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长孙皇后病逝后，在太子承乾身上，看不出丝毫失去母后的悲痛。年幼的弟妹们及出嫁的姐姐长乐公主暂且不论，至少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且身为太子，为什么不能在母后临终前见她最后一面呢？这就是身为皇后，身为母亲应有的态度吗？母后临终时，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让他始终无法到母后身旁，向她道别。他深觉受到屈辱，母后冷酷的形象，完全心里复苏。原希望在严肃的母后身上，能发现一点慈母的影子，母后之死，使他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承乾恍如大梦初醒，过去并不强烈的疑心，现在却如浪涛般向他冲袭而来。第四皇子魏王泰幼名青雀，长孙皇后的第二子。“母后对青雀就没有象对我这么冷酷。她喜欢青雀，这是显而易见的。母后一定是要素来取代自己太子的地位。临终时，不肯让我到身边去，是不是向父皇请求立泰为太子呢？”这种可怕的疑心，却逐渐变为一种坚定的信念，他相信事实必然如此。而在此之前，承乾早已亲身经历了好几桩可证明这种想法无误的事情。前面提到过，承乾在少年时代是非常机警聪敏的，身体也健壮，太宗对这位活泼伶俐的太子，有异常深切的期望。但承乾对学问之事，己逐渐不热心。虽然当时是个重视儒学的时代，但即使不是承乾，只要是活泼有生气的少年，都不会对儒学发生多大的兴趣。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高度的文明。在文化水准极高的国家里，当然不会像漠北胡族那般，只尚武功，而忽略文治。在一般社会上，只会武功的人受到轻视，读书人则倍受尊敬。尤其在宦途上，这是个不通经书便无法为官的时代。欲统领朝中群臣百官，身为天子的继承人，更必须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对承乾而言，父亲以好学、文治知名，母后更是一代女学者，且是儒学礼教活生生的典范。这件事，即成为日后演成致命悲剧的原因之一。长孙皇后早已看出承乾不喜读书，每有机会，则加以训诫教诲，历述勤学的重要。为了培养他成为唐朝的第三代皇帝，每件要求都非常严格，没想到母亲严格的管教，产生了反效果。随着年龄增加，承乾愈来愈讨厌做学问，甚至开始厌恶一切约束自己的事情。承乾又怕父皇及母后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每天临朝时，口里必道忠孝之辞，对父母也尽量保持谦恭的态度。退朝之后，回到东宫，便召集了宠爱的妃妾、侍女及宦官，恣情游乐。
反之，魏王泰自幼就喜欢学问，不好武术。随着年纪渐长，才学的表现，常使老师叹服。太宗和长孙皇后也非常高兴。而四皇子泰对老师总能以礼相待，更获朝臣的好感。在这种情形之下，承乾对魏王泰嫉妒心和反感也就愈来愈强烈。母后的死，对承乾而言，好像搬走了时时悬在头上的大石头，以后再也不必受那些乏味吓人的说教了。怕太子的地位将被魏王泰夺走的恐惧，和不愿被夺走的敌意与憎恨，再加上这种解脱，三者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几乎使承乾的精神失去平衡。从这个时期起，他的态度变得非常粗暴，一点小事也会使他愤怒莫名，或突然放声大笑。他行为异常的倾向，愈来
愈显著。过去不得己尚维持的治学态度，不久之后也了无踪影。左庶子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二人，经常劝谏太子承乾。东宫的官职，左庶子是正四品上，右庶子是正四品下。于志宁等基于职责，也无法坐视，便设法见太子，想要改变他的作为。这件事传到了太宗耳里，太宗此时期，身心逐渐恢复正常，对于志宁等忠勤的行径，大为欣赏，特别召见二人，各赐金一斤及布帛五百匹，犒赏他们的辛劳。“朕在十八岁左右，仍在民间，所以能了解人民生活的疾苦。”太宗以和蔼的口气对二人说：“然而即位以后，虽有志安抚民心，仍深切地感受到许多失策之处。更何况太子长于深宫之中，很难了解人民生活的困难，有些行为难免脱离常轨，希望二位贤臣今后多多规劝太子。”从这话可以看出，当时的太宗仍记挂着承乾的将来，盼望他重新做人。再说，于志宁和孔颖达，是太宗尚为秦王时期的十八学士中的成员。十八学士，是当时太宗创立文学馆，选择学识优秀的朝臣十八名，六人一组，分成三组，轮流在文学馆值勤。秦王世民在政务之余暇，和他们讨论，研究学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太宗好学的一面。太宗把十八学士中的快使者选派到东宫，不外是想借助他们好好教导太子承乾。朝廷的一天，从朝衙开始。在京的文武百官，天明之前就要离开家前往参内。在天子处理日常政务的宫殿前，排列整齐，等待天子御驾。天子上朝后，百官端正仪容，进行朝衙仪式。完毕之后，文武百官排成一列，整齐地通过天子面前，再退出，这就是朝衙。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也很简单，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虽然贵为天子，除非病重，否则，再累或再想睡觉，也必须在天明之前起床，端正威仪，接受百官的朝拜。
