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后到天后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是一个不幸的年份。
无论对于大唐帝国还是对于武后个人而言，莫不如此。
首先是帝国在对外军事上，遭到了来自西陲吐蕃王朝的严峻挑战。
吐蕃王国是差不多与唐帝国同时崛起的一个国家。正当唐帝国在太宗李世民手中建立起具有国际联盟性质的天可汗体系时，吐蕃王国也在一代雄主松赞干布的治下臻于强盛。太宗时代，唐朝与吐蕃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先有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话，后有吐蕃出兵帮助唐使王玄策征服中天竺的事迹。但是随着松赞干布的去世，吐蕃国相禄东赞大权独揽，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首先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唐帝国的属国吐谷浑。
吐蕃与吐谷浑同位于青藏高原，两国历来存在边境争端，时常爆发军事冲突。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由于吐蕃的蓄意入侵，两国的军事冲突迅速升级，吐谷浑屡屡遣使向唐朝告急，而吐蕃也装腔作势地遣使向唐求援。由于当时唐帝国东征百济的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而且唐朝对吐蕃的扩张野心也估计不足，所以高宗对两国的争端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唐王朝的失策进一步刺激了吐蕃的野心。当年五月，吐蕃悍然出动大军，一举吞并了吐谷浑，并进而窥视西域，准备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
几年后，吐蕃国相禄东赞去世，但是吐蕃对外扩张的进程并未中止，而是越发猖獗。因为禄东赞虽死，可他的儿子论钦陵又继承了相位。正所谓虎父无犬子，这个论钦陵比他的父亲更具有传奇色彩，是吐蕃历史上最富于雄才大略的一代名相。
就在咸亨元年四月，吐蕃王国出兵攻陷了大唐在西域的十八个州，进而占据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战报传来，大唐朝野一片震惊。高宗不得不下诏撤销了安西四镇，随后任命名将薛仁贵为主帅，以郭待封等人为副帅，率十余万大军西进青海湖地区，准备在讨伐吐蕃的同时协助吐谷浑复国。
然而高宗绝不会料到，他这次指定的副帅人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西征军进抵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时，按照薛仁贵原来的战略部署，是让郭待封率两万人在大非岭上筑营固守，保护大军的辎重和粮草，然后由他本人亲率主力进击乌海（今苦海）方向的吐蕃军队。如果郭待封按此计划行动，或许就能避免后来那个可怕的失败。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当薛仁贵率部在河口大破吐蕃前锋时，郭待封却放弃了大非岭，擅自带领辎重部队继续前进，终于遭到吐蕃二十万大军的伏击，辎重和军粮丧失殆尽。薛仁贵闻讯，连忙退守大非川。然而就在此时，吐蕃国相论钦陵亲自率领的四十万大军已经把唐军团团包围了。经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之后，唐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等将领被迫与吐蕃议和，才得以保住性命。随后，朝廷派出特使将他们押解回京。虽然高宗念在他们以往的功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但均将他们革职除名，可惜薛仁贵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于一旦！
大非川之败，一举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的神话，成为唐朝对外战争史上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捩点。究其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副帅郭待封自恃为名将之后，根本不服平民出身的薛仁贵的统辖，致使两人在战略战术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其次，唐军士兵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区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从后面这点来看，此时唐军士兵的身体素质显然远远不如贞观时代。当年李靖、侯君集等人平定吐谷浑时，同样也是在青藏高原上转战数千里，大小数十战，最后仍然取得了全面胜利。由此可见，唐朝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在高宗执政的中后期由盛而衰，其内在原因之一，就是兵员素质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
正当唐帝国在西线遭遇吐蕃严峻挑战的时候，东方的局势也出现了逆转。
由于高宗朝廷在帝国疆域急速扩张的同时，对各羁縻州府缺乏同步的强有效的治理，并且在各占领区驻扎的军队数量也很少，从而导致本已臣服的这些周边地区迅速掀起了一股叛乱和复国的浪潮。
最先死灰复燃的是两年前刚刚被李勣平定的高丽。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丽贵族剑牟岑拥立原高丽国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首领，起兵反叛。唐朝随即派遣高侃出兵镇压。不久高丽内部爆发内讧，安舜不满于傀儡地位，刺杀了剑牟岑。由于严重的内部分裂导致了高丽反抗军元气大伤，于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高侃先后在安市城、白水山大败高丽反抗军。然而，就在唐军即将平定叛乱的节骨眼上，历来臣属于唐帝国的新罗突然与唐朝反目，不仅收留了逃亡新罗的安舜，公然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而且陆续出兵占领了原属百济的一部分土地，其称霸朝鲜半岛的野心昭然若揭。
