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爱玩的游戏是“打仗”。可他的打仗游戏却与众不同。首先是要求真刀真枪，其次是要求见血和死人。这与其说是游戏，还不如说是角斗。是的，李元吉要的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角斗。他喜欢把他的奴仆、宾客，甚至姬妾都召集起来，发给他（她）们兵器和铠甲，然后让他（她）们不分对象地混战死拼，每次不玩死和玩残一批人，他绝不罢休。一旦来了兴致，李元吉还会亲自披挂上阵，参与角斗。虽然没人敢杀他，但是刀枪不长眼，李元吉也经常挂彩。不过他不以为意，一直乐此不疲。李元吉的奶娘陈善意实在看不下去，就苦苦规劝他别再玩这种死亡游戏，可李元吉非但不听，还借一次醉酒的机会耍酒疯，命手下人把陈善意活活打死。
除此之外，李元吉还喜欢打猎。他经常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李元吉的打猎技术非常专业，每次出猎，光是狩猎工具就会满满当当装上三十车。狩猎队所过之处，农民的庄稼地往往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左右侍从还经常趁机劫夺百姓财物。因此李元吉每打一次猎，并州近郊的老百姓就像遭遇了一场浩劫。除了射动物，李元吉还喜欢在闹市中射人。每当看到人群惊慌失措、抱头鼠窜的样子，他就会开怀大笑，觉得特别过瘾。
尽管齐王府中妻妾成群，李元吉还是不满足。所以，在玩杀人游戏的同时，李元吉还喜欢半夜大开府门，领着一帮人出去强奸民女。
总而言之，寻常的游戏对并州的这位土皇帝来说都是缺乏吸引力的。不管他玩什么，都要玩新鲜的、刺激的、出格的。并州的百姓们就这样被这个新王朝的四皇子玩得苦不堪言，却又求告无门。面对李元吉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恶劣行径，难道除了一个奶娘陈善意，就没人敢劝了吗？
有。
其实李渊也知道这小子不是盏省油的灯，而且年纪太轻，毫无处理政事的经验，所以很早就派了两个人去辅佐他。一个是外戚兼驸马、时任殿内监的窦诞（窦皇后的侄子，娶李渊女儿襄阳公主），另一个是右卫将军宇文歆。
不过这个驸马爷窦诞也是位顽主，李元吉玩的那些事情他没少掺和。所以敢直言进谏的人就只有宇文歆了，但是李元吉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管宇文歆说什么，一律当成耳旁风。宇文歆忍无可忍，最后只好上疏向李渊报告，一一指出齐王的劣行，最后说：“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
武德二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李渊接到奏疏，顿时火冒三丈，当天就下诏解除了李元吉的并州总管之职。可是，被罢官的李元吉并没有从此痛改前非，而是天天在盘算对策。
他很快就想了一个官复原职的办法。你们不是说老百姓都怨声载道吗？那我就让你们听听老百姓的心声。
三月初，长安的宫门前忽然聚集了一大群来自并州的士绅父老。他们是来集体请愿的——请求皇帝让李元吉继续当他们的父母官。
李渊大喜。看来宇文歆打的小报告都是危言耸听之词，元吉还是颇得民心的嘛，不然这并州的老百姓怎么会千里迢迢地为他入朝请命？
三月十五日，李渊下诏恢复了李元吉的官职。
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元吉无声地笑了。
民意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操纵的东西。别说发动几个父老去长安请愿，就算在并州搞一个全民公投，估计李元吉也能弄出一个100%的民众支持率。
民意固然容易操纵，可有一件事情李元吉无论如何也操纵不了。
那就是战局。
从武德二年三月下旬起，刘武周就开始了对并州的进攻。四月初一，刘武周亲率五千突厥骑兵进抵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市北），兵锋甚锐，来势汹汹。李元吉命车骑将军张达率部对刘武周发动试探性攻击。可张达兵力薄弱，一再向李元吉表示无法作战。李元吉不听，强令他发动进攻。
结果可想而知，一接战，张达所部转眼之间就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刘武周，并亲自充当向导，于四月初二引刘武周攻陷了榆次。
随后刘武周迅速向纵深推进，于四月十八日兵临并州城下，李元吉率众出战，击退了刘武周的第一次进攻。四月二十日，李渊急命太常卿李仲文率军增援并州。五月十九日，刘武周转而攻陷了并州南面的平遥。六月十日，刘武周麾下猛将宋金刚率三万人攻陷了介休（今山西介休市）。随后，唐朝援军李仲文、姜宝谊部与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在雀鼠谷（今山西灵石县西南汾水河谷）展开会战，唐军大败，李仲文与姜宝谊被俘。
刘武周节节胜利，李渊深感忧虑。右仆射裴寂自告奋勇，愿意出战。六月二十六日，李渊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出兵御敌，同时让他全权指挥前线战事。
九月，裴寂率军进抵宋金刚占据的介休，于度索原（今山西灵石县东）驻扎。宋金刚派人切断了唐军的水源，唐兵饥渴难耐，裴寂只好下令拔营，打算重新寻找有水源的地方。可唐军刚刚开始拔营，宋金刚立刻挥师进攻，唐军顿时崩溃，或死或逃，几近全军覆没。裴寂仓皇逃奔晋州（今山西临汾市）。
至此，唐朝在并州以南、晋州以北的城池全部沦陷，仅余西河（浩州州府，即今山西汾阳市）一座孤城。
九月中旬，刘武周再次进围并州。李元吉对司马刘德威说：“你和老弱残兵留下来守城，我率领精锐部队出战。”十六日夜，李元吉率兵出城，同行的还有他的一大群妻妾。
出战还带妻妾？
还没等守城的刘德威回过神来，李元吉已经马不停蹄地向南疾驰，直奔长安而去了。
李元吉前脚刚刚出城，刘武周后脚就已兵临城下。晋阳（并州州府所在地）土豪薛深迫不及待地打开城门，迎接刘武周进城。刘德威只能领着剩下的那些老弱残兵乖乖地缴械投降，并州就此陷落。
李元吉带着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逃回长安，满朝文武大为震惊。
这是李渊集团自起兵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而且还是不战而败！
李渊感到了一种锥心般的疼痛。
整个李唐天下无论丢了哪块地方都不会像并州这样让他心痛不已。
必须有人来为这次惨败承担罪责。
