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舌辨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公元642年，五天竺的最高领袖戒日王向当时的印度全境发布了一道敕命——他要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无遮大会，即大型的佛教经义辩论会。会议邀请了十八个国王，还有各国的大小乘佛教僧人三千多人、著名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的僧人一千余人以及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人两千余人，几乎集中了当时五天竺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精英。
而邀请这些人与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一个来自中国的僧人进行自由辩论。
大会正式举行那天，整座曲女城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锣鼓喧天。除了被邀请的代表外，云集于此的还有各国的大臣、卫兵、侍从以及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会场内外“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绕……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场面之盛大隆重可谓前所未有，百年不遇。
人们纷涌进入会场后，看见高坛的宝床上静静地坐着一个面目清癯、肤色白皙的僧人，在会场的门楼前高悬着两部用大字书写的大乘佛教论著——《会宗论》和《制恶见论》。
这位僧人就是论主，他写的这两部论著就是本次大会的论题。与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就这两部论著的任何一个论点提出质疑，进行辩论和驳难。戒日王命人在会场前高声宣布：大会为时十八天；在此期间，任何人只要能从这两部论著中找出一个字不合义理，并且将论主驳倒，这个中国僧人就要当场被砍掉脑袋，向众人谢罪！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学识、智慧和辩才充满自信，绝不敢做出如此承诺，夸下如此海口。
可是，这个中国僧人真有那么厉害吗？
要知道，在座的这些人绝非等闲之辈——“诸贤并博蕴文义，富瞻辩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就是说，五天竺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对佛法造诣最为精深的人都在这里了，难道以他们多年的修行和深厚的学养，果真挑不出这个中国僧人一个字的毛病？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在这十八天里，不断有人站出来挑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进行了激烈的辩难。而这个中国僧人却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最后，挑战者无不理屈词穷，一一败下阵来。到大会结束时，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攻破他的学说，驳倒他的立论。与会的众多高僧大德无不心服口服，对这个中国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戒日王非常高兴，当即赐给他大量的金银和法衣，在场的十八个国王也纷纷供养各种珍宝。按照印度惯例，无遮大会得胜的论主可以乘坐璎珞庄严的大象游行于各地，接受人们的礼敬和瞻仰。可对于这些赏赐、供养和尊贵的礼遇，这个中国僧人全都婉言谢绝了。
本来人们对这位精通三藏、智慧如海的法师已经敬佩不已，而此刻他对名利的这种淡泊超然的态度越发赢得人们的崇敬。他的美名随后就传遍了五天竺，大乘僧众盛赞他为“大乘天”，小乘僧众尊称他为“解脱天”。
这位来自东土大唐、名震五天竺并最终在世界佛教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的中国僧人，就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三藏”是指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此称号意谓对佛教典籍的精通，只是一种泛用的尊称，并非玄奘专名。玄奘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玄奘生年多有异说，此处从梁启超之说）。其祖上历代为官，父陈惠曾任隋朝江陵县令，后辞官归隐，潜心儒学。
玄奘十一岁时，跟随他的二兄、已出家的长捷法师进入洛阳净土寺修学佛法，不久便熟习《法华经》、《维摩经》。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度僧，年仅十三岁的玄奘闻讯前往。素有“知士之鉴”的郑善果见其容貌俊逸、器宇不凡，就问他是否想出家，玄奘说是。郑善果又问他为何出家，他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赞叹，对身边的人说：“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当时玄奘的年龄尚幼，本来是不能出家的，可郑善果却破格录取了他，将年少的玄奘剃度为僧。
郑善果预料到这个少年终将成为“释门伟器”、一代高僧，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自己此刻的这个决定竟然会深刻影响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的历史。
玄奘出家后，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的大乘经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分崩离析，熊熊战火燃遍中原，洛阳更是首当其冲。为了躲避战乱，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深造，玄奘离开洛阳，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参学，先是到了成都，后来又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于贞观元年来到长安。
将近十年间，玄奘遍访名师，究通各家，此时已成为备受赞誉的一介高僧。但是在多年参学的过程中，玄奘逐渐发现众多名师对佛法的理解异说纷纭，歧义互见，而考诸现有各种佛典译本，却又颇多矛盾抵牾之处，令人无所适从，于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更多佛学原典，尤其是大乘经典的强烈愿望。
恰逢当时中天竺的僧人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著名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学术规模以及天竺高僧、该寺住持戒贤法师弘讲《瑜伽师地论》的盛况，更加坚定了玄奘西行的决心。他立即向朝廷上表，要求出境前往天竺。可由于当时出国之禁甚严，他的申请被驳回了，但是玄奘始终没有放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