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一撤，史思明立刻尾随追击，却被李光弼击退。史思明在李光弼这儿捞不到便宜，马上又掉头北上，攻击平卢的刘正臣。刘正臣没料到燕军会主动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部众阵亡七千余人。刘正臣慌忙抛弃妻儿老小，单身匹马落荒而逃。
唐军主力既已撤离，河北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任常山太守的王俌第一时间丧失了坚守的意志和决心。倒也不能全怪他贪生怕死，实在是因为他麾下没有正规军，只有从附近地区招募的一些民团，其战斗力与郭、李兵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更不是燕军的对手。所以，王俌决意向燕军投降。
然而，王俌的心思很快就被一些部将觉察。随后，诸将合谋，利用一次打马球的机会杀了王俌，夺取了常山的指挥权。可是，诸将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不投降，单单靠手下这些民兵也是守不住常山的。要想抵御史思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附近友军求援。
当时，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乌承恩麾下有一支三千人的朔方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身经百战，个个有以一当十之勇。常山诸将随即派人前往信都，请求乌承恩率部进驻常山。可是，无论来自常山的使者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乌承恩始终不为所动，硬是不肯挪窝。
数日后，史思明、蔡希德挥师南下，进攻九门。唐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守。攻到第十天时，唐军终于宣布投降。史思明大喜过望，立刻入城准备接收。可就在他登上城门的一瞬间，唐军伏兵忽然杀出，史思明无路可逃，只好从城楼上纵身跃下，被鹿角（削尖的木桩）刺伤左胸，连夜逃回博陵。
唐军的诈降之计虽然成功了，迫使史思明不得不退却，但此时的唐军将士心里都很清楚，燕军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诈降的手段是可一不可再的，到时候，九门至常山一线注定要落入燕军手中。
进而言之，没有了郭子仪和李光弼，河北迟早是史思明的天下！
八月初，史思明再度发兵进攻九门，于十日攻克。城陷之日，史思明疯狂报复，屠杀了数千人。随后，燕军乘胜进围藁城。二十日，藁城陷落。
九月初一，史思明进攻赵郡，于五日攻陷，随即猛攻常山。十天后，常山陷落。燕军再度屠城，又杀了数千人。
随着常山等地的相继陷落，河北唐军的士气又一次落入了低谷。
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他就是一直在平原郡坚持抗战的颜真卿。
得到消息后，颜真卿惊喜交加，马上写了一道奏表，封藏在“蜡丸”（古代传送秘密文件的惯用方式）中，派人送到了灵武。肃宗见表，随即颁布诏书，对颜真卿及河北军民的坚贞和勇毅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鼓励，并加封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保留他的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等职，然后同样以蜡丸形式把诏书下达到了平原郡。
颜真卿接获诏书，立刻命人传谕河北诸郡，及河南、江淮等地。
直到此时，大河南北的李唐臣民才知道年富力强的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为帝，人心顿时大为振奋，抗击叛军的意志也越发坚定。
就在肃宗的诏书下达河北之前，郭子仪已经率领五万朔方精锐回到了灵武，原本兵少将寡的肃宗朝廷立刻变得兵强马壮。李亨大喜，当即擢升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二人都兼任同平章事，且原任的职务全部保留。
随后，李光弼与郭子仪分兵，率五千人马进驻太原，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攻河东。
很显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此次回师，对于困境中的肃宗李亨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自从叛乱爆发以来，郭、李二人就成了唐军的一面旗帜，也是朝野瞩目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能够在新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及时归至肃宗麾下，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增强了新朝廷的实力，更是在政治上极大地增强了肃宗朝廷的号召力。可以说，直到郭、李兵团的到来，肃宗朝廷才终于摆脱了草创时期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初步具备了一个戡乱朝廷应有的规模和实力。“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灵武，一座普普通通的西北边塞，如今却聚焦了天下人的目光，承载了李唐臣民的全部希望。
在这个四海分崩的非常时期，它已然成为帝国的灵魂。
长安乱
正当肃宗李亨在灵武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同时，沦陷的长安却在经受着一场可怕的灾难。
最惨的，当属滞留长安的李唐皇族。
燕军入据长安不久，安禄山就下令孙孝哲捕杀了霍国长公主（玄宗的姐妹）和众多的李唐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等。令人发指的是，安禄山的命令并不仅仅是把这些天潢贵胄一杀了事，而是杀完之后还要剖腹掏心，把一颗颗血淋淋的心脏挖出来祭奠他的长子安庆宗。此外，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素所憎恶的那些王公大臣，基本上也都死得很难看。燕军当街用铁棒打烂了很多人的头颅，致使他们脑浆涂地，鲜血横流，其状惨不忍睹。据说前后有八十多人死于非命。
