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谁都不希望失败，都希望平平安安。但社会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这要求会避祸。刘伯温通过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刘伯温认为：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患。窝藏隐埋暗昧之事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对于“避”字诀的理解，他也有精辟的探讨。
刘伯温在《郁离子》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郁离子忧郁不乐，须麇劝他说：“道义不能通行，这是天命啊，你何必为此而忧虑呢？”郁离子说：“我不是为这个啊，是担忧那航行在大海中的船没有舵手啊。大海是波涛聚积的地方，是狂风暴雨兴起的地方，鲸、鲵、蛟、蜃会集在那里，它们有像短矛似的锋刃，哪个不是在严阵以待？现在不忧虑，早晚会发生动荡，到那时我到哪里去呢？”须麇说：“从前太冥主宰不周山，河水冲进那里的山洞，山石将要裂开了，老童走过这里便为之担心，并告诉太冥说：‘山将要崩裂了。’太冥听了大怒，认为这是妖言。老童退去，又把这话告诉了太冥的侍臣，他的侍臣也大怒道：‘山怎么能崩裂呢？只要有天地，就会有我们的山，只有天崩地裂，山才会崩裂！’便要杀害老童，老童惊愕而逃。不久，康回路过这里，太冥没有清除山的隐患，又未加防护。康回大怒，用头触那山，山的主体像冰一样崩裂开了，山上的土石坍塌到深渊里，最后阻塞了那里。太冥逃走，后来客死在昆仑山的废墟，他的侍臣也都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如今您的忧虑，就像那老童的担忧一样，那又能把它怎么样呢？”
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常可以揣度出势态的发展。大家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经人点拨却仍然不知觉醒，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避”才是最明智的举动。
73.巧借他人之力，缓己燃眉之急
一个明其一生者，大都为善借者。他们总能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创造条件，在有条件的时候，利用条件。对于这些人来讲，做任何事情，如果能巧借他人之力，缓己燃眉之急，就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常常在这方面动脑筋。
唐高祖李渊西进关中时，除了正面的隋军外，还存在着左侧东都洛阳附近李密的威胁。但他找到一条神秘的借人之道！
李密是西魏大柱国之一李弼的后裔，袭爵蒲山公，长期受隋朝廷的排挤。曾因参与杨玄感起兵被捕，逃脱后，投奔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扩大起义军武装，出谋划策连败隋军，击毙隋将张须陀等方面，李密作出了贡献，提高了名望，野心也随之暴露出来。不久之后，他谋害了瓦岗军的农民领袖翟让，窃取了义军的领导权，掌握了全部军队。此时的瓦岗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并齐济间渔猎之手，善用长枪”，而且已获取了隋王朝大批的良马，装备精良，同时又据有了洛阳周围的几个大粮仓，粮饷充足，成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
李密与李渊相比，贵族身份相仿，虽然政治地位不如李渊，但此时的实力却大大超过了李渊，也有西入关中，夺取全国最高封建统治政权的欲望。所以李渊进军关中，顾忌左右的李密是必然的。为此，李渊在进军途中就致书李密，要求联合。李密自恃兵强势盛，便以欲为盟主的身份，派人给李渊送去复信，书信中说：“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惟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并要求李渊亲率步骑数千到河内，面议并缔结盟约。
李密在信中以盟主自居，力图在政治上先声夺人，居于优势地位，李渊岂能识别不出？但由于形势所迫，不允许他与李密一论高低。当务之急是设法稳往李密，使其牵制东部隋军，对他抢先占据关中，稳固自己的地位，促使国中政治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都是极为有利的。正像他收到李密书信后笑着所说的那样：“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仡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部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出于此种策略，李渊便毫不犹豫地决定暂时承认李密为盟主。为骄李密之志，故意“卑辞推奖”，令记室温大雅给李密复信说：“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所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弟早膺图，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揖；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在信中，李渊一方面吹捧李密，称他为当今天下救世主；一方面自称年老力衰，将来若能得封于唐，已很满足了。借此来掩盖自己的政治欲望，然后又以安揖汾晋地区为借口，隐蔽自己抢先进入关中的意图，并婉言谢绝去河内郡会盟。这样一封假情假意，并且弦外有音的信，却使“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自此李密专意集中兵力对付隋军和王世充的军事力量，对李渊进军关中完全不闻不问，李渊在策略上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不仅为李渊父子进入关中和其后经营关中及四川等地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当山东群雄与隋军逐鹿中原时，李渊父子却得以稳居关中，毫无顾忌地扫荡西北地区的割据武装并镇压农民起义军，同时积蓄力量，注视关东鹬蚌相争的势态，以适时收得“渔人之功”。
