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产生的国务院领导层是这样1个阵容：总理还是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从这个格局看，为四届人大的组阁而进行的较量，以"四人帮"阴谋夺权败了下风而告结束。
最后一次出巡毛泽东自1975年2月3日离开长沙后，当天便东进700公里，到达江西省会南昌市。
南昌位于鄱阳湖畔的赣江下游，距离避暑胜地庐山不到100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南昌也是毛泽东每次南巡经过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其原因和毛泽东南下行程规律有关。毛泽东坐火车旅行的特点是"不走回头路"，即去时如走的是京广线，回程则一般选择津浦线。反之亦然。而南昌恰恰处在京广、津浦两线之间，犹如其中的1个"焊接点"。这样，毛泽东自然要频繁路过这里了。也正因为是"路过"，毛泽东在南昌停留时间一般都不长，少则当天到当天走，多则留住三五天。
2月3日至5日，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到南昌。
在南昌的三天里，毛泽东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2月5日）。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的成员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和粟裕等11人。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仍为新的军委常委会的主持人。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当时至关重要的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上，毛泽东仍将信任票投给了叶剑英、邓小平等多数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而王洪文、张春桥二人不仅是极少数，且没有实职或实权，不过徒有虚名而已。难怪王洪文曾对此慨叹：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即"四人帮"）手里……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在他和周恩来都年迈多病，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把军权交给何人，便意味着将来由谁来左右中国的政局。1976年10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聂荣臻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的事实，更加证明毛泽东此举具有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十分巧合的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前途和命运的这个关键性决定，恰恰是在人民军队的诞生地--1927年"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做出的。
2月5日，毛泽东从南昌启程向东，开始他下一阶段的行程。在经鹰潭、上饶、金华等地后，毛泽东将抵达浙江省会杭州--他此次"出巡"的最后一站。
1975年2月初，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从南昌打来的保密电话，告：毛主席将在2月8日乘专列来杭，请浙江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并负责保证浙江境内铁路沿线安全。谭接完电话，又吩咐秘书将电话记录送省委另一负责人铁瑛传阅。
两位省委领导接此"通知"后，不禁又喜又忧，但"忧"更大于"喜"。
能不久就见到他们一直崇敬的伟大领袖，并面聆老人家的教诲，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喜事。但这丝毫也不能减少谭、铁2人心中的忧虑。
当时，浙江各地派性严重，武斗频繁。尤其是毛泽东专列必经的金华地区，更是个"是非之地"。这里激烈的派仗已发展到动用了各种轻、重武器的程度。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全国来说，也是不多见的。为此，省委虽几次派人来金华收缴武器，却收效不大。对立的两派依然我行我素，每日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1974年底，1个全省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来到金华时还叫嚷："要坚决地打，春节也不能停！"在他的煽动下，很短的时间里，就造成金华城内300户遭抢劫，死伤200多名群众的惨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浙江省境内后的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那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事情。经过考虑，谭启龙把有关情况向汪东兴作了汇报，特别提到省委对毛泽东沿途安全问题的担心。汪东兴听后答复道："这样吧，毛主席路上的安全问题，由我们随行警卫部队负责。"并安慰谭说："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安定。"虽然吃到了这颗"定心丸"，谭、铁二人仍不敢稍加大意。经研究后决定，以中共浙江省委名义向金华造反派下了死命令：2月6日将有"重要外宾"的专列途经金华，不管哪一派都不准开枪、肇事，否则，惟该组织头头是问！2月8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离春节只有3天了。按预定期限，毛泽东将准时于今日到杭。本来，南昌到杭州只有600多公里行程，一般只需半天即可到达。但由于沿途不安定等因素，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3天！这天清晨，春寒料峭，凉风习习。一大早，浙江省委谭启龙、铁瑛等几位主要领导就来到艮山门车站，在站台上等候毛泽东专列的到来。由于对毛泽东沿途情况不明，几位领导人心中无底，焦灼不安。他们不停地抬腕看表，伸头向钱塘江大桥的方向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