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前几年儿科死了一个出生六天的新生儿，母亲将死去的女儿抱在怀里，一边哭一边和她说话，说了好多让人不忍心听的话。护士要把孩子抱走，她又抱回来，掀开衣服挤自己的奶，她说，孩子，你生前没能吃妈一口奶，你死后就吃一口吧。可是她没有奶，她用力地挤呀挤，挤到最后挤出的全是血。可她还是把带血的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这就是母亲。十月怀胎，容易么？
“医院，是会死人的，如果由于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有限，人死了，我们可以不愧，只要我们尽了力。但不该死的死了，我们于心何安？我们怎样面对死者和他们的亲人？
“现在，医界的风气很恶劣，看病、检查、治疗、做手术，医生护士明里暗里接受病人的钱财，不送不给就暗示，或者消极对待延误治疗。最叫人寒心的是，有些肿瘤医院和医院肿瘤科的医生护士们，明知一些癌症病人绝无存活的希望，已经离死不远，他们仍然心安理得地接受成千上万的钱财，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人财两空，他们那么残忍地利用病人和他们的亲人那一丝求生的侥幸心理。
“再说上周的纠纷吧。病人因为病重才住院的，本来心里就急，患者和家属需要的是解释安慰，需要安全感。纠纷发生了，我们的医护人员却一拥而上，偏袒自己一方。要知道，病人来到医院，对你们是敬畏的，因为他要求你们，把治病救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们还担心你们在医治过程中不负责任，有时发生了矛盾，还担心被报复，他们是不敢冒犯你们的。即使是对方有错，难道我们不能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心情？在座的有几位病人家属代表，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我说的这种心情？
“今天，书记院长都在这里，我还想说说前年内科发生的一件事。一位老农用板车拖着病重的儿子进城求医，他听人说同仁医院是省城最好的医院，卖了耕牛，揣了一千块钱来了。内科门诊检查后认为病情危重，必须住院，可是，五千元预付金难住了这位老农。两天过去了，医院坚持先交钱后入院，老农跪着给医生一个个磕头，头磕紫了，哭着求他们先收人，他马上回去卖房子。可是没用，医生们依凭的是医院的规章制度，是医院欠帐表上的警告，而不是磕头和眼泪。等到老农回家卖了房子拿了钱来，二十五岁的儿子在等待盼望中死在了一家街道卫生院，老农又用板车把儿子拖回了乡下。他们来求医救命，不是舍不得钱，不是不给钱，不是想赖账，有时实在是没有钱或一时筹措不到大笔的钱。在钱就是命、命就是钱的现实面前，他们有时是呼天不应喊地不灵。不幸发生后，他们只得认命，看病交钱，天经地义。
“当然，医院也有医院的难处。一方面，医院从来就没有说过可以见死不救，一方面，对收治经济困难的危重病人又从严控制，一旦发生此类事，就对责任科室实施严格的经济惩罚。医院没有无偿治疗的义务。医院和医生就这样左右为难，社会目前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时想，我们这些医生选择的实际上是一种很痛苦的职业。但我今天仍然要说，我们选择的这项职业也是崇高的，我们可以对人表现出我们的崇高，每时每刻都可以表现。而这项职业对人的选择和要求也是很高的呀，因为只有崇高的人才能胜任其崇高。”
至少在这一刻，崇高感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被会场的每一个人接纳了。它使每个人在这一刻都变得美丽了。无论哪个时代，对它的鄙弃与接纳，都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白人初本来想宣布散会。他没打算请书记院长讲话。他烦这种形式，知道他们的讲话必是千篇一律无关痛痒。但严忠仿对他小声说他想说几句。白人初只好说下面请严院长讲话。他没有说那句“请大家欢迎”的狗尾巴话，他是有意识的要斩断它，不仅现在没说，多少年也从来不说。他认为这句话是流行中国官场或只要有官在场必然流行的思维病毒和语言公害，他认为它的实质是以众多听者的尊严换取对一个言者的尊宠，因而是对听者的侮辱与损害，是奴性、谄官、恐官的表现。他的逻辑依据是，官的话讲得好，人们自然会鼓掌欢迎，还没讲话就自己带头鼓掌并且强制地让大家欢迎鼓掌，那么你欢迎的就不是官的讲话内容而是官的身份地位。如果要是官的话讲得一般或不好呢，也要欢迎吗？
