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毛主席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相互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在回乙所的路上，我思索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尽管领会了他的谈话精神，但至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在周总理当晚返京后，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起"百万雄师"和军区指战员的不满，矛盾进一步激化。
7月20日上午，被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愤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力争劝阻，这些人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这一天，武汉地区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我和钟汉华因此遭到批斗。
住在梅岭一号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他传话让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几经努力，把王力找了回来。
当天下午，邱会作携带由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信乘专机抵汉。他告诉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他的安全担心，请毛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开始毛主席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后来才决定去上海。翌日凌晨，毛主席离开武汉踏上了去上海的行程。
至于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到了1974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实情。他说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7月23日，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对于这次赴京，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在机舱里，按规定，不准随便交谈，只能坐在座位上想心事。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给我定下1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渐渐地，前几天毛主席的谈话，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使我想起历次同毛主席谈话的情景。
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将领是宽厚的，信任的。
飞机继续航行，我的眼前不时出现毛主席亲切的笑容……飞机到达北京，我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从此，等待我的便是不公正的批斗。过了两天，传来了毛主席对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复电的批示。原来中央复电在电文中提到我的名字时，没有称我为同志。是毛主席批阅时在我的名字后加了"同志"两个字。毛主席的这则批示，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酷的岁月。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两个字，他们要整死我，那是易如反掌的。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七二○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揪"军内一小撮"，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为了实现其罪恶野心，他们把突破口选在了湖北，首先从武汉等军区身上开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玩火者必自焚，最终他们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
军队是不能乱的1967年底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像一场风暴席卷了共和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大军区相继受到冲击，就连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机关--国防部也在劫难逃……这场风暴，最初是在上海召开的1个军队工作会议上刮起来的。风初起时，它在全国政治气象图上，不过是个小小的低压集。然而，林彪强制公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为这个"小小的低压集"提供了推波助澜的环形气流。于是，它急剧膨胀，挣脱羁绊，气势汹汹地发作起来。在北京一些军事学院，造反派们正策划召开批判陈毅、叶剑英的10万人大会；在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学生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浪潮；在前门一带的大街上，正在散发着攻击朱德和徐向前的传单……这时还有一件著名的篡改历史案：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对忠厚老实的朱德更加不往眼里看，最后竟把朱毛会师篡改成林毛会师图。据说朱德见到了这张被篡改了历史的图画后，气得浑身发抖，他用手杖戳着画上的林彪，然后对着画上属于自己的白马说："我的白马怎么被这家伙偷走了？"林彪还不客气地在小学课本里将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抢了过去，成了"林彪的扁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把朱德说成是"1个钻进党内的大军阀"。1967年2月造反派成立的"揪朱兵团"赴朱德故乡四川仪陇县砸毁了"朱德旧居陈列馆"，……而林彪所做的这一切，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老家伙们，交出军权靠边站吧！"这是1个危险信号！"81岁的朱德总司令巡视在一排大字报栏间，感到一股寒气吹到脸上，而他的大脑却因之格外清醒。"应该马上找润之谈谈……"朱德思忖着。然而，就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一瞬间，清醒的大脑同时又提醒他--只能是谈谈，而且要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