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曌默然，此事遂不了了之。过后魏元忠又面奏武皇，说：“臣自先帝时代起蒙受皇恩，而今忝居宰相之职，不能尽忠职守，致使卑劣小人充斥陛下左右，这是臣的罪过！”
武曌心里大为不悦。
二张更是对魏元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除掉他。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七十九岁的武皇开始病魔缠身了。二张顿感不妙，于是决定对魏元忠下手。九月初的一天，张昌宗突然向武皇递上一纸诉状，指控魏元忠私下与人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辅佐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二张的这项指控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魏元忠以宰相之尊兼任东宫属官，其政治立场自然是倾向于太子的，所以这项指控很容易让生性多疑的女皇相信。其次，由于二张不久前间接逼死了李显的儿女、女婿和外孙，所以不仅彻底抵消了他们拥立太子复位的功劳，而且还与太子结下了血仇，如此一来，二张肯定会担心太子即位后找他们报仇，于是不如来个一箭双雕，利用这项指控把太子李显一块儿整倒。
不出二张所料，武曌一看到诉状便勃然大怒，立刻把魏元忠逮捕下狱，并命他第二天在朝堂上与张昌宗当廷对质。
为了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二张决定找一个人出来作伪证。
他们找到的这个人叫张说。
张说是武曌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开制举时通过殿试亲自录取的第一个状元郎，称得上是朝野知名的大才子，曾参与编纂《三教珠英》，时任凤阁舍人。二张对他软硬兼施，既以权势相逼，又以富贵相诱。张说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翌日，武曌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各位宰相在朝堂上旁听。魏元忠和张昌宗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吵来吵去也没一个结果，最后张昌宗使出杀手锏，说：“张说听过魏元忠讲的话，可以让他作证。”
武曌随即传唤张说上殿。
此时，一批拥护李唐的朝臣正在殿外焦急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因为此事牵连太子，万一魏元忠之罪坐实，那太子无疑也要身处险境。
就在这时候，张说匆匆而来的身影映入了大家的眼帘。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其时与张说同任凤阁舍人的宋璟（玄宗朝与姚崇并称的一代名相），立刻冲上去拉住张说的手，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依附奸邪陷害君子以求苟免，即使因此获罪流放也不失荣耀。若有不测，我当叩开殿门，据理力争，与你同死！请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此时其他的朝臣也纷纷上前为张说打气。殿中侍御史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著名史学家，《史通》的作者）也说：“不要在青史上留下污点，让后世子孙背负骂名！”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张说的立场开始动摇了。关键倒不是众人的道德说教激励了他，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选择重新进行了考量。他很清楚，二张无德无功，仅以美色事人，其荣宠不可能维持长久，等到女皇一死，他们必定没有好下场，倘若今天替他们诬陷魏元忠和太子，来日一旦太子即位，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可是，要不听他们的，所有的富贵和前程恐怕在今天就得断送。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这是一个问题。
张说就这样带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迈上了大殿。
武曌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听过魏元忠的大逆不道之言。张说正在沉吟，还没来得及说话，魏元忠就冲着他喊：“张说，你打算和张昌宗联手陷害我吗？”
张说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这个宰相说话怎么跟市井小民一个口气，怎么听风就是雨？”
张昌宗在一旁催逼他废话少说，赶紧作证。
这时候张说已经打定主意：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宁可吃些眼前亏，也决不能把身家性命和仕途前程寄托在随时有可能垮台的二张身上。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说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虽然因此暂时遭到了贬谪流放的命运，但是很快就重返朝堂，在后半生中三度出任宰相，可谓位极人臣，被世人誉为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代文宗”。
决心已定，张说看都不看张昌宗一眼，仰头对着武皇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尚且如此逼迫，何况在外呢？臣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不据实回答，臣实在没有听见魏元忠说什么话，完全是张昌宗逼臣作伪证！”
此言一出，旁听众人顿时哗然，没有人想到张昌宗自己找来的证人居然临阵倒戈。
二张暴跳如雷，厉声高喊：“张说也参与了魏元忠的谋反，他们都是反贼！”
这下连武皇也懵了，她脸色一沉，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二张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人一句抢着说：“张说曾经说过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放太甲，周公代王位，不是想造反是什么？！”