一个“借”字，奥妙无穷，但它仅属于智者，却不属于愚者。智愚之别往往就体现人生几个关键点上，“借”为其一。
74.众人拾柴火焰高
“众人拾柴火焰高”，讲的是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合力，产生出强大的威力。做人办事要想成功，就应当善用此道，以便把本来难以办成的事办成。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外交政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刘备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他在《隆中对》说道：自董卓以来，各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更是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不大兵不多，但曹操能克制袁绍，以弱胜强，这不仅仅只能归于天时，重要的还在于人谋。如今，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点是我们所无法抗衡的。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力较强，且拥有众多贤能之人。所以，我们只可与援而不可争锋。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用武之地，但是其主不能守，将军可以把它夺过来。益州地形险要，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所以高祖才因此而成功帝业。刘璋之地，民殷国富，却不知存恤，那些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是帝室后代，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如果利用机会将荆州和益州争夺过来，然后再将其加以巩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则我们的江山就十分稳固。即使天下真的有变，可命一上将统率荆州之军，直捣洛阳，将军自己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一来，百姓还有谁敢不真诚迎接您呢？果真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家王室可以兴盛了。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刘备并没有完全采纳，尤其是在对东吴的政策上，刘备失去了重要的战略阵地。公元219年7月，关羽发兵进攻樊城，且节节胜利，曹操的樊城守将于禁投降，庞德也被擒杀。同时，关羽又出兵攻打襄阳。曹操开始震惊，便亲来洛阳指挥战斗，并曾因许都离前线较近，而打算将首都迁到邺城，后来怕因此引起人心动摇，便又停止了迁都计划。除了正面对付关羽，曹操很注意拉拢东吴。因为吴蜀之间为争夺荆州，确有矛盾。荆州是三国时代的战略重地，所以，当时的魏蜀吴三国都在争夺荆州。就孙权方面而言，刘备得益州之后，势力开始强大，如果再占据荆州，势必在他的建业上游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如何安心？再加上吴国的君臣对于荆益二州也是觊觎已久，如若落在刘备之手，他们的心里也很难平静。所以，当曹操写信给孙权，许诺割江南之地予孙权时，孙权便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派吕蒙率兵偷袭关羽的根据地江陵，同时也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袭杀关羽，并请求曹操不要将此军事秘密让关羽知道，以免关羽早有准备，计划外泄。这样，孙权就站到了曹操一边，形势对关羽当然不利。
不久，曹操增派十二营兵马到宛县前线，由徐晃统一指挥，开始???关羽进行反攻。这时，吕蒙偷袭江陵已经得手，关羽知道后便迅速撤退，归途中军队溃撤，大军还没有退到江陵，关羽即在十一月间被孙权擒杀。这样，曹操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消灭关羽，不但解除了襄樊之威胁，同时也使蜀汉失去了荆州重要的战略基地。以后诸葛亮几度对魏用兵，只能出秦川一路，而无法“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蜀汉的两面钳夹攻势，也便从此流产。此后，形势对曹魏方面是极为有利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刘备对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至少没有缓和对吴国的关系，一向小视东吴，对吴蜀联盟根本不重视。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助阿斗执政，将全部精力放在改革内政与对外关系问题上。诸葛亮始终主张联吴抗曹。他深知，以弱小之蜀国，与强大的魏国为敌，非先联络好吴国不可，将吴国联络好之后，即使吴国不和蜀国一同攻魏，蜀国也可无东顾之忧而全力对魏，于是，魏便不得不以一部分兵力来防范东吴。正是从此考虑，在辅政之初，诸葛亮便派邓芝出使吴国，重申旧好。孙权开始时迟迟不见。邓芝便上表说：“我今天来贵地，并非仅仅只为我蜀国，同时也是为您吴国的。”这样孙权才接见了邓芝，邓芝详尽地阐述了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思想。邓芝说：“吴蜀两国，四州之地。蜀国有重要险阻，牢不可破，吴国也有三江贯通，可阻外敌，如果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就会进可并吞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大王如果委质于魏国，那么魏国便上望贵国入朝进贡，下求太子之内侍。您若不从命，则说您是叛乱而兴兵讨伐，我蜀国也必然会顺应潮流，见机行事，争夺地盘。这样一来，江南之地便不再是大王所有的了。”