要让谁来承担呢？李元吉吗？不行，他毕竟是齐王，堂堂大唐王朝的四皇子，治他的罪就是在扇李渊自己的耳光，也无异于是在承认自己用人不当。
窦诞呢？也不行，他是外戚兼驸马，拿他治罪势必引发许多皇室成员的反抗情绪，而且政治影响也不好，副作用太大。
既然他们都不行，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宇文歆。
李渊对他的心腹大臣、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弱（这一年虚岁十七），缺乏治理政事的经验，所以才派窦诞和宇文歆去辅佐他。没想到晋阳这个强兵数万、食支十年的龙兴之地竟然被他们一朝舍弃！听说是宇文歆出的主意，我准备把他斩了！”
李纲很清楚，皇帝是想抓宇文歆当替罪羊，可这么做必将寒了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实在不是高明的做法。李纲遂据理力争：“齐王年少骄逸，可窦诞不但从未规劝，而且替他遮盖掩饰，导致士民怨愤，今日之败，罪在窦诞。宇文歆屡屡劝谏，齐王概不接受，这些事都有奏疏在案，宇文歆是一个忠臣，岂能杀他？”
李渊很无奈。
看来这三个人谁也动不得。
既然不能动，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第二天的朝会上，李渊亲切地把李纲叫到身边来坐，说：“多亏有您，我才不至于滥用刑罚。元吉自己不学好，不是两个辅臣所能管教的。”随即赦免了宇文歆和窦诞的罪责。
李渊可以不问并州之败的罪责，可他却不能无视并州陷落的后果。
武德二年九月下旬，刘武周占领太原后，即命悍将宋金刚乘胜南下，迅速攻克了晋州，俘虏了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随后，宋金刚又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攻陷了龙门（今山西河津市）。
战报传至长安，李渊和满朝文武再次震恐。
整个河东丢了大半，长安的门户已经豁然洞开。接下来，宋金刚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兵锋就可直指长安。
李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和恐慌。
刘文静之死：裂痕与伏笔
武德二年的秋天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并州陷落之前，长安朝廷内部就已经发生了一件让李渊极不愉快的事。
有个人要谋反，并且因此掉了脑袋。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掉脑袋的事情原本是很寻常的，但是这回却不太寻常。
因为这颗脑袋是从一个朝廷重臣的身上掉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是大唐的民部尚书、开国元勋，也是晋阳首义的功臣。他就是刘文静。
刘文静居然会谋反？这可能吗？
是的，这件事听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可李渊和朝廷确实是以这个罪名把刘文静斩首的。
一个堂堂的开国元勋、首义功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刘文静之死对新生的大唐王朝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要话说从头。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李渊的左膀右臂，对大唐开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难分伯仲。但是从私交上来说，李渊和裴寂是好友，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关系较为亲密。因此在李渊的心目中，裴寂的重要性自然要比刘文静略胜一筹，所以裴寂的地位也自然要比刘文静高出一头。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基本上可以说，在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中，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外，裴寂始终是第一号人物，而刘文静则始终屈居第二。
刘文静会服气吗？
他不服。
他当然不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才干和胆略都在裴寂之上，而且所立的军功又比裴寂多，凭什么裴寂就老是压过他一头？正所谓不平则鸣，刘文静当然也要鸣！武德元年，李渊登基之初，经常与裴寂同坐共食。刘文静马上抓住机会上奏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昔日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座共坐，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而今贵贱失位，臣以为非长久之道。”
李渊一下就听出了刘文静话里的酸味。他笑了笑，你刘文静既然学会了含沙射影，跟我大掉书袋，那我也不妨跟你掉一回。他笑着对刘文静说：“昔日光武帝刘秀与旧友严子陵共寝，子陵把脚都压到了皇帝的肚子上，光武帝还不是一笑置之。而今诸公德高望重，并且都是朕的旧交好友，往昔的欢聚之情，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公切勿介怀。”
天子李渊处处护着裴寂，对刘文静的谏言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有点反唇相讥的味道，刘文静怎么可能不介怀？随后的日子，刘文静开始在朝堂上公开与裴寂唱对台戏。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必然反对，凡是裴寂反对的他必然赞成。二人从此公然决裂，并且反目成仇。
浅水原兵败后，刘文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职，虽然后来他又随李世民扫平了薛仁果，因功擢任民部尚书，但是地位大不如前。从前担任纳言时好歹也是个宰相，而今与裴寂相比身份已然悬殊。刘文静越想越气，经常与他的弟弟、时任通直散骑常侍的刘文起一起借酒浇愁。有一次喝醉后，刘文静居然拔刀猛砍柱子，怒骂道：“总有一天要砍了裴寂的脑袋！”