二张话音未落，张说旋即发出几声冷笑：“你们这两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只听过伊尹、周公之事，何尝得闻伊尹、周公之道！没错，魏元忠荣任宰相之日，臣确曾前往道贺，并勉励他以伊尹、周公为楷模，只因伊尹辅商汤，周公辅成王，皆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教他效法伊尹、周公，教他效法谁？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可拜相，附魏元忠立致族灭！但是，臣畏惧魏元忠冤魂不灭，故不敢任意诬陷。”
“张说！”武皇歇斯底里地喊，“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和魏元忠一起被扔到监狱里！”
几天后，武曌又传唤张说，他还是那些话。武曌怒不可遏，命各宰相会同河内王武懿宗一起审理，张说仍然坚持初供。
魏元忠被诬下狱，张说因不作伪证也身陷囹圄，朝野上下顿时群情哗然。正谏大夫兼宰相朱敬则当即上疏抗辩：“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那个曾劝武皇还政李唐的平民苏安恒也再次上书，依然是一副毫无顾忌的口吻：“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苏安恒一介平民，却敢于三番五次上书直谏，触逆龙鳞，除了个人的忠义和胆识之外，也足见长安确实是李唐的命脉所系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日也不曾忘却李唐。
二张看到苏安恒的奏书时，不禁勃然大怒。一个小老百姓，居然也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帝说话，还说什么“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这不是公然煽动百姓造反吗？二张随即力劝武皇诛杀苏安恒，幸得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等人力保，苏安恒才免于一死。
这年九月，闹得沸沸扬扬的魏元忠案终于尘埃落定。武曌颁下一道敕令，将魏元忠贬为高要（今广东高要市）县尉，将张说流放岭南。
这个结果当然令二张很不满意。
他们的目标是要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如今只不过是贬官，日后一旦复出，岂不是要找他们算账？
数日后，魏元忠启程前往贬所，东宫官员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他饯行。二张抓住最后的时机，再次诬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同谋造反。武曌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特意交待说：“此案证据确凿，随便审一下，马上结案上报。”马怀素审问之后，认为查无实据。武曌大怒：“你是不是想包庇谋反之人？”马怀素面不改色地说：“臣不敢包庇谋反者。但是魏元忠以宰相身份贬官，几个同僚出于旧情为他饯行，若说这就是谋反，臣不敢定案。陛下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大可圣衷独断；若命臣审理，臣不敢不据实奏报！”
武曌真的没有料到，一个魏元忠的案子，竟然让朝野上下如此同仇敌忾，把矛头全部对准了她宠爱的人，并且还隐隐指向了她。
其实武曌并不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不听话的朝臣，她只须再起用一两个酷吏似的人物，就足以让这些人全部钳口了。但问题在于，今日的女皇已经没有那份心力，也没有那份狠劲在朝堂上重新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当初是为了篡唐称帝，巩固政权，因而不得不杀戮立威，可如今不过是两个小情人在耍脾气，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武曌固然是宠着他们，但她并不希望因此把自己摆在大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
最后，案子不了了之，除了魏元忠与张说被贬谪流放之外，其他人一概不予追究。
魏元忠一案虽然就此了结，没有给朝廷带来更大的危害，最后也没有牵连到太子李显，但却导致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结果——这年十月，武曌突然带着文武百官离开长安，又回到了洛阳。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武皇不顾病体和旅途颠簸，决意重返武周王朝的大本营呢？
拥护李唐的朝臣们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和困惑。本来一心盼望武皇能够在长安进行权力交接，正式还政于李唐，没想到让二张这么一折腾，武皇与太子、朝臣之间的关系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回归李唐的进程也随之中断。
接下来，太子能否顺利继位？李唐能否顺利复国？二张还会干出什么出格离谱的事情？拥李派的大臣又将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就像一团迷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大臣与男宠的博弈
在武皇的庇护和纵容下，二张的私欲和野心就像春天里无人修剪的藤蔓一样疯狂滋长。回到洛阳之后，他们不仅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包揽朝廷的大型土木工程，营私舞弊，上下其手，从中获取的非法所得不可胜计。与此同时，他们的几个兄弟也再度鸡犬升天——原洛阳县令张昌仪升为尚方少监，曾被魏元忠阻挠而未获升迁的张昌期出任汴州刺史，还有一个哥哥张同休也升为司礼少卿。
真可谓一门贵盛，举世无匹。
看着这帮鲜衣怒马、年少轻狂的张氏兄弟，世人的目光无比复杂，既充满了痛恨和不齿，也饱含着羡慕和嫉妒。
