窜寮，不要说太多闲话，认真用功看书、读经和听课，但不限于一宗一派。
6．不要招摇、自我宣传，写批评性的文章不可匿名，自己所说的话要负责任，心量要宽大，要能容忍。[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印顺的僧教育思想，其中第2、第3点尤深含对传统弊端与国人习染的改革精神，整体上又深刻体现了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即印顺导师主张“学尚自由”，自己研究决非一宗一派，决不限制任何人的学习兴趣及正确的佛教思想，不会要求任何人要跟他一样，因而要求学僧所学非专一宗一派，重于学，更重于行，在深研佛理的同时，更要热忱护法，尽力做一切于佛教、于众生有利的事。这也正是印顺导师的宗教特质之一。同时，也吸取了传统僧教育的合理内涵，即福严精舍维持着松散但有实质学习的僧学团，学僧不论慧根深浅，既入僧团，当以深究佛理为根本，应当接受一定的纪律约束，不能随心所欲，自由散漫；尽管后来印顺自己无法长住于精舍中，具体负责佛学院的日常操作，然而初建精舍时，导师对学僧们的期勉，使后来福严一直保持着良好学风。
福严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于1971年6月20日举行，曾经任教的法师有印顺导师、演培（院长）、印海（副院长）、了中（教务主任）、常觉（教务主任）、唯慈、真华、晴虚、慧光法师等9人，学生僧俗共70人，其中男众共9人。这些学僧大多成为弘扬印顺思想的骨干力量。
福严（太虚）佛学院第一届学僧毕业之后，该院的僧教育又停顿了六年，直到1978年7月，由能净尼师议创办福严女众佛学院，整个福严的办学才在停停续续中沿办至今。女性出家众居多数，是台湾佛教界的普遍现象。1993年6月，福严佛学院已办了六届，纯收女众的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需求，当时的院长真华法师遂向印顺导师报告，获允之后正式改招男众，并一直到现在。而为了与现代教育体制规范相应，自2002年起，福严将原本“初级部三年、高级部三年及研究部三年”的学制，改为“大学部四年和研究部三年”。从此，福严佛学院的僧教育又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二、真华法师的不朽贡献
在福严佛学院的发展史上，除了印顺导师外，贡献最大的乃真华法师。
真华法师（1922一），祖籍河南商邱，1922年2月25日生，俗名刘复宇。十四岁时于永城泰山禅院依净文法师出家，二十四岁抗战胜利后出外参学。先是受戒于宝华山，1947年入江苏天宁寺佛学院就读，1948年春于印光大师所创建之灵岩山寺任职客堂。1949年朝普陀山并任该山法雨寺行堂，同年9月入伍从军赴台。1952年6月退伍，翌年即重现僧相。后至基隆灵泉寺领香灯三个月，又至汐止弥勒内院任饭头，亲近太虚弟子慈航法师，并于暖暖茅蓬修行。后入福严精舍修学两年。离开福严后，1958年创立宜兰三星灵岩寺、罗东念佛会，翌年受聘为罗东念佛会导师。自1965年起，担任屏东东山佛学院教职，长达六年，后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等地弘法。1970年，他住持台北慧日讲堂，1972年自台北慧日讲堂卸任后，旋即赴美国旧金山般若讲堂创“檀佛行化院”，并住持一年。1978年应印顺之邀担任福严佛学院院长。1986年10月，任福严精舍住持并筹划改建福严精舍，1991年10月精舍重建落成，真华法师继任佛学院院长兼精舍住持，至1996年卸任。著有《参学琐谈》、《行化杂记》等。真华法师连续担任福严佛学院第二到第七届院长，在任期间，秉承印顺的佛学理念，订立了“福严院训”，成为当年学院师生的修学指南：
（1）承顺福严风格——少欲知足安贫乐道。
（2）发扬福严精神——明辨邪正维护佛教。
（3）保持福严荣誉——真修实学不唱高调。
（4）完成福严使命——自利利他上求下化。
其中第三、四两点尤能体现他的人格及倡导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