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思想，古已有之。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楚汉相争的史实人所共知。无论论个人的武功，还是军队??力，刘邦都远不及项羽；刘、项之间历经百余战，起初刘邦屡战屡败，后来终于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夺取天下。究其原因固然种种，但其中有一条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刘邦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项羽虽有过人的武功，但不过是匹夫之勇。刘邦与群臣议论战胜项羽的原因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就是说：在出谋划策方面，我的能力不如张良。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筹措粮饷方面，我的能力不如萧何。在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方面，我的能力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物，我能够恰当地使用他们，这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呢？手下只有一个范增是个人才，还不能发挥他的作用，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
易牙、开方、竖刁三人都是桓公的宠臣。易牙长于调味，善阿谀奉承，他杀其子做汤献给桓公，而爱子是人之常情，易牙为讨好桓公竟忍心杀子做汤，他对子残忍如此，哪能爱桓公。故管仲说“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开方是卫国太子，他抛弃千乘之尊的地位，来到齐国卑事桓公，必有所图谋，故管仲说：“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竖刁当太监，是他自愿阉割进宫的，而爱自己的身体是人的常情，竖刁对自己如此残忍，哪能忠于桓公，故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说出三人都“非人情”不可用的理由，桓公也同意，管仲便将这三人驱逐，可是，没有这三人在身边奉承，桓公心情很不愉快。管仲死后，桓公认为管仲做得太过分了，于是，召回三人复用，让他们掌握大权。翌年，桓公有病，三人趁机相与作乱，他们堵塞宫门，建筑高墙，禁止出入。有一妇人攀过墙到桓公住处，桓公饥要吃的，妇人说没有；桓公渴要水饮，妇人说没有，桓公问其故？妇人说：“易牙、竖刁等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桓公这时悔不听管仲的话已经迟了，他痛哭流涕，叹气说：“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哉！”桓公就这样无食无水饿死于寿宫，他因羞见仲父管仲，临死前以衣袖蒙其面目。因当时易牙、竖刁等扶立公子无诡作乱，屠杀诸大夫，太子昭已逃奔梁国，桓公死尸无人管，时间长达67日，他的尸体腐烂生虫，尸虫爬出户外。
齐桓公是春秋时英明有为的君主，但易牙、开方、竖刁等以“杀子”、“倍亲”、“自宫”事奉他，极尽其献媚之能事，服侍得桓公舒舒服服，使桓公感到一日没有他们在身边便闷闷不乐，虽曾同意管仲言将之驱逐，后终于召回，致自取其祸，身死尸生虫无人管，这是桓公的悲剧！但也可见媚术之能迷人，英明如桓公还受其蒙蔽。因此，对于媚者，人们要提高警惕，以免受其害！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曹操将出征袁尚及三郡乌丸，其麾下诸将担心刘表会趁曹操远征使刘备偷袭许都，郭嘉却料刘表不会有所作为，他说：“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后果如其言。
曹操远征时，刘备说刘表使袭许都，刘表不听。及曹操远征得胜回来，刘表后悔并对刘备说：“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矣。”刘备说：“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当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者也。”（《汉晋春秋》）其实，以后有机会，刘表也照样让它溜过去，刘表无所作为，正如郭嘉所说：一是“表，坐谈之客耳”。他是以守境为满足，没有远图之志。刘表据有的荆州之地，是用武之地，乘人之弊以展鸿图的机会有的是，而刘表始终计不及此。当曹操、袁绍相争，他不助绍也不佐曹，而是保守中立，以观天下变。但即使天下变，刘表也不变不动，只是“观变”而已。及曹操破袁绍，统一北方，知曹操将南下，荆州将危，这时他才后悔不听刘备偷袭许都之计。而也只是后悔而已，他也无所图谋。结果是坐以待毙。二是刘表对刘备有所忌，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表面上虽厚待刘备，始终不予重用。他留刘备只是为助其保境而已。因郭嘉从上两方面看透刘表其人，因而认为刘表不会使刘备袭许都，故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为人处世，不能自以为是，因为人总有长短，要善于“学人长，补己短”，才能以实际的态度对待自己，获得人生进步。