孙权觉得邓芝讲得很有道理，便决定和魏断绝关系、与蜀联合。从此吴蜀盟好多年，为诸葛亮大举兴兵攻魏，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就是到了终蜀之世，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没有中断。实践证明，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这样来设想：倘若刘备当初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坚定不移地执行联吴抗曹政策，关羽不被孙权杀害，荆州之地为蜀汉所得，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三国鼎立的局面又会如何演变发展呢？这就很难断言了。
通过上例，我们可以发现，“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成事之法的巨大威力之所在。
75.胆识越大，手段才越厉害
制服对手靠胆识，胆识决定手段——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终至大胜；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
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正因为具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一贯到底。
所谓“三藩”，指的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其子耿精忠。尚可喜、耿继茂的父亲耿仲明以及孔有德原来都是明将毛文龙的部下，明蓟辽总督袁崇焕肃杀毛文龙后三人辗转流徙，最后投降后金（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初，清廷根据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尚可喜、耿继茂驻镇广东（次年耿改福建）。“三藩”分驻为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及有效抵御郑成功的进攻起到了应有作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恶性膨胀问题。除垄断地方军政大权外，“三藩”还各处把持驻地财源，搜刮、鱼肉当地人民。吴三桂不仅据有明永历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而且将明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庄田作为自己的藩庄，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
尚、耿二藩也是如此。他们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攻占广州后，便创设“总店”负责征收苛捐杂税。“三藩”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加剧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随着统一大业的初步实现，这种矛盾关系变得日益尖锐。为消除“三藩”割据之患，康熙亲政后不得不认真考虑撤藩问题。
实际上，在正式撤藩以前，清廷已开始采取限制措施，以达到逐步削减“三藩”权势的目的。一是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以节制其权；二是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和六年（公元1667年）二次裁减云南绿营兵额以削其势；三是于康熙四年、六年严申藩下官员欺行霸市、与民争利的禁令；四是于康熙六年五月批准吴三桂以有眼病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请求，并于次年趁其亲信卞三元回旗养母之机，另派汉军正蓝旗人甘文任云贵总管，并规定藩下人员不得任督抚等。
康熙铲除鳌拜后，更加紧进行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以提高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撤藩的准备工作。在康熙的努力下，撤藩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在“三藩”之中，尚可喜是惟一一个愿意告老归乡的人。他在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就以四境已安、自己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回京调养。两年后又再次请求将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种，或回辽东故地筑居安插，但因当时广东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清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初，尚可喜年届七十，眼见朝廷对藩镇疑心日重，便上疏请求带两佐领官兵为随护，率藩下闲丁等二万余口归老辽东；同时让儿子尚之信袭其王爵，带兵继续镇守广东。清廷认真讨论后做出了全藩撤离的决议。
吴、耿二藩听到尚藩撤离的消息后大受震动。他们为试探朝廷态度，消除清廷对他们的怀疑，也于七月初上疏请求撤藩。出乎吴三桂意料的是，康熙接奏后即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
吴三桂等请求撤藩本是试探之举，现在眼见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叛清廷。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扣留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标榜兴复明朝，起兵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