这种想法白人初从来不说，对这一流行现象也不去公开反对，但他可以保留在个人行为中，实践他认为符合理性和道德精神的想法的权利。比如让他鼓掌欢迎他偏要无动于衷地坐着不予合作。比如现在，他想要是拖上那条狗尾巴，然后命令大家鼓掌，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美丽的神采，即刻就会被恶俗之气污染，他这样做就是不道德。
偏激得可爱。
严忠仿的讲话是意料之中的平淡，没想他的话完了，又有一个人要讲话，却是意料之外。是周小慧。她从会场中间的座位上站起来，说白主任我能说几句话吗。儿科开大会不多，小会上白人初是给了大家充足的言论自由的，大家也习惯了热烈自由的发言。大会一般是传达什么重要文件医院的大事以及涉及全体人员切身利益的什么事才召开，像周小慧这样在大会上要求发言的，鲜见。
白人初让周小慧到前台来讲，周小慧脸一红，说就这儿站着讲。前半个会场的白衣服白帽子像电视画面中的人像重叠特技，一致转向周小慧。
周小慧两手插在白衣口袋里，微笑着镇静了一下，说：“参加了今天的会，我觉得是精神享受，这是物质不能替代的。不过呢，物质的东西，有时候也不是精神可以代替的。刚才严院长对我们儿科进行了语重心长的精神鼓励，我想，这也许是不够的。今天上午，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次菜，我突然很可怜我自己……”她停下来，欲说还休。
会场有点儿小骚动，叽叽喳喳的声音一团一团的，看得出，大家对她的发言饶有兴趣。严忠仿鸡啄米似的点着莫名的头。孔淑贞不苟言笑。白人初虽是面带微笑，凝固而虚无的眼神又明明在告诉你，他脑子里的小差开得可是遥远。
“说出来真不好意思，为一公斤里脊肉便宜一块钱，我等到快收市。我想，这就是经济对我的制约吧。同时我又联想到同仁医院和我们儿科。严院长和孔书记不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在医院，儿科的工作是最累的，但儿科医生护士的收入是最低的。我不知道院领导知道不知道，我们儿科有人存休假都有几百天了，却不能休息，院里给儿科分了去外地休养的名额，科里紧张得硬是抽不出一个人来。今年夏天是少见的高温天气，儿科门诊部的十几张观察床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空，每天三百个左右的孩子打吊针，没有空调，儿科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中了暑。有天我去医院行政楼，看见两人一间的办公室全部装了新空调，说真的，当时我心里很难过……”
白人初发现严忠仿孔淑贞不自在了。他想应该让他们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他朝周小慧送去鼓励的目光。会场又一阵嗡嗡声。
“那天，我还看见每个院级领导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都换了，换成了上面可以睡觉的大桌子，叫什么，什么桌……”周小慧皱着眉头想。
“大班台，老板桌。”人堆里有个男性的声音帮她解说。
周小慧眉目舒展开，有被解围之感。“还有老板桌后面高过头的皮转椅。当时我想，这大桌子可能不便宜呢，要是少买一台，给儿科门诊买一台空调，多好。后来我还发现，几位院长都用上大哥大手提电话了……”
“这里，我想插一句，”严忠仿看样子是忍不住了，很和蔼谦虚的口气打断了周小慧，“关于换办公桌和配手提电话的事，我说明一下，这些东西没花同仁医院一分钱，是和医院搞联合开发的天宝公司无偿赞助的，这一点我作为一院之长，可以负责。此事是李院长一手操办的，当然我是同意了的。现在同志们对此有看法，我们院领导是真心欢迎的，这有利于医院今后的廉政建设。”
白人初明白严忠仿为什么要急于表白，而且在这样的场合把李大元抛出来。
