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陷入泥潭
从大业十二年初秋到大业十三年夏末，天地走完了一个四季的轮回，而杨广也在莺歌燕舞的江都当了一年的鸵鸟。
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
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它们基本上都被杨广的“鸵鸟术”成功屏蔽掉了。
但是让杨广郁闷的是，自从大业十三年四月那个叫元善达的使臣带来了关于东都的坏消息后，他维系了将近一年的屏蔽网就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尽管他很快就把元善达处理掉了，可更多让人讨厌的坏消息还是像苍蝇一样嘤嘤嗡嗡地钻进了杨广的耳中。
这些消息都是关于东都的。
杨广听说，那个破落贵族李密真的攻占了洛口仓和回洛仓，还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一样紧紧咬着东都不放，不但把它啃得遍体鳞伤，而且随时有可能把它一口吞掉。
杨广很生气。他不得不从温柔乡中抬起他那高贵的头颅，狠狠地关注了一回现实。
大业十三年五月下旬，杨广命监门将军庞玉和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中部队增援东都。同年七月初，杨广再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江淮精锐、将军王隆率邛地黄蛮（四川西昌少数民族）、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等人各率所部驰援东都，共同讨伐李密。
东都洛阳曾经是杨玄感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噩梦。
为了得到它，杨玄感付出了一切，包括最后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而对如今的李密来说，东都洛阳也正在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泥潭。眼前的洛阳城看上去是那么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可李密的数十万大军围着它打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
李密会不会因为这座东都而变成第二个杨玄感？
有个人对此产生了疑虑，他就是李密的帐下幕僚柴孝和。
就像当初李密劝杨玄感西进关中一样，大业十三年五月，柴孝和也向李密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说：“秦地山川险固，秦朝与汉朝皆凭借它而成就帝王霸业。而今之计，最好是命翟让留守洛口，命裴仁基留守回洛，由您自己亲率精锐，西进袭取长安。一旦攻克西京，大业的根基稳固，然后再挥师东下、扫平河洛，如此天下可传檄而定。方今隋失其鹿，四方群雄竞逐，若不趁早下手，恐怕会有人抢先，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的杨玄感拒绝了李密，而今天的李密也同样拒绝了柴孝和。人是会变的，当年的李密只是一个幕僚，现在的李密却是一个领袖。
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决定思维。此时的李密当然会有一些新想法。他说：“此计诚然是上策，我也想了很久。但昏君还在，他的军队也还很多，我的部属都是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跟我西进关中？况且军中的多数将领皆出身盗匪，如果我独自西进，把他们留在这里，我担心他们谁也不服谁，万一产生内讧，大业会瞬间瓦解。”
不能不说，李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他的情况与当年的杨玄感有所不同。杨玄感出身政治豪门，而且本身又位高权重，在帝国政坛和军队中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他起兵后对自己的部属和军队也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在此情况下，他没有听从李密的建议及时入关，导致隋朝大军把他围困在四战之地，这肯定是失策的。
而李密呢？在来到瓦岗之前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贵族、一个四处漂泊的失业青年，仅仅是凭借他的心机、智谋和运气，再加上一则语焉不详的政治谣言，才使他后来居上地篡夺了瓦岗的领导权，说难听点就叫做“鸠占鹊巢”。因此他对瓦岗群雄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他的领袖地位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在此情况下，如果放弃洛阳、西进关中，很可能就会导致他所说的两个问题：一、属下的山东豪杰不听号令，各行其是；二、瓦岗内部产生内讧，自相残杀。其实还有第三个最大的隐患李密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如果他独自西进，完全有可能丧失瓦岗的领导权，更别提什么四方群雄的盟主地位了。
所以，明明知道西取长安才是上策，明明知道洛阳是一个危险的四战之地，可他却毫无办法。
在攻下洛阳之前，李密和瓦岗军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李密的无奈。
就在柴孝和与李密说这番话的同时，李渊正在太原招兵买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挥师南下、西取关中。
李密的无奈最终成全了李渊的辉煌。
用古人的话说，这叫天意。
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时势。
而无论是天意还是时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难会以个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为了拿下东都，李密可以说拼尽了全力。
在大业十三年五月，他多次亲率大军攻入了东都的西苑，与顽强的隋朝守军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厮杀，然而每一次都被隋军击退。最后李密甚至身中流箭，不得不在回洛仓的大营中疗养了多日。
