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边读边悟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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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君子所为谋道行道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卫灵公第十五

孔子说:“君子谋求学道行道,不谋求衣食。去种地,会常常挨饿;去学习,可以获得俸禄。君子担心学不成道,不能行道,不担心贫穷。”

【感悟一点】

孔子这段话的实质,讲的是人生的目的、意义、理想、信念的定位问题,是人生修养的境界问题。作为君子、士人,任务就是修道,为社会为国家效力,并依据“道”提出治国的办法。当然,修道、维护道是一种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理想与现实经常会有差距,甚至会产生冲突。正是基于理想与现实会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主张。它能赋予以道自任的君子、士人以生命力和抗争力,使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挫折、颠沛之时能保持一种完整的人格尊严,保持理想,弘毅精神。这,或许正是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

范仲淹先忧天下

孔子关于“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主张,并不是对人的空头说教,可以说是他从自身的人生体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生活准则。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一生。他自己曾经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是此四项的内涵,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

饱蘸着人生甘苦浓汁,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不但鞭策着他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启迪着后人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才华以至热血。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深刻地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阔大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也充分展现了作者崇高的人格宽广的胸怀。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西分阝州人,后来迁往江南定居,就成了苏州吴县人。

范仲淹刚两岁的时候,父亲便逝去了,母亲改嫁到淄州长山县朱家,他也就跟着姓了朱名叫朱说。范仲淹在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当他渐渐长大起来,知道了自己的家世的时候,深感悲苦,就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应天府,投靠到同文的门下学习。他昼夜不停地苦读,冬天疲乏到了极点,竟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来度日。后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便恢复了原来的范姓,又调移楚州粮料院作监。一参与政事,他即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任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等。

范仲淹通晓六经,尤以《易》经为专长。很多学习儒家经典的人,都来向他请教、问业,他捧着经书为人们讲解,从来不知疲倦。他还曾经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饭食,供给前来求学的各地游士,以致自己的孩子们衣履不整,出门时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较好的衣衫,而范仲淹对此竟处之泰然。每当谈论起天下大事,他都慷慨激昂,当时士大夫间注意品格修养和讲究节操的风尚,正是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开始形成的。

天圣七年,范仲淹因上书谏请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被迫受命离京,往河中府去做通判;后来又调到陈州做通判。自己虽由京官贬为郡官,但关心朝政,劝谏朝廷体恤民情,勤政爱民的热望不减。那时,朝廷正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师,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上奏说:“不久以前,昭应宫、宁寿观接连毁于火灾,上天的惩戒过去才不久,如今又大兴土木、破费民产,这可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事情,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景征购木材的数量,以及免除民间在这方面的上贡积欠。”他又说:“受到宠幸的人,不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手续,纷纷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不是太平之象。”这些意见虽然未被采纳实行,但宋仁宗却也不得不承认范仲淹心地忠诚。

有一年闹大蝗灾、大旱灾,江南路、淮南路、京东路的灾情特别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大臣前往灾区巡视,没有得到答复。他就当面质问皇帝:“宫廷中的人如果半日不吃饭,会怎么样呢?”宋仁宗受其震动,便派范仲淹去慰问江南路、淮南路灾区。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饥民,并禁止灾民滥设祠庙祭祀天地鬼神;还奏请朝廷减免庐、舒州这一年应该上贡的折役茶,减免江南东路这一年应该缴纳的丁口盐钱;而且呈上一篇《救弊十事》的奏札,逐条论述了朝政诸弊。

范仲淹为人正直,刚正不阿,逐与宰相吕夷简不和,又因他屡次上书,批评朝政,惹得皇帝不高兴而将其再次贬出京城,后又调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对于个人的升迁去留或褒或贬,范仲淹从不计较。在新任上,他仍积极整顿军备,训练队伍,改变战略,当战则厮杀疆场;当和则加以安抚,不几年功夫就使西线边防稳定了下来。

范仲淹幼时贫困,后来官至龙图阁大学士,虽然富贵起来,但没有宾客在场时,一餐仍不吃两份肉菜。妻子儿子的衣食,也是刚够吃用。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在家乡还创置了“义庄”,用来赡养和救济那些无依无靠的本宗族的人。他待人十分亲热敦厚,并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他处理政事,最讲究忠厚二字,所到之处,多有惠民的德政。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待到他逝世时,各地听到噩耗的人,都深深为之叹息。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后人在他的碑上铭刻“廉洁俭约,克己奉公,直言尽职,利泽生民”等语。

范仲淹正是以倡导和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官场上树起了一座风范仲淹之碑,也开拓性地注释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光辉崇高的,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