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惟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若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算是善用柔道了。关于柔之为用，《老子》早就有过经典的论述，汉代刘向的《说苑》记载的韩平子与叔向的对话也意味深长。韩平子问叔向说：“刚和柔哪个更坚固？”叔向回答：“我年纪已经大了，牙齿已经完全脱落，而舌头还存在。老子曾经说过：‘天下最柔弱的，能够进入到最坚固的境地。’又说：‘人活着的时候是很柔弱的，死了以后变得坚硬。万物草木活着的时候柔弱脆嫩，死了以后就干枯。’由此看来，柔弱的是属于活着的一类，强硬的是属于死了的一类。活着的如果被损毁就一定能够复原，死了的被破坏就更加趋向毁灭。由此看来，柔弱比刚强还要坚固。”平子说：“说得好！那么你顺从哪一点呢？”叔向说：“我是活着的，为什么要顺从刚强呢？”平子说：“柔弱难道不是脆弱吗？”叔向说：“柔弱的东西打成结不至折断，有棱角也碰不掉，怎么能算是脆弱呢？上天的意旨是让微弱的取胜。所以两军相遇，柔弱的一方一定会战胜另一方；两仇互相争利，柔弱的一方能够获取。《易经》上说：‘天象的规律是损满盈以增益谦虚，地上的规律是改变满盈而流向谦下，鬼神降灾给满盈而赐福给谦让，人世的规律是厌恶骄傲而喜欢谦逊。’只要能抱着谦逊不自满的态度，虽然柔弱，也会得到天地鬼神的帮助，哪里能不得志呢？”平子说：“说得好。”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得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却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人们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
71.以退为进才能站稳脚跟
人生的成败与进退之术有很重要的关系，不善进退者，很容易在该进时退，在该退时进，自然会成为失败者。我们知道，急进者常常会自以为聪明至极，所以冒进结果往往是失败。因此，进是基于摸准对方心理的行为。只有摸准对方，才能进行有效的行动，这是人生成功的基本道理。有头脑的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即摸透对手的弱点，以退为进，把“退功”发挥得淋漓尽致。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当上大司马。辅政才一年多，成帝就去世了。哀帝即位，39岁的王莽成了先帝老臣。一朝天子一朝臣。王莽应该退位，让新的天子组织新的朝廷。太后就诏令王莽就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汉代制度，刘氏子弟封王立国，如刘濞立为吴王，管三郡五十三城，称为吴国。景帝子刘端立为胶西王，则有胶西国。有王有国，所谓“王国”。这些都是诸侯王、诸侯国，与大一统的国家是不同的概念。大的诸侯国像吴国管三个郡，小的如胶西国只有一个郡，刘端死后，胶西国改为胶西郡。汉武帝时，胶西与城阳、甾川、济南、济北国合并为齐郡。从《汉书·地理志》中可以看到，郡所属的县，也称国，或侯国。如汝南郡所属的阳城、安成、南顿、宜春、女阴、弋阳、上蔡、项、归德、安昌、安阳、博阳、成阳等县都是故国或汉代侯国。被封为列侯的，就有一个地盘相当于县那么大，属于其统治范围，每年从在这地盘上生活的百姓那里收取租税，供自己消费。这就是侯国，也简称国。在自己的国中有自己的宅第。许多封了侯的人并不在自己的封地上生活，而是到朝廷参予政事。有些诸侯王也在首都居住，并没有到封地上。有时，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不让列侯参予政事，就要遣送他“就国”或“就第”。如果有罪，那就“免为庶人”，更严重的罪行，就要法治。“就国”是保留爵位，免去官位职权。“免为庶人”，就是取消爵位，成为平民百姓。
太后要王莽“就第”，就是要王莽回到封地去。王莽封的是新都侯，地址是南阳新野的都乡，居民1500户，每年可以从这些居民中收到一定数量的赋税。他当大司马时，俸禄比较高，他就将封地上收来的赋税（邑钱）全部用于招待士人，表现他尊贤礼士的志向。当太后要他“就第”时，他就“上疏乞骸骨”。臣子向皇帝写信，就叫上疏。“乞骸骨”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殊用语，是官员向皇帝提出辞职退休的意思。乞求皇帝允许他将骸骨带回故里或封地。