是的，少年得志确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高官显爵，豪宅香车，钟鸣鼎食，肥马轻裘，醇酒美人，艳舞笙歌，还有每日每夜释放不尽的激情，外加大把大把挥霍不完的青春……如此种种，自然惹人艳羡。然而，正所谓“天欲福人，先以微祸警之；天欲祸人，先以微福骄之”。年轻人未被老天打过“微祸”的预防针，不知世路艰辛，不懂人生无常，所以一朝富贵，便极易产生天之骄子的错觉，从而迷失自我，任凭欲望泛滥，因此弥天大祸也就随之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的张氏兄弟们仿佛就是在一把名叫“灾祸”的刀子上，舔着一种名叫“富贵”的蜜，只是年少轻狂的他们何尝想过，这种刀头之蜜舔得了一时，又岂能舔得了一世？
其实，洛阳的百姓就曾向张昌仪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和质问。当时张昌仪在大肆贪贿之后用不义之财盖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豪宅，其奢华程度远远超越了亲王和公主的府邸。张昌仪为此得意非凡，有一天早上醒来，却赫然发现朱漆大门上被人写了这样一行字：一日丝能做几日络？
“丝”与“死”谐音，“络”与“乐”谐音，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日死能做几日乐？你随时会完蛋，还能快乐几天？
张昌仪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他读不懂背后那种祸福无常的道理。他站在那儿翻了一会儿白眼，就命下人把字擦掉了。第二天，这行字又出现了，张昌仪又命人擦掉。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同样的字天天出现，写字的人非常执著，似乎要跟张昌仪耗到底。第七天，张昌仪支着下巴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提笔写了四个字——一日亦足！
张昌仪的办法果然奏效。不知道是写字的人厌倦了这场无聊的游戏，还是他终于看透了张氏兄弟无可救药的卑劣本性，总之，自从张昌仪给出这个无知无畏的答案之后，那行字就再也没出现了。
张昌仪说：快乐一天就够！
这是张氏兄弟的心里话吗？
当然不是。
他们这是在向洛阳百姓和朝中大臣示威——俺们就是要把快乐进行到底，有种你们就放马过来！
对于恃宠擅权并且严重阻碍李唐复国的张氏兄弟，拥护李唐的朝臣们当然不会没有办法。这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暗中搜集张氏兄弟贪赃枉法的证据，只等着证据确凿后对他们发起致命一击。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七月十二日，张氏兄弟的所有犯罪事实突然被全部曝光。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武皇只好让有关部门逮捕了张昌仪、张同休、张昌期，命左右御史台共同审理。数日后，朝臣们又发出了对张易之和张昌宗的指控。迫于压力，武曌最后不得不同意对二张立案审查。
然而，总有一些软骨头是照着女皇的旨意行事的。十八日，司刑正（相当于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敬言拿出了一份判决，说：“张昌宗强买别人田地，应罚铜二十斤。”
亏这位贾兄想得出来！一起重大的贪污受贿案到他这里就成了轻描淡写的强买田地，而且惩罚手段轻得连屁都不算，什么二十斤铜，就算两百斤黄金对张氏兄弟来讲也只是九牛一毛，遑论二十斤铜！
武皇对这个结果显然非常满意，赶紧朱笔一挥：可！
倒张派大臣当然不会让二张就这么逍遥法外。在数日后举行的朝会上，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之一）拿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张氏兄弟贪污的赃款共计四千余缗，应该依法将春官（礼部）侍郎张昌宗免职。”
张昌宗当场跳了起来，面对武皇大喊：“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纷纷窃笑，一个靠床上功夫得宠的家伙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有功于国”，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武皇也略微有些尴尬，只好把脸转向几个亲附二张的宰相，说：“昌宗是不是有功？”
一代摇尾宗师，江湖人称两脚狐的杨再思马上抢着说：“张昌宗研制神丹，圣躬服之效用显著，此乃莫大之功！”
武曌笑了，要的就是这句话。随后她便赦免了张昌宗，让他官复原职，同时也作出了适当的妥协，把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希望以此平息倒张派大臣的愤怒。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倒张派大臣绝不会就此收手。不久，宰相韦安石和唐休璟又对张易之提出了指控。这两个人可谓倒张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是宰相，而且还兼任东宫的左庶子和右庶子，属于拥护李唐的核心力量。他们一出手，事态顿时有扩大升级的倾向。武曌感到苗头不对，干脆颁下一纸诏书，把韦安石贬为检校扬州长史，命唐休璟出任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
倒张派大臣接连发动了好几波攻势，最后只是除掉了二张的两只手臂，自己反倒丧失了两员大将，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只要李唐一天没有复国，只要二张仍然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拥护李唐的大臣们就不能停止战斗。
唐休璟临行之前，特意跟太子李显进行了一番密谈。最后，他目光凝重地对太子说了一句话：“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拥李派大臣与二张的博弈必将越演越烈……
长安四年冬天，八十岁的女皇武曌病势日渐沉重，一连数月躺在长生殿里没有上朝，宰相们都没有机会和她照面，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日夜陪在她的身边。
女皇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