12.自己明白究竟要做什么
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始终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什么。而且，他们在做事时并不一定是大张旗鼓的，也从不张扬，却是不露痕迹之中把要做的事情做了。
清代雍正皇帝的观点是“不必露行迹”，然而他却始终能让事情按着他想好的路子发展，这说明他深谙操纵胜局的奥妙。
在雍正同众兄弟的激烈争斗中，雍正目标既定，便稳扎稳打，逐步控制了主动权。特别是在打击允礻我一事上，更能见出雍正控制局面的高超心智。
雍正即位之初，允集团外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即皇十子敦郡王允礻我。雍正即位前的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帝为了树立皇帝的威权，以原有八旗都统副都统“起家微贱、专意循庇、耽于安逸、旷废公务”为由，指定皇子淳郡王允□接管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指定十皇子敦郡王允礻我接管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指定十二皇子贝子允祧接管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
康熙帝派皇子管理旗务，兼任都统，意在削弱王公大权，使八旗军权进一步直属皇帝统辖。然而雍正即位后，却无法再允许这种局面继续存在。因为允□、允祧、允礻我是受康熙之命接管旗务，又与雍正是兄弟辈份，如长期任其延续，必然会被认为是新的旗主。特别是在康熙去世前，允祧又接管了镶黄旗满洲都统一职。这样一来，原来属于皇帝的镶黄、正黄、正白这上三旗，就成了允礻我诸兄弟的天下。显然这对雍正的皇权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么雍正是如何削弱他们的权力的呢？
早在雍正称帝前，允礻我就依附允而与雍正对立，危险性很大。因此在雍正即位之后，允礻我就自然而然、首当其冲地被列为打击对象了。雍正即位十天后，开始着手全面撤换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都统，并命自己的亲信马尔萨、伊都善等人分别接管了正黄旗事务。这样，允礻我就被孤立起来了。此后，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进京拜谒康熙灵柩，一病不起，死在北京。雍正巧好借此时机命允礻我护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灵龛回喀尔喀（今外蒙古一地区），以将他与允等人分开。当时允礻我不愿意离京，先是以没有力量准备马匹行李为借口来进行推托，等到出发以后，走到张家口就不肯再走，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得知此讯，雍正向当地的总兵官许国柱下了一道密旨，要许国柱不要给他一点体面，若他下边人稍有不妥，即可一面将其锁拿，一面上表奏闻。并反复交待务必给他找出几件事情来，不可以徇一点儿情面。
在雍正的授意下，张家口总兵官许国柱不久奏报：允礻我属下旗人庄儿王国宾“骚扰地方，拦看妇女，辱官打兵”，已经锁拿看守。并奏报说：允礻我奉旨派往蒙古，不肯前往，竟在张家口居住。雍正借此机会给允出难题，命令他议奏处理。允提出，立即给允礻我下令催促继续前进，并罚与允礻我同行而对其逗留张家口不加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对允处分允礻我的建议非常不满。他说：允礻我既不肯前行，何必非让他去！额尔金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听，处分额尔金又有何用？很明显，雍正这是故意将允的军。假如允处理不当，袒护允礻我的话，雍正恰好借此将允一并治罪。因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允只好奏请革去允礻我的郡王爵位，抄没其家产，并交由宗人府永远监禁。雍正随即同意了允的奏请，将允礻我调回京师，革去其王爵，永远监禁；此后又派人抄没他的家产，结果竟查出金银60多万两，此外房屋器皿尚不计算在内——这就是说，此前允礻我离京时声称无钱买马原本就是一种托辞，是故意在同雍正对抗的。
综上所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雍正这步借刀杀人棋走得多妙。首先，他没有直接打击允礻我，而是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死在京师一事，命令允礻我护送灵龛去蒙古，这样一来允礻我虽被发难调离了京师，却让旁人拿不住雍正对他发难的把柄。然后，雍正才开始寻找允礻我的罪证。当罪证拿到手后，他又把这个“球儿”踢给了允，以借允之口惩治允礻我——也就是说，假如允袒护允礻我，必然也会招致雍正的打击；而在另一个方面，假如允提议惩治允礻我，雍正不但会立即同意允的主张，同时还会让旁人认为允礻我的获罪是允一手造成引起的——因此???当时的允处境肯定进退两难非常尴尬，正应了一句老话：“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此亦是非，彼亦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