在安禄山的恐怖统治下，不光是李唐皇族和王公大臣遭遇灭顶之灾，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听说玄宗逃跑时，长安百姓趁乱哄抢了很多财物，便以此为由，命军队和各级衙门天天出动，四处抄家。凡是家中藏有些许财物的，一律没收家产，并将其逮捕治罪。而且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会受到株连。一时间，“连引搜捕，支蔓无穷”，致使“民间骚然，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理古今皆然。虽然长安百姓没有像燕赵民众那样大范围地揭竿而起，但他们也自有抗暴的手段。
大多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跟燕军展开了心理战。当他们得知太子李亨自马嵬分兵北上后，就天天传播小道消息，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随时会南下克复长安。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跑到街上，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太子大军来啦！太子大军来啦！”
长安百姓自发的这种心理战让燕军苦不堪言。白天，每当燕军望见北方的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就以为是唐军杀来了，于是一个个惊惶奔走；晚上，他们经常会在睡梦中被街上那几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惊醒，而醒来后便再也不敢入睡。总之，在长安百姓的频繁骚扰之下，燕军官兵基本上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日子一久，很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
除了心理战之外，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也组织了许多地下抵抗力量，今天干掉一支巡逻队，明天杀死几个斥候兵。虽然每一次的动作都不大，但却神出鬼没，让燕军防不胜防。燕军也曾经发动过几次清剿，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抵抗力量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刚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让燕军伤透了脑筋。
燕军刚进入关中时，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京畿地区，而且北抵洛交（今陕西富县）、西至扶风（肃宗即位后改名凤翔，今陕西凤翔县）。
可到了后来，随着抵抗运动的不断兴起，燕军不得不大幅回缩战线，其力量所及，北不过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南不过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基本上只据有长安一座孤城。燕军小股部队只要敢迈出长安西门，就随时有可能被抵抗组织灭掉。
正因为长安和关中百姓这种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才使得燕军被牢牢牵制在京畿地区以内，既不能西进追击玄宗，也无法北上进攻灵武。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此，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才能通过襄阳西上，绕道上郡（今湖北郧西县），再通过凤翔中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玄宗所在的成都和肃宗所在的灵武。
对于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李唐王朝而言，这条运输线无疑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肃宗李亨才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并打响一场匡复社稷、重整山河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凤翔太守正是诛杀虢国夫人的原陈仓县令薛景仙。肃宗即位后，第一时间就提拔了他，让他坐镇凤翔。事实证明，肃宗的这项人事任命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凤翔的战略地位异常突出，它既是防御燕军西进的一座桥头堡，更是帝国财赋运输线上的一处重要枢纽。而薛景仙到任后，屡次击退了燕军的进攻，牢牢捍卫着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为危机中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关中抵抗运动的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开始动摇了。
首先叛离燕朝的是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同罗将领。
他料定燕军不可能在长安长久立足，于是便瞅准机会，拉着麾下的五千骑兵逃离长安，跑到了朔方。不过，他并不是想跳槽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地的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山头。也就是说，他既不想再给安禄山打工，也不愿意给李隆基或李亨打工。
肃宗李亨当然不会容许这个胡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割据。所以，阿史那从礼刚一到朔方落脚，李亨就暗中派人去游说他的部众，千方百计进行劝降。结果，还没等阿史那从礼有所动作，手下的一大帮人就被李亨忽悠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