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冲突公开化，引起了与中苏两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的严重不安。8月上旬，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到中国，直接前往北戴河，会见正在那里开会的毛泽东。他明确讲此行是来劝和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说基本上是好的。因为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我们的共同任务，需要加强团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使用国内对待右派的办法来对待他，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今年不灵，明年再讨论、再批评。明年不灵，后年再来。但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做法显然充满了愤慨。他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同印度相同了。对中国撤回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也好，中国没有专家，人会死光？我就不信。谈话中，毛泽东最重的一句话是：“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
不过，尽管毛泽东将赫鲁晓夫比之为中国的“右派”，甚至断言他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但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对中苏两党分歧仍然定位于人民内部矛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估计，中共中央接受了胡志明的劝和，响应苏共中央提议，于9月15日派出以邓小平、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两党会谈。但会谈从17日开始，一直开到21日，未能取得任何积极结果。
接着，从10月2日到10月23日，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为准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而召开的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争论了三个星期，两党分歧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但即便如此，在10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仍旧一致决定由刘少奇率团去出席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有80个党的代表团参加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张不放过这次正面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同时继续做争取两党团结的工作。会议决定，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成员包括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康生等四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刘宁一、廖承志、刘晓等三位书记处书记。同时从新华社、外交部、中联部抽调了相当数量的领导人和翻译来充任顾问和工作人员。会议决定，这次会议如果能够基本上达到目的，刘少奇就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访问苏联。毛泽东讲：81党会议上会有一番恶战，斗争可能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濒于破裂的边缘，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为此，斗争要讲策略，比如，刘少奇一般不要直接出面争论，位于二线，让邓小平和彭真站在第一线，如此便于转圜。
11月10日，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现在的时代不能只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只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不符合当代实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发生，但不能就此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裁军是防止战争的根本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具备可能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议会变成人民的议会；要注意防止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警惕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主义。如此等等，仍旧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党。根据原定的由邓小平出面反击的方针，14日下午，邓小平发言，指名道姓地历数赫鲁晓夫和苏联党的错误做法和错误观点，并迅速触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从邓小平发言后，接连几天，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卷入到争论之中，中共代表团再度处于被围攻的境地。
11月16日晚，得到刘少奇电报的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迅速研究了这一情况。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坚持既定方针不变，对会议声明必须坚持三条原则，即第一是坚持自己关于对战争要准备两手而不是一手的论点，第二是反对写上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第三是不接受说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提法，否则拒绝签字。为此，有必要做好破裂的思想准备。接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打来的电话后，刘少奇也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会议上明确讲，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不怕破裂。
激烈的争论一直进行到23日。这一天，赫鲁晓夫做第二次发言，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他一面继续肯定苏共二十大反个人迷信是正确的，一面开始承认当时时间紧迫，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尽全面；一面继续坚持说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面又反对说他主张走议会道路；一面继续强调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一面又承认要根本制止战争，只有靠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最后，他还专门讲了一段要团结的话，反对争论不休，主张向前看，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大家互相让步。针对这种情况，第二天邓小平的发言也降了温。
25日，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挑头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向中苏两党“请愿”，呼吁团结。其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也强烈地反对分裂，主张团结。中共代表团经过研究，当晚向中共中央请示，可否适度让步和妥协。28日晚，经过两天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从原先的条件上适度让步。
经过两天的商讨，中苏两党在共同让步的基础上，就所争论的问题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中国代表团也决定在有关文献上签字。12月1日，在激烈争吵了将近三周，与会多数党都认为中苏破裂不可避免之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突然春风满面地握手言欢，弄得几周来一直跟随赫鲁晓夫激烈攻击中国党的多数党的代表们莫名其妙，瞠目结舌。当日，莫斯科会议在通过宣言、呼吁书后，在一片“团结”声中落下了帷幕。已经滑到破裂边缘的中苏两党关系，奇迹般地暂时握手言和了。
此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开始有所缓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前夕。
十一、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周恩来提前离会抗议，中苏两党关系降至最低点