可是，还没等刘文静砍掉别人的脑袋，自己的脑袋就先掉了。
说起来也是事出偶然，而且只能说刘文静走了霉运。就在他满腹牢骚、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家里又平白无故地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刘文静怀疑是妖魅作祟，就让刘文起帮他找了一个巫师作法祛妖。请人祛妖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这个巫师又喜欢装神弄鬼，一连几日都是大半夜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做法，而且披头散发、口衔利刃，看上去十分恐怖，说是祛妖，其实他本人更像妖。巫师喜欢装神弄鬼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有一个家人告发了刘文静，对他请巫师祛妖的事情做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描绘和别有用心的解释。所有描绘和解释最终指向的目标就是——谋反。
事态陡然变得严重起来。本来裴寂还愁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这回倒好，是他自己的家人把他卖了，刘文静还能怨得了谁？
告密者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因为与其他姬妾争风吃醋而失宠，索性诬告刘文静谋反，要把他往死里整。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似乎突然间都凑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只能说，刘文静这回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不死都不可能！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命裴寂和萧瑀担任主审官。明明知道裴寂与刘文静不共戴天，还让裴寂去审案，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审讯中，刘文静做出了这样的供词：“首义之初，臣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贵为仆射，拥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赏赐却与常人无异。臣东征西讨的时候，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臣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臣确实是心存不满，加上醉酒，才会发出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在朝会上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很明显就是想造反了。”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刘文静落到这步田地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当朝宰执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换句话说，他纯粹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既然如此，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师，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却相差太大，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的，但绝不敢谋反！”
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
表面原因当然是李世民出于公心、仗义执言，可深层的原因则是——刘文静现在已经是秦王帐下的头号辅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关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说白了，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然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对裴寂的宠信和重用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贬抑，在李渊这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深浅厚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必须防止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即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儿子李世民也不行；进而言之，李渊也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元勋刘文静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李渊就绝不会放过刘文静。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反而会强化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以及他杀鸡儆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定最后的决心，裴寂私下里一再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和智略确实是超过常人，但他性情轻躁凶险，且悖逆之言行业已昭然，何况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