这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庞玉、霍世举等第一批隋朝援军抵达东都。越王杨侗当天就命庞玉、霍世举、段达等部于夜晚出城，对回洛仓发动奇袭。李密和裴仁基仓猝应战，结果被打得大败，士卒死伤被俘的超过一半。李密只好放弃回洛，退守洛口。庞玉和霍世举一路乘胜追击，最后进驻偃师，与瓦岗军对峙。
六月十七日，经过休整的李密对隋军发起反攻，在洛阳东北的平乐园与隋军会战。这一战李密几乎出动了全部精锐，把骑兵置于左翼，步兵置于右翼，中军则全部使用弓弩兵，对隋军发起了猛烈进攻，终于大败隋军，再次夺回了回洛仓。
九月初，隋武阳（今河北大名县）郡丞元宝藏献出郡城，投降了李密。李密当即任命他为上柱国，封武阳公。元宝藏为了表示感谢，命自己帐下一位文采出众的宾客给李密写了一封信，同时在信中提议改武阳为魏州，并愿亲率部众西攻魏郡（今河南安阳市），再南下与李密会合，攻取黎阳仓。李密大喜，随即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
这个替元宝藏写信的宾客，就是后来大唐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千古第一诤臣”——魏徵。
魏徵的父亲魏长贤是北齐的一个小官，曾担任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县令，在魏徵年少时便已过世，所以魏徵是在“孤贫”、“落拓”的环境中长大的。贫寒的家境导致魏徵的人生起点很低。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会找一个贩夫走卒的职业糊口，然后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可魏徵不干，他“不事生业”，偏偏出家当了道士。关于魏徵当道士的动机和具体经历，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道士就不用为衣食奔波，并且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所以《旧唐书·魏徵传》称他“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通过元宝藏与李密的书信往来，魏徵的文采和学养得到了李密的赏识，随即被调到总部，担任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职务。对于一介布衣魏徵来说，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时来运转了。魏徵很珍惜这个崭露头角的机会，随后就向李密献上了安定天下的“十策”。
可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因为李密一条也没有采用。
此刻的魏徵对于未来一定颇为茫然。他绝对料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唐帝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与唐太宗李世民共同演绎一段“明君诤臣”的千古佳话。
大业十三年九月六日，李密派遣徐世勣率五千人北渡黄河，与元宝藏、郝孝德等部会师，一举攻占了黎阳仓。
黎阳仓是隋帝国在河北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其规模之大、储粮之多，不亚于东都的洛口仓与回洛仓，所以攻占此仓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短短十天之间，便有二十多万河北的青壮年投奔了瓦岗军。与此同时，武安郡（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永安郡（今湖北新州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弋阳郡（今河南光山县）、齐郡（今山东济南市）的隋朝将吏也纷纷举城向李密投降；甚至包括已经称王的几大义军首领，如窦建德和朱粲等人都忙不迭地派遣使节去晋见李密，表示归附之意。李密随即任命朱粲为扬州总管，并封他为邓公。
就在瓦岗军攻克黎阳仓的同时，以王世充为首的第二批隋朝援军也已在东都完成了集结。九月十一日，越王杨侗命部将刘长恭率东都部队，与庞玉、王世充等部共计十万人，大举进攻李密据守的洛口。
隋军与瓦岗军就在洛水隔河对峙。
杨广从江都发出了一道诏令，命所有讨伐李密的部队皆受王世充一体节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密和王世充就在东都附近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和消耗战……
就在他们打得热火朝天、难解难分的时候，李渊已经悄然入关了。
长安城的末日
李渊进入关中就像蛟龙游进了海。
他所受到的欢迎和拥戴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基本上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史称其“舍于朝邑长春宫。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大唐创业起居注》）。
当了这么多年的帝国高官，他被人们大力追捧和热烈欢迎也不是头一回了，再怎么热闹的场面他也见识过。
可这一回却有所不同，除了热闹之外，李渊发现人们仰望他的目光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依稀记得，过去人们只把这种目光投给杨坚，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把它投给了杨广。
而现在，成百上千个在乱世中找不到命运方向的关中士民则像一群迷途的羔羊一样，把一种渴望获得拯救的目光齐刷刷投到了他的身上。
说老实话，李渊很喜欢这种目光，被人视为救世主的感觉真好。
屈突通得知李渊已经渡过黄河直扑长安，立刻命鹰扬郎将尧君素坚守河东，然后亲率数万精锐南下潼关，准备经蓝田驰援长安。
可是刘文静早已按照李渊的部署挡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屈突通抵达潼关时，原驻守在此的隋将刘纲早已被义军斩杀，潼关已经陷落。屈突通在此遭遇了刘文静的顽强阻击。双方相持月余，屈突通始终不能越过潼关半步。最后屈突通命部将桑显和夜袭义军营寨，刘文静仓猝应战。双方混战至次日凌晨，隋军连续攻破了义军的两座营寨，只剩下刘文静的一座大营还在坚守。桑显和随即率部对刘文静的大营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好几次都险些将其攻破。混战中刘文静身中流矢，将士们顿时士气大挫，最后这座堡垒也已岌岌可危。
