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勣贬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
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李世勣心中做何感想。
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
然后就是一阵紧张而激烈的思考。
在皇帝病重、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世勣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选择。
也就是说，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赶赴叠州，还是暂时回到家中，静观事态演变？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片刻思索，李世勣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
听到李世勣当天就起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世勣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三天后，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兼洛阳宫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勣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
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假如李世勣当初不是当机立断，毅然离京，而是多一念迟疑，回家多耽搁几天，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
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定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勣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
此时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
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勣能否对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定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
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
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旧唐书勣房玄龄传》）
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
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
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
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
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以谴归第”，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谴归私第”，绝不是要舍弃他，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
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
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会召他回来。
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谏的她还是得劝谏，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也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双方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比较有面子。
比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时任黄门侍郎的禇遂良就连忙上疏，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然后禇遂良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就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
禇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
但是，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去，都有和事老出来打圆场。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就再一次“避位还家”，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却记载了这次复出的过程。
这个过程很简单，却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龄“谴归”后，一连过了好几天，始终没人来劝谏，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朝中政务繁冗，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
该怎么办？
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有了办法。
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房玄龄得知消息后，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子弟问其故，房玄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
片刻之后，龙辇果然“顺道”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然后太宗李世民就“顺便”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最后又“顺带”用御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
这个故事很经典。
除了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龄之间的默契和相知之外，这个故事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告诉我们——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
只有读懂人心，才能读懂政治。
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
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
在这两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
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的绝对效忠。
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把房玄龄“谴归私第”，晾在一边。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一是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权臣”架空；二是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让房玄龄懂得，君与臣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三是提醒房玄龄：虽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能骄傲自大、忘乎所以。
这些都属于“威”的范畴，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其次，对于房玄龄而言，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弄懂了这一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心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而且就算被停职，他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都能很快官复原职，一点也不用担心。
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心，越是皇恩浩荡，越是要谦逊辞让。总而言之一句话，做事必须尽职尽责，才能显示能力；但做人必须谦恭低调，才能显示品德。有才有德，才是让领导放心的好下属。
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说明房玄龄的这种“觉悟”。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不仅肩负国之重任，而且更兼辅弼少主之责，房玄龄大为惶恐，不断上表请辞仆射之职。李世民当然没有批准，而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房玄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到了太子拜师那天，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可房玄龄却“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他深感自己不够资格，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只好躲在家里，始终不愿露面。
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旧唐书》称：“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旧让他总揽朝政，并且监修国史。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旧唐书·房玄龄传》）
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辞，实则大有深意。所谓“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换言之，臣子越是谦让，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
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的时候，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
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
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
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刚开始颇为诧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所以李世民断定，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李世民转念一想，马上就猜出了答案。
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然后接见告密者，问他要告谁，那人回答说：“房玄龄。”
李世民冷笑一声：“果然！”当即喝令左右，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
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责怪他不够自信，还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
作为房玄龄，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但是碰上这档子事，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
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
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这么做，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最后还能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他绝不会越俎代庖。
而作为李世民，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果然”二字，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
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表面上他也必须“责怪”他，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
总之，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所以我们说——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