除了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之外，国内形势也令人担忧。从咸亨元年三月开始，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旱情，到了八月，关中又遭遇严重的干旱，导致京畿地区出现饥荒，朝廷不得不让百姓前往各州逐食，同时也准备把朝廷暂时迁往洛阳，以解决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饭问题。
国家如此，武后个人也同样面临危机。
首先是她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继离去。如李义府早在几年前就被流放远地、死于贬所，而袁公瑜也是被一贬再贬，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其他的几个“翊赞功臣”也都已病故，剩下最后一个死党许敬宗，又在这一年三月因年老体衰而不得不致仕。这些人都是武后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没有了他们，武后自然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
其次，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也在这一年九月病逝。这位长年诵经礼佛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岁，虽说如此高寿已属人间稀有，但是她的亡故还是让武后感到了极大的悲伤。因为这么多年来，母亲杨氏始终是她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她争夺皇后之位的关键时刻，母亲不仅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而且还不顾年迈亲自出面奔走，这一切都让武后一直深怀感激。此外，在武后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沾着亲人的鲜血，如长女安定公主，姐姐韩国夫人，外甥女贺兰氏，同父兄武元庆、武元爽，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无不是死在武后的手中。当亲情在政治的碾压下近乎完全泯灭的时候，母亲杨氏无疑是武后唯一的情感慰藉和亲情寄托。
如今母亲终于驾鹤西去，而国家忧患又与个人危机同时袭来，顿时让武后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之中。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笃定地认为，凡是出现重大天灾，必是人事出了问题。所以当这一年国家突然遭遇内忧外患时，朝中许多对武后心怀不满的大臣便借机发难，纷纷把矛头指向武后，宣称天下大旱必然与皇后专权有关。
面对骤然来临的各种压力，武后忽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咸亨元年闰九月，她以天下久旱为由，正式向高宗提出避位的请求。所谓避位，也就是因天灾而引咎，要求辞去皇后之位。
朝野舆论顿时哗然。
武后居然提出避位？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这个视权力如生命的女人，这个从来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武后，居然甘心放弃她为之拼搏了半生的皇后之位，从此向命运缴械投降吗？
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朝野上下顿时把目光全部聚焦到了天子李治的身上，都睁大了眼睛看他到底会怎么做。
高宗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两个字——不许。
他当然不许。因为这几年来，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长年的疾病缠身使他不得不对武后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一旦没有武后，高宗根本就无法独自处理政务。
此外，让高宗不同意武后避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心里很清楚，武后这么做并不是真的想放弃权力，而是在以退为进！
她的目的有二：
一，故作高姿态，平息朝野上下对她的不利舆论。
你们不是都说我专权吗？那我干脆辞职不干了，看你们还能说些什么！
二，用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向天下人强调，她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主宰者。
因为权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所以，谁承担最大责任，谁当然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试问，武后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把天子李治置于尴尬之地吗？古往今来，只听说出了天灾由皇帝下诏罪己的，哪里有皇后自请避位的？
如果高宗真的答应了她的请求，那无异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更无异于扇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高宗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他必然要驳回武后的避位请求。
咸亨元年的避位事件，显然是武后化被动为主动的一着妙棋。如此一来，她不但巧妙地堵住了朝野上下的悠悠众口，而且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心系天下、不徇己私”的高大形象。
武后既然表现得如此高姿态，高宗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随后，高宗宣布辍朝三日，为武后的母亲杨氏举办了无比风光的高规格葬礼——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卢承庆主持丧葬事宜，特令宰相戴至德持节吊唁，又命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外朝诰命夫人，都必须前去吊丧哭拜，并送葬至渭桥；葬礼规格等同亲王，墓碑由高宗亲笔书写。稍后，又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封杨氏为太原王妃，谥号忠烈。