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隋军的攻势却忽然停了。
因为桑显和发现士兵经过一整夜的鏖战之后都已精疲力竭，所以传令部队暂停进攻，先吃早饭，准备等士兵们恢复体力后再对刘文静发起最后的攻击。
很显然，桑显和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不差这一顿饭的工夫。
可他错了。
他低估了义军的反击能力，对形势的判断也过于乐观了。就在隋军生火做饭的短暂间隙里，负伤的刘文静已经调整了兵力部署，分兵潜入已被攻破的两个营寨，杀死隋军哨兵，重新夺回了阵地。
刘文静是想据险而守，尽量拖延时间以待援兵。
此时的他绝对不敢奢望自己能反败为胜。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乎他的意料，隋军还没吃完饭，一支义军却鬼使神差地出现在了隋军阵地的后方。他们并不是援兵，而是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四处巡弋的游骑兵。可谁也没料到他们竟然会在这关键时刻“游”到了桑显和的背后，并且对毫无防备的隋军发起突然袭击。面对这支从天而降的敌人“援兵”，隋军士兵顿时惊慌失措、阵脚大乱。与此同时，刘文静抓住战机，下令士兵从三个营寨同时出击。隋军大败，或死或降，基本上全军覆没，桑显和险险逃过一劫，只身逃回大军驻地。
桑显和功败垂成并且损兵折将无数，令屈突通大为懊丧。前面的去路被堵，后面的根据地被围，屈突通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
他意识到长安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而隋王朝覆灭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可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既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屈突通感到了绝望。
随后的日子，义军不断遣使劝其归降。屈突通仰天恸哭，说：“吾蒙国厚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难？唯有一死而已！”那段时间，他经常摩挲自己的脖颈，慨然长叹道：“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旧唐书·屈突通传》）李渊多次招降不果，最后找到了屈突通的一个家童，命他前去劝降。结果那人不但没有说服屈突通，反而被他一刀砍了。
当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的时候，任何试图阻挡的个人努力都注定是微弱的、渺小的，甚至是徒劳的。然而，当一个旧王朝业已分崩离析、人人自求富贵唯恐不及的时候，屈突通在绝境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与忠诚却无疑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突通不愧是隋朝的忠臣。
然而，我们后面就将看到，即便是这样的忠臣，即便一直在努力和挣扎，短短三个月后，屈突通还是无可奈何地归降了李渊。
也许这就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也许这就叫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隋末的历史大舞台上，在竞逐“隋鹿”的四方群雄中，李渊绝对可以称得上天之骄子。
因为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也就是他起兵的时机把握得很好。如果太早，他有可能会像杨玄感那样成为最先烂掉的出头椽子；如果太晚，隋朝的大蛋糕就有可能被别人瓜分一空。而李渊起兵的时候，隋帝国的各方军队已经在野火燎原的大起义中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困境，再也无力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所以李渊的进兵就比较顺利。与此同时，西京长安尚未被任何一支义军占领，仍然向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李渊）敞开着，李渊在这个时候起兵并抢先入关，占据关中的形胜之地和长安的政治制高点，其时机可谓把握得恰到好处。
所谓地利，也就是李渊得到了太原这块宝地。这个地方是“陶唐故国”，与李渊的爵衔相契，所以从精神上给予了李渊莫大的鼓舞和必胜的信念，而对于一个准备开创帝王大业的人来说，这样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太原又是一座军事重镇，能在兵源、军需、给养等各方面给李渊的起兵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后勤保障。
所谓人和，是指李渊在起兵之初，其麾下便人才济济。他拥有裴寂、刘文静这样的谋臣，又有长孙顺德、刘弘基这样的武将，同时又有建成、世民、元吉这三个虽然年轻，但却骁勇强悍、皆能独当一面的儿子。除此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渊的女儿。这个后来被封为平阳公主的女儿既继承了父亲李渊精明务实的政治头脑，又继承了她母亲窦氏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在隋末唐初这个兵戈横行、以武力争胜的大乱局中，平阳公主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李渊挥师南下、西进关中的同时，这位胆识过人、智勇双全的平阳公主在长安附近都做了一些什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即李渊起兵前夕，在长安任职的柴绍收到了李渊托人送来的一封密信，让他火速赶往太原。接到即将举事的消息后，柴绍既感到兴奋和喜悦，又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他担心的并非起义能否成功，而是他这一走，他的妻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