刚即位的哀帝派遣尚书令告诉王莽，说明不同意他辞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后请求，说“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王莽不管事，皇帝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太后又令王莽干事。似乎在皇帝请求、太后允许、各大臣拥护下，王莽才出来辅政。这么“乞骸骨”，提高了身份，更巩固了他“大司马”的地位。在身处各种角逐场中的人，常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危机。我们从历史上看到，李斯得到秦始皇的信任，却死于秦二世手里，贾谊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却遭一批老臣的排挤。有赤诚之忠心者如比干、如屈原、如伍员、如蒙恬、如晁错，尽忠而死者比比皆是，因而留下了美名。文天祥的两句诗对此作了概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狡猾手段的如赵高，如后来的秦桧之流，虽然曾经一时得势，终究不能长久，也常有大祸临头的时候。因此，子石登吴山而四望，感慨而叹息：“欲明事情（说真话），恐有抉目（伍员）剖心（比干）之祸；欲合人心（附和当政者），恐有头足异所（纣四臣）之患。”可见，君子常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中。后人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
王莽身居“三公”的大司马之位，又是太后的侄儿，似乎非常稳当了，而突然遭变，则出乎意料。当时，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和母亲丁姬都健在，高昌侯董宏拍皇帝的马屁，提出：“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儿子当了皇帝，亲生母亲丁姬应该有尊贵的称号。秦始皇的生母夏氏和养母华阳夫人，在秦始皇即位以后都称为太后。意思是说丁姬也应当尊为“太后”。这时左将军师丹和大司马王莽共同攻击董宏，说他引亡秦作比喻，是“大不道”。哀帝新接班，采纳老臣的意见，“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强迫哀帝给她上尊号。哀帝就将傅太后尊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这时有人又提出：定陶共皇太后中的这个“定陶”番号与皇太后这个大号不协调。应该去掉“定陶”这个番号，许多人表示同意。但哀帝的师傅师丹不同意，用定陶是妻从夫之义。定陶共皇的妻子当然要用定陶共皇太后。定陶共皇名义已经先确定了，就不能改动。儿子不能给父亲授予爵位，这是对父母的尊重，怎么能改动父亲的爵号呢？这自然只是一场争论。后来有一天，皇帝在未央宫设宴，主持者为傅太后安排一个座位，靠在太皇太后旁边。实际上，傅太后与元太后处在同等尊贵的地位上。王莽去视察，发现这种安排，认为傅太后是藩妾（指定陶），怎么能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列，就让主持者撤去这个座位，在别处另设一个座位。傅太后知道后，大发雷霆，不肯赴宴，痛恨王莽。
王莽怎么办？他再一次“乞骸骨”，希望还像上次那样，有太后和其他同僚出面保荐，皇帝真诚挽留。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没有谁敢于出面保荐，皇帝也没有挽留他的意思，赐给他黄金500斤，安车驷马，罢掉大司马的职务，不到40岁就回到自己的封地养老去了。王莽走后，公卿大夫大多称颂王莽的政绩，皇帝耳软，又加恩宠，派使者到王莽家，又将黄邮350户加封给王莽。两年后，傅太后、丁姬都称尊号，这时，丞相朱博就出来翻老账，说王莽当时反对给傅太后、丁姬上尊号，是亏损孝道，应该斩首示众。幸蒙宽赦，也不应该有爵位，请求免为庶人。朱博主张取消王莽爵位。这时，皇帝心软，王莽又与太皇太后是亲属关系，不同意免为庶人，只是遣他回自己的封地去。宫内有傅太后经常发难，朝廷上有丞相朱博这一类人揪住王莽不放松，别人也帮不上忙，连太皇太后也感到无能为力，汉哀帝也逐渐向傅太后屈服，而王莽的处境就十分困难了。
尽管在不利的情况下，王莽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首先采取杜门谢客的办法，夹着尾巴做人，少跟外人来往，避免惹是生非。其次，处事谨慎，严以律己，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荻杀了奴仆，王莽狠狠地责备了一番，还要他自杀。这也是逆境中自我保护的一种办法。第三，王莽回到新都封地时，南阳太守派孔休为王莽服务，王莽患病，孔休做了护理工作，王莽很感激，就将玉器和宝剑送给孔休，孔休不肯收。孔休可能怕因此受到牵连，这也说明王莽当时的处境。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退为进之道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稳妥的办法。这一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退”千万不可以是逃之夭夭，而是进之前的能量蓄积。
72.避开锋芒见机智
处于对立面的双方，因实力不同，自然有强弱之别。弱方如果强己所难，则可能一败涂地；相反，如果能躲闪锋芒，迂回前进，不失为一种成事的机智，这是其一。其二，人与人之间因矛盾尖锐也要学会避开锋芒，以防重创。
我们不妨看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