天子上朝的时间，不论冬夏，皆在五更三点，大约是早晨五点十分左右。唐继承隋的制度，将一夜分为五更，初更是现在的晚上八点，二更是十点，以现在的二小时为一更，再将一更分为五点。在五更五点时，夜晚就算结束了。以前计时的方法，是在底部有洞的壶里装水，下面放置接水的器具，其中有指标以显示漏水的数量。此器具称之为漏壶，整套装备称为漏刻。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设有漏刻生，其上设有漏刻博士二十人，监督和教导漏刻生从事这个工作。每一更击鼓，每一点敲钟，报出时刻。这种报时方法，当然不像今天这么准确，多少会有点出入。高官大致都住在宫城附近，其余的人离得远些。天子上早朝的时间是五更三点，住在长安街坊的文武百官不问冬夏，凌晨四点左右就要起床，整理仪容后，赶去参内。夏天还好，冬天就要摸黑赶路，尽管已经习惯了，仍然是件辛苦的事。虽然，每年日出的时间，多少有点差异；冬天寒冷的程度，也有不同。但从《旧唐书》等史书可知，大概是差不了多少。冬天，约在七点钟左右才付出来，所以一路上的黑暗和寒冷可想而知。鼓声初运未闻鸡，赢马街中踏冻泥。烛暗有时冲石柱，雪深无处认沙堤……这是唐朝中期以后的诗，描写冬天天色未明时，上朝官吏有多么辛苦的情形。
在唐朝中期以后，长安的路上到处都有石柱，便它的目的和形状并不清楚。沙堤，是新任的大臣初次参内时，所经过的特别的道路。初上任的大臣在参内之前，从新任大臣的宅第到宫城东侧的路，要铺上白沙。如此，刮风时不会有灰尘，下雨也不会有泥水。两旁种有槐树，有严整卫队和先导的骑马官员，后有大臣的红车。这些白沙是由长安东郊的沪水河岸，用官车官牛运来的。因为需要量庞大，得不断地往返搬运。据说，官牛背颈常因鞭打而流血。所谓石柱或沙堤，到了唐朝后期时，长安街上的情况当然和太宗时期不同，冬天天未明时上朝的辛苦，则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再说张籍是贞观十五年（公元七九九年）的进士，任职秘书郎。这首诗写于他五十岁时。年老的官吏对于冬天天未亮时的早朝，必然感到特别辛苦。
身为大唐的官吏，当然不容许发生迟到这类不名誉的事情。所以，文武百官都会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到达宫门前，等待宫门打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聊天或互通消息。届时宫门打开，百官走进燃烧着柴火的大殿的庭院，按照官阶排好。文武百官就在天明前的凛冽寒风中，等待天子御驾。虽然不及朝官辛苦，但天子和太子也必须在天明前起床，穿戴整齐后参加早朝。对近来沉溺淫乐的承乾，逐渐感到不耐。初期虽然还能以严肃的表情参加早朝，不久之后就借故生病，常常不参加早朝了。前面也曾提到过，对朝廷来说，早朝是非常严肃的仪式。只要早朝完毕，这一天没有政务的人，可以直接回家，继续睡觉也没有关系。随着承乾缺席早朝的次数增加，太宗的眉头开始有了阴影。虽然太子住在东宫，但和天子住的大内，也只有一墙之隔，同在太极宫内。无论如何隐瞒，承乾的种种不良行径，很快地传入太宗耳里。这个时候，右庶子张玄素，不畏艰难地去见太子，厉言直谏，每一次都徒劳无功。
有一次，承乾在早朝后，突然疯狂地击起鼓来。张玄素看到这种情形，立刻叩响头加以劝阻。如疯了般的承乾，居然用手里的鼓，用力殴打张玄素的脸，张玄素的脸立时鲜血淋漓。太宗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见张玄素，夸赞他的忠心耿耿，特授予银青光禄大夫一职。这是文散官，从三品。至此为止都还正常，太宗接着做出的事就很异常了。太宗特别下问玄素，在隋朝时担任什么官职。张玄素本来任隋朝的刑部令史，是掌管刑罚的刑部衙门内的下级官吏。是当时庶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职。正为圣思所动容、感激不尽的玄素，听到太宗突然这样问，等于浇了一头冷水。随着天下太平，社会己开始注意过去的家世和门第。勉强作答之后，张玄素惶恐退下，脸色铁青，走路也失去了章法。魏征晋升门下省侍中，担任宰相后，与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向太宗进谏：“皇上早已知道张玄素出身寒微，皇上深爱张玄素的忠贞，才提拔他为三品的高官。张玄素为报答宏恩，更立志要做好辅佐太子的工作。皇上为何在众人面前，对这位忠贞之士加以如此侮辱呢？”太宗无以言对，只有尴尬保持沉默。此时期的太宗，常做出这种无意义的事情，无法理解。当初贞观初年时的开明作风，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时太宗既已下定决心，要废弃执迷不悟的承乾，代之以好学、礼让且深受群臣好评的魏王泰
为太子，这是为了国家大计，是个很好的念头。可是更换太子，毕竟是一国之大事，需要和宰相及群臣商量，当然会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即使退一步而言，也会要求在废太子之前，要尽最大的努力改正承乾的行为。如果想克服反对意见，又不惹起很大的风波，就必须有适当的方法。太守可能因此而苦恼，才会产生如上述的奇特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