至此，武后又一次以她那绝顶高明的政治手腕化解了危机，并且强化了“二圣临朝”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其实，平心而论，武后在掌控朝政的这些年里，大多数时候确实是在帮高宗打理政务的，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个人的小算盘。
要是从显庆五年高宗患上风疾算起，武后参于朝政已经整整十年；就算从麟德元年的“二圣临朝”算起，武后垂帘听政也已经六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武后既没有在外朝培植新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引进任何强势干政的外戚。单凭这一点，武媚这个辅政的皇后也算当得尽职尽责，并没有多少值得诟病和指摘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高宗才会越来越倚重她。
当然，武后表现得如此谨慎和内敛，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博取高宗的信任，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她的外戚力量先天不足——那几个同父兄和堂兄弟老早就被她搞掉了，他们的儿子也均遭流放；如今唯一一个在朝中任职的外戚，就是她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
说起这个贺兰敏之，武后本来也是要用心培养的，不承想这小子纯粹是烂泥扶不上墙，让武后伤透了心。
贺兰敏之据说是长安有口皆碑的美少年，长得明眸皓齿、玉树临风，而且腹有诗书、才华横溢。史称他“不杂风尘，鸾章凤姿”，“风情外朗，神采内融”，“飞文染翰，为伯为雄”。（《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古代的墓志大多都有溢美吹捧之嫌，贺兰敏之这一篇也不例外，但是综合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各种史料来看，说他是才貌双全的美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武后确实有心栽培贺兰敏之。早在武后当年除掉武元庆等人之后，就奏请高宗以贺兰敏之为武士彟的继嗣，改姓武，袭爵周国公，并擢升他为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
然而，贺兰敏之却根本没有理会武后的一片苦心。
首先，他在政治上就没有和武后站在一边。这一点武后是在乾封元年看出来的。当时魏国夫人贺兰氏因武氏兄弟献食而暴亡，贺兰敏之参加妹妹的葬礼时，高宗哭着对他说：“我上朝时她还好好的，怎么一退朝就中毒不治了呢？事情为何发生得如此仓促？”
如果贺兰敏之够聪明的话，不管他当时心里想什么，都应该立刻把责任推到武氏兄弟身上，请高宗主持公道，说一些依法严惩武氏兄弟、替妹妹报仇之类的话。
可是他没有。
他自始至终只是陪着高宗伤心落泪，什么话都没说。
这说明什么？
这至少表明——他知道杀死妹妹的凶手不是武氏兄弟。
当武后得知贺兰敏之对这件事的反应之后，她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此儿疑我。”（《资治通鉴》卷二○二）
心机缜密的武后知道，贺兰敏之已经猜出谁才是幕后真凶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武后意识到，这个贺兰敏之绝对成不了自己政治上的帮手。
除了政治上让武后觉得靠不住之外，贺兰敏之的个人秉性和所作所为也让武后深感厌恶。
因为这小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基本上什么样的女人都敢搞。
最让武后吐血的就是，和贺兰敏之私通的女人，有一个居然是他的外祖母，也就是武后的母亲——杨氏！
八九十岁的外祖母居然与自己年方弱冠的亲外孙通奸？
如此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乱伦故事，即便是今天最恶心的八卦记者恐怕也杜撰不出来，可这在当时的长安却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各种有关的史料也对此言之凿凿。如《旧唐书·武承嗣传》称：“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也称：“敏之貌美，烝于太原王妃（杨氏）。”
武后感觉自己的脸真是被这祖孙俩给丢尽了！
而更让武后无语的是——花花公子贺兰敏之恶心人的事情还远不止此。
当时太子李弘已经长大成人，高宗和武后准备为太子纳妃，于是从众多的名门闺秀中挑选了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这个女孩据说长得天姿国色，所以高宗和武后都很满意。可没人会料到，就在太子即将举行大婚之前，这个该死的贺兰敏之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把这个准太子妃逼奸了！
武后又惊又怒，被迫取消了太子与杨氏的婚约。
贺兰敏之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自认为有他的外祖母兼老情人杨氏撑腰。武后虽然气得浑身发抖，但是碍于母亲的面子，也只好忍了。
贺兰敏之有恃无恐，没过多久，居然又把魔爪伸到了太平公主身边。众所周知，武后的长女多年前就已夭折，所以武后一直将这个小女儿视同掌上明珠，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武后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色胆包天的贺兰敏之竟然趁着太平公主出宫去看望荣国夫人的机会，又一次淫心大发，逼奸了小公主身边的侍女。
既然连公主身边的侍女都敢下手，那谁敢保证他不会对公主下手呢？！
这一回，得寸进尺的贺兰敏之终于突破了武后的底线。
武后忍无可忍，决定除掉贺兰敏之。
就在这个时候，杨氏恰好病故，于是武后再无顾忌，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四月向高宗上表，详细列举了贺兰敏之的五大罪状，随即将其流放雷州（今广东雷州市）。
贺兰敏之刚走到半道，就被武后派来的杀手用马缰勒死。随后，朝中一大批与贺兰敏之交好的大臣也均遭株连，全部被流放岭南。
贺兰敏之死后，武后不得不开始考虑她在朝中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