“好，小周医生你继续讲吧。”严忠仿说。
“坦率地说吧，我说这些，是想说明我们儿科是在不平等的工作条件和经济待遇下超负荷地运转。今年春节期间，一个患儿窒息抽筋长达一个多月，昏迷几百次，最后活过来了，却很少有人知道儿科的那个年是怎么过的，儿科的医生护士是怎样熬过来的。可是那月我们每人的奖金只有一百多元，而不少科室医生的当月奖金是一千元，红包一千元，连工资一块儿，月收入超过了三千元。儿科医护人员的奖金比行政后勤人员的平均奖金还要低。这不是一时的现象，长期以来都这样。”
孔淑贞这时不停地看表，脸色很是不好看。周小慧看在眼里，踌躇着，不知该不该就此打住。
“周医生，你把话说完嘛。”还是人堆里那个男声。
这时大家都说周医生小慧小周你说嘛。周小慧看见了一双双眼睛，鼓励赞赏希望兴奋急切欣慰，都有。
白人初安静地坐着，心里却不平静。这是周小慧吗？这是那个文弱温和说话如蚊吟的周小慧吗？
周小慧重又鼓起勇气，撂了一下耳旁的头发，把手还进口袋：“儿科穷，当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医院以每月的用药量总额为奖金的发放标准，而儿科的用药量是最少的，因为儿童的用药剂量小呀。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管不顾地多开药，反正吃不了是病人的事。但是白主任不许我们这样做，他说同志们应该为企业单位想一想，很多企业已经无法承受巨额的医药费；应该为一些家长家庭想一想，他们的孩子看病已经没有报销，有的完全是自费。其实我们也可以搞药品直销，让药品直接进儿科病房，儿科会有不小的经济效益，白主任也不允许。儿科的同志想不通呀，其他科室都搞，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搞？这药你不进，它进药品科，好处让人家得了，吃亏的是自己。还有药品宣传费的事，我们主任也把儿科医生的这条财路堵死了……”
周小慧说到这里一笑，会场跟着像开了锅的水，谁也没想到她会在这样公开的场合对医院两位最高领导提出这个最敏感的问题，连白人初的脸色都变得严峻了。
所谓“药品宣传费”，一言以蔽之，就是药厂推销商发给医生的奖金。开始，他们为打通医院的“进药关”，只给药品科以及业务员回扣。回扣这词听来多少有点那个，便换一个好听的词叫“药品宣传费”。后来又以衣冠楚楚的仪态顺利进入了门诊药房和住院部药房这些中间环节。光进药房还不行，药要通过处方才能变出钱来，于是与科室联系，与医生的处方挂钩。同仁医院凡有处方权的科室，各有自家的业务，医生为了多拿药品回扣，处方时优先选用有报酬的药，多开快开，颇有竞争之势。药厂和经销商见此招灵验，大喜过望，一边恪守信义按月根据医生处方统计数量如数付账，一边提升自己的药品价格。如一盒吉它霉素，医生可拿宣传费二元，一盒昂立一号口服液可拿五毛，一盒泰胃美可拿两毛。种类一多，一月下来，收入就很可观。在市场经济中创立的这一充满智慧的商业意识或曰促销策略，实现了三方的利益均沾，药厂得了大头，推销单位和医院得了中头，业务员和医生药剂员得了小头。同仁医院领导层对此一直态度暧昧。医疗体制改革山雨欲来，医院日益被推向市场受到市场挤迫，大小医院各显身手争夺病人，个体诊所私人医生散兵游勇铺天盖地，在这样的情势下，同仁医院若不思变化，岂不是自缚手脚被人围打。而且，财政拨款有逐年紧缩的迹象，说不定将来哪一天医院要彻底断奶企业化自负盈亏自谋生路，因此，医院对能够使医院和医生都有收入的药品宣传费，干脆睁只眼闭只眼。问题还在于并非同仁医院一家在这么干，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在这么齐步走，一家报纸曾对此现象予以披露，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大势所趋，法不责众。
但药品宣传费没有进入儿科。白人初在儿科开会时列举了它四大“罪状”：第一，当大头、中头、小头分别被瓜分以后，霉头落到病人和病人单位身上；第二，这种有失公平的竞争，必然造成对那些老实守法生产高质量药品的药厂的损害；第三，受利益的诱惑和驱使，病人很可能得不到最佳治疗；第四，医生是转嫁灾害的直接责任人，久之心会长霉。
周小慧的话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