进入1961年，虽然起初中苏两党关系继续处于缓和状态，但很快由于两件事情促使中苏两党关系急转而下，并造成两党关系的最终破裂。
第一件事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的急剧恶化。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是在南共的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南斯拉夫一直想把阿尔巴尼亚变成自己的一个共和国。所以，南、阿民族矛盾很尖锐。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发生冲突，铁托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于当年与南斯拉夫断交，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尔巴尼亚发罗那建立了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赫鲁晓夫上台后，批判斯大林，调整对南斯拉夫政策。恩维尔·霍查既不满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也不满意赫鲁晓夫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1961年2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恩维尔·霍查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赫鲁晓夫则于3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那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友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那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转而向中共靠过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成为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苏阿关系急剧恶化，最初中共中央本着避免卷入苏阿争执的原则，两头劝说，竭力调和苏阿矛盾。但随着苏阿矛盾的加深，中国党最终向阿党伸出了援助之手。
8月，在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中国代表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至此，几个月以来难得的缓和的中苏两党关系，开始重新紧张起来。
早在7月24日，即苏联公布苏共新党纲草案一周之前，苏共将厚达112页的俄文党纲草案连同中文译文一并交给了彭真和杨尚昆。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中共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在8月23日至9月16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曾多次讨论过苏共的新纲领，认为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17、18两日，赫鲁晓夫先后作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阐述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指出从国内发展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将先于国家而消灭。同时，赫鲁晓夫还以苏共发现了更多的列宁生前批评斯大林、反对斯大林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文献，继续严厉批判斯大林。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赫鲁晓夫点名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指出阿尔巴尼亚还在继续执行斯大林路线，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血腥暴行”，宣称苏联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一切恶劣的东西，都以更坏的形式，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
针对赫鲁晓夫的报告，10月19日，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把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在第二天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欢迎，他们谴责了赫鲁晓夫“反马克思主义的谎言”。
为了表示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抗议，10月21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花圈上面分别题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和“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路线与中共的立场观点差距太大，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后，各国党对中共的指责声不断，又一次形成对中国党围攻的局面。于是，10月23日晚，周恩来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苏共的不满和中国党依然坚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24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以此向苏方表明中共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和态度。苏达利柯夫临时代办就此事向莫斯科通报说：与此前类似的迎送惯例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没有被安置在机场的20休息厅里，而是被礼貌地送到只有中国外交部官员所在的房间中。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周恩来显然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往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看到毛时感到吃惊，毛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在同到机场的苏联官员打招呼后，毛没有说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话，只有刘少奇道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语。苏达利柯夫评价说：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来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评定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回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以示中国共产党对阿党的支持和对苏共的抗议。但赫鲁晓夫不为所动，二十二大后，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此后，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明灯”。
在接下来的苏共二十二大中，留下来的中国代表团采取沉默的方式，不再更多地参与争论。
10月31日，苏共二十二大闭幕。赫鲁晓夫在闭幕式讲话中，就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性质等问题继续不点名地批评中共，驳斥中共领导人的指责。同时，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苏共中央还做出了令与会者瞠目结舌的决议，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从红场的列宁墓中迁出。决议称：“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在弗·伊·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很快，斯大林的水晶棺被从列宁墓中迁出，在列宁墓后面、克里姆林宫围墙脚下重新安葬。这表明斯大林不能享受像列宁那样的最高领袖地位，而只能把他等同于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
赫鲁晓夫的这个举动引起毛泽东的最大反感。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毕竟领导苏联30年，在世时享尽全党全国的拥戴与由衷赞美，死后却遭到赫鲁晓夫如此待遇，像赫鲁晓夫这样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人是十足的两面派、野心家，是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
从50年代后期开始恶化的中苏关系，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降到了最低点。
十二、苏共二十二大后，毛泽东断言苏共“变修”，中苏大论战